在快速變化的商業環境中，部分企業管理者過于追求業務拓展和利潤增長，忽視了內部財務制度的完善和合規建設。一些企業缺乏科學的內部控制機制，導致資金管理存在漏洞，為不法行為提供了可乘之機。例如，有的企業管理者法律意識薄弱，為了追求短期利益，將原本用于特定項目的資金擅自挪用至其他高風險的投資項目中，期望獲取更高的回報;有些負責資金管理的關鍵崗位人員，在面對各種利益誘惑時，逾越法律底線而將單位資金擅自挪作他用，凡此種種，客觀上都嚴重損害了企業利益，侵害了法律秩序。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知名企業及其管理者、高管均折戟于此，其中不乏世界500強企業及具有巨大影響力的知名企業家，實在是令人惋惜。筆者曾在他們風光的時候進行過風險提示，他們有的回復“過于謹慎成不了大事”，有的回復“我們企業家負責攻城略地，出了問題你們律師負責搞定”，有的回復“哪家企業不存在這樣的問題”，由此可見，許多企業家和企業管理者并未認識到挪用資金行為的嚴重性與危害性，并未把日常的法律風險防控放在心上，有的是對法律缺乏敬畏，有的是心存僥幸，等到問題暴露或者身陷囹圄時才異常懊悔，但悔之晚矣。

　　鑒于此，提升法律意識，深入且全面地理解與掌握挪用資金罪的法律規定，對于預防此類犯罪行為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一、挪用資金罪之“罪”

　　根據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的規定，挪用資金罪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的，或者雖未超過三個月，但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的，或者進行非法活動的行為。

　　從罪狀描述來看，似乎有些不太好理解，其實歸納起來就三種情形：

　　(一)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借貸給他人，數額較大，超過三個月未還

　　這里的前提是，挪用資金不是進行非法活動，也不是進行營利活動，而是進行其他活動，例如，某公司員工挪用單位資金100萬元，用于個人購房。需要重點關注的是如何理解“歸個人使用”和“借貸給他人”。

　　1.什么是“歸個人使用”

　　根據200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關于挪用資金罪有關問題的答復》、200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的解釋》，以及2022年最高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第七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這里所說的“歸個人使用”，包括以下三種情形：

　　①將本單位資金供本人、親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

　　②以個人名義將本單位資金供其他單位使用;

　　③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本單位資金供其他單位使用，謀取個人利益的。

　　第一種情形中，將本單位資金供自然人使用的，不需要區分是以單位名義還是以個人名義，但從實質判斷的角度來講，還是要看是個人行為還是單位行為，是為了個人利益還是單位利益。如2003年《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明確規定：“經單位領導集體研究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或者單位負責人為了單位的利益，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的，不以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上述行為致使單位遭受重大損失，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刑法的有關規定對責任人員定罪處罰。”雖然這里是講的是挪用公款罪，但挪用資金罪同樣可以參照適用，這是非常重要的出罪路徑。

　　第二種情形中，根據《紀要》規定“以個人名義”的認定也需要從實質上把握，不能只看形式，“對于行為人逃避財務監管，或者與使用人約定以個人名義進行，或者借款、還款都以個人名義進行，將公款給其他單位使用的，應認定為‘以個人名義’。”

　　第三種情形中，需要重點解釋的是何為“個人決定”及“謀取個人利益”。“個人決定”，一般需要從個人的職權范圍、單位的決策程序以及有無謀取私利三個方面來進行判斷，關鍵還是看“個人決定”是代表的單位意志還是個人意志，是為了單位利益還是個人私利。關于“謀取個人利益”，根據《紀要》的規定：“既包括行為人與使用人事先約定謀取個人利益實際尚未獲取的情況，也包括雖未事先約定但實際已獲取了個人利益的情況。其中的‘個人利益’，既包括不正當利益，也包括正當利益;既包括財產性利益，也包括非財產性利益，但這種非財產性利益應當是具體的實際利益，如升學、就業等。”需要注意的是，謀取個人利益是必備要件，也是關鍵性要件，往往決定了一個案件的罪與非罪。

　　2.什么是“借貸給他人”

　　“借貸給他人”的法律解釋并不及“歸個人使用”那樣明確，關于“歸個人使用”的三種情形是否包含“借貸給他人”也存有爭議。

　　一種觀點認為，兩者是并列關系，互不包含。

　　一是，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規定的“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問題的批復》指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本人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或者挪用人以個人名義將所挪用的資金借給其他自然人和單位，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定罪處罰。”從文義上看，該批復后半段所提到的“挪用人以個人名義將所挪用的資金借給其他自然人和單位”即對應的是“借貸給他人”的解釋。由此觀之，“借貸給他人”須是以“個人名義”出借，如果是以單位名義出借，則不構成本罪，這與“歸個人使用”中第三種情形下以“單位名義”出借明顯是相悖的，所以二者是并列關系而非包含關系。

　　二是，200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關于挪用資金罪有關問題的答復》中指出：“97年修改刑法時，針對當時挪用資金中比較突出的情況，在規定‘歸個人使用時’的同時，進一步明確了‘借貸給他人’屬于挪用資金罪的一種表現形式。”由此可見，立法機關是把“借貸給他人”和“歸個人使用”同時并列為挪用資金罪的兩種不同表現形式，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原文對兩者也是并列而敘的。

　　另一種觀點認為，“歸個人使用”的三種情形中除了供本人使用外，不論是供親友、其他自然人還是其他單位使用，都包含了“借貸給他人”的意思。前兩種情形中“將本單位資金供親友、其他自然人和其他單位使用”本質上與“借貸給他人”是一樣的，而第三種情形雖然是以“單位名義”出借，但是屬于個人決定且要求必須謀取個人利益，本質上也與“個人使用”無異。

　　其實，這兩種觀點的爭點僅在于回答“以單位名義出借資金是否構成挪用資金罪”時的結論不同。按照觀點一來看，如以單位名義出借，則不構成挪用資金罪，因為根據前述《最高法批復》，只有以個人名義出借時才構罪;而按照觀點二來看，不能一概而論，如果是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出借且謀取個人利益的，則可視為“歸個人使用”中的第三種情形，也是構罪的。

　　(二)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

　　挪用資金進行營利活動不受挪用時間和是否歸還的限制，僅受數額限制。例如，某企業員工挪用單位資金5萬元，用于炒股，雖然在三個月內歸還了資金，但由于其進行了營利活動，仍構成挪用資金罪。

　　(三)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借貸給他人，進行非法活動

　　挪用資金進行非法活動不受數額和挪用時間的限制。例如，某公司員工挪用單位資金用于賭博，無論數額大小、是否超過三個月，都構成挪用資金罪。此處雖然在定性上不受數額的限制，但也不是說只要挪用資金進行非法活動就一定被會刑事追訴，而完全不用考慮數額，事實上司法解釋還是對挪用資金進行非法活動的數額設定了相應的追訴標準與量刑標準，在下文中會具體說明。

　　需要注意的，挪用資金給他人使用，如果明知使用人用于營利活動或非法活動，則應認定為挪用人挪用資金進行營利活動或非法活動;如果挪用人不明知使用人用于營利活動或非法活動，則應認定為前述第一項用于其他活動的挪用行為，須受數額、時間的限制。

　　二、挪用資金罪之“罰”

　　(一)法條規范中的量刑

　　根據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的規定，挪用資金罪的刑罰共有三檔：①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②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③數額特別巨大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根據2022年最高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以下簡稱2022年《立案追訴標準》)第七十七條、2016年最高法、最高檢《關于辦法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貪污賄賂解釋》)第十一條第二款的規定，對挪用資金的不同行為模式、數額對應的刑檔整理歸納如下：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對挪用資金罪的處罰從原來的兩檔刑調整為三檔刑，2016年《貪污賄賂解釋》所確立的標準已明顯過時，并與2022年《立案追訴標準》也有沖突，所以實踐中適用或有混亂，期待最高司法機關盡快出臺解釋作出相應的調整以統一適用標準。

　　(二)司法實踐中的量刑

　　筆者以“挪用資金罪”在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庫中對廣東省近五年的司法裁判情況進行檢索，共得到317個搜索結果，其中近三年有63個結果。通過進一步的篩選，筆者將近三年的全部63個搜索結果及近五年中“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部分的案例進行選取，得到以下53個案例，根據挪用資金罪的具體行為模式分為兩大類型。

　　通過上述案例檢索情況可以獲知：

　　1.從犯罪數額與判罰刑期的關系角度觀察：

　　(1)由于“數額特別巨大”是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設的一檔數額情節，具體標準尚無司法解釋予以明確，且修法距今時隔不遠，目前可查詢的司法判例較少。而對于“數額巨大”和“數額較大”的判罰，可大致觀察出以下規律：

　　(2)通過觀察判罰刑期可發現，在一定刑檔內，挪用資金的數額對刑期增減的影響不明顯，刑期相對集中，如同為三年以上刑檔，挪用數額相差較大的兩個司法判例之間的判罰刑期可能差異不大。

　　2.從地域及審級角度觀察，廣州、深圳地區的法院及中級人民法院的判罰相對會更重。

　　3.從減輕、從輕事由的角度觀察，退還資金情況對于減輕、從輕處罰有明顯影響，對于案發前及提起公訴前便退還資金的，判罰上的優惠更明顯。

　　三、挪用資金罪之“辯”

　　挪用資金罪是民營企業中較為常發的犯罪類型之一，主要源于部分企業內部財務制度不健全和管理機制不規范，而當企業內部出現矛盾糾紛時，挪用資金罪往往成為各方互相指責、打擊對手的工具，控告對方涉嫌挪用資金的情況屢見不鮮。針對挪用資金罪的指控，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尋求有效辯護的路徑。

　　(一)定性之辯

　　辯點1：主體不適格，行為人不是被害單位工作人員

　　挪用資金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實踐中有些情況下行為人與被害單位之間雖然關系密切，但實際可能并非職務關系而是其他法律關系，這種情況下會因為主體不適格而阻卻犯罪。

　　例如，吉林省遼源市龍山區人民法院(2019)吉0402刑初213號案例中，法院認為：指控張宇犯挪用資金罪的主體不符合法律規定。本罪為特殊主體，即“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包含董事、監事和職工。張宇不是龍騰公司的工作人員，即便張宇與龍騰公司存在代持關系，雙方之間形成是一種委托投資合同關系，即平等主體之間形成的一種民事法律關系。對于受委托管理非國有財產人員的挪用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沒有規定。根據罪刑法定原則，亦不能定罪處罰。

　　辯點2：行為人的行為是執行單位或上級主管部門的決定，履行單位義務，而非個人行為

　　挪用資金罪打擊的是個人挪用行為，防止單位資金被個人肆意使用或出借，實務中如果能提供證據證明行為人并非個人行為，而是在執行單位決定、履行單位義務，則可構成出罪事由。常見情形比如某項資金使用或出借的決定事先有通過公司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或者經過單位領導集體研究決定;又或者是經過了符合公司章程的決策過程;再或者是履行公司既有協議約定的公司義務。

　　例如，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科爾沁區人民法院(2017)內0502刑初551號案例，法院認為：指控被告人楊某垣擅自決定將1280萬元借貸給東北六藥業公司，因其出示的盛元公司會議紀要及股東范某某等人證言均能客觀地證明該行為是經盛元公司股東會集體研究決定，并非被告人楊某垣的個人行為，故該項指控無事實依據。

　　又如，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海城區人民法院(2014)海刑初字第506號中，法院認為，被告人黎廣蓮是北海市海城區民政局出納員，兼任北海市海城區婚姻行業協會出納員，其執行北海市海城區民政局局務會議的決定，將涉案的18000元以“暫借”的方式用于北海市海城區民政局相關工作人員的工資補貼發放和北海市海城區婚姻行業協會辦公電話費用等支出。因此，被告人黎廣蓮在主觀方面不具有在一定期間內暫時非法占有使用本單位資金為目的，在客觀方面亦不具有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的行為。所以，自訴人北海市海城區婚姻行業協會控訴被告人黎廣蓮犯挪用資金罪的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的構成要件均不成立。

　　再如，廣東省博羅縣人民法院(2020)粵1322刑再1號案例中，法院認為：被告人黃坤鈺任昆嘉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間，有與員工簽訂協議，協議約定：公司為員工提供購房按揭，員工為公司服務滿15年后該房產作為公司福利贈給員工，黃坤鈺為履行協議約定，依職使用公司資金為簽訂協議的五名員工在縣城鵬輝花園供房，該事實有被告人新提交的證據協議書、勞動合同以及公訴機關提供的詢問筆錄等證據予以佐證，足以認定。故原判認定黃坤鈺挪用資金為個人使用，與事實不符，證據不足，不能認定黃坤鈺的行為構成挪用資金罪。

　　辯點3：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資金供其他單位使用，雖是行為人個人決定，但并未謀取個人利益

　　針對“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資金供其他單位使用，謀取個人利益的”這種情形，要注意“謀取個人利益”是必備要件，如果沒有謀取個人利益，即便是行為人個人決定，也不構成犯罪。

　　例如，江蘇省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蘇05刑終171號中，法院認為：挪用資金罪中規定的“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其中情形之一是指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資金供其他單位使用，謀取個人利益的。本案中姚宏斌將潤博企業的資金供陸某所在的公司使用，沒有證據證實謀取了個人利益，不屬于挪用資金歸個人使用，不構成挪用資金罪。

　　再如，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內05刑終52號案例中，上訴人朱英雖有“個人決定以單位名義將本單位資金供其他單位使用”的情形，但認定為“歸個人使用”，還應具備“謀取個人利益”的條件。依據現有證據不足以認定其謀取了個人利益。

　　辯點4：單位負責人雖個人決定將資金挪用給個人使用，但其出發點是為了單位利益

　　根據2003年《紀要》的規定，“單位負責人為了單位的利益，決定將公款給個人使用的，不以挪用公款罪定罪處罰。”挪用資金罪和挪用公款罪主要是犯罪主體和對象上的差異，行為模式上極為相似，舉重以明輕，挪用公款罪中的這一規定在挪用資金罪中應同樣可以參照適用。

　　辯點5：公司賬戶和個人賬戶資金混同，無法認定挪用的資金系單位資金

　　實踐中部分公司的財務管理制度不規范，存在公司賬戶和經營者個人賬戶資金混同的情況，雙方賬戶一般存在頻繁的資金往來，有公司資金用于個人支出的情況，也有個人賬戶資金用于公司開支的情況。因此，實務辯護中要注意收集雙方賬戶資金往來、個人賬戶資金用于公司開支等相關證據，證明在公司財產與個人財產混同的情況下，經營者無法區分公司財產與個人財產，此時就不能認定經營者使用的資金系“單位資金”，從而不能認定其具有挪用單位資金的故意和行為。

　　例如，人民法院案例庫2024-03-1-227-001號案例，裁判理由：被告人張某國除用其個人賬戶收取公司款項外，還同時用于收轉自有資金，用自有資金為公司墊付工資、稅費、旅游費等支出，個人資金和公司資金混同，認定張某國具有挪用單位資金犯罪故意的證據不足。裁判要旨：對于公司負責人使用個人賬戶流轉公司資金，如果賬戶內個人資金和公司資金混同，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使用的系“本單位資金”的，依法不以挪用資金罪論處。

　　再如，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人民法院(2019)內0702刑初426號案例中，法院認為：東海公司管理人員均為家庭內部成員，為家族企業。東海公司財務制度不規范，存在公司資金存入個人賬戶以及股東及其家庭成員個人帳戶與公司帳戶資金互轉、混同的情況。在原始會計憑證丟失的情況下，無法準確區分公司財產與個人財產。東海公司原會計石峰證實東海公司對公賬戶資金不足時，王新及王海濱均有從個人賬戶向公司賬戶轉款的行為，且發生過多筆往來。針對該筆426萬元不能證實系被告人王新擅自挪用，亦不能排除系東海公司償還王新個人欠款的合理懷疑。

　　辯點6：行為人對公司資金具有完全支配權，挪用資金沒有損害其他股東利益

　　當行為人是個人獨資企業、一人公司的股東或投資人時，對公司資金具有完全的支配權，挪用公司資金并不涉及損害其他股東利益的問題，也沒有其他社會危害性，實務中一般不作為挪用資金罪來處理。

　　例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2023)新刑再1號案例中，法院認為：被告人的供述、證人證言和轉賬憑證等證據證實，欣然公司和匯金石業公司均系馮韜個人投資并實際控制的公司，兩公司的資金均由馮韜控制和支配。馮韜將欣然公司的資金借給匯金石業公司使用，不違反法律規定。沒有證據證實馮韜從中謀取了個人利益。

　　又如，陜西省清澗縣人民法院(2019)陜0830刑初55號案例中，法院認為：被告人韓程彪實際控制的布袋壕公司名為股份有限公司實為一人控股公司，其對布袋壕公司的資金具有完全的支配權，其挪用公司資金并不涉及損害其他股東利益的問題，亦無其他社會危害性，故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

　　再如，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2013)延刑初字第632號案例中，法院認為：被告人黃某某是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作為一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對公司資金具有完全的支配權，其挪用公司資金并不涉及損害其他股東利益的問題，也不存在其他社會危害性，故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

　　辯點7：涉案資金系本人應得之資金，非單位財產，未侵害單位的利益

　　挪用資金罪的構成要件之一為“本單位資金”，即行為對象為單位資金，該構成要件是否符合，直接關系到挪用資金罪能否成立。如果行為人轉移的資金屬于本人基于合理事由應得的資金，例如項目墊資、被拖欠克扣的工資、和單位先前存在的債權債務糾紛等，則可以基于這些事由作出合理抗辯。

　　例如，陜西省西安市雁塔區人民法院(2014)雁刑初字第743號案例中，法院認為：具體到本案中，被告人席傳龍、方文靜轉移的310萬元并非陜西工科公司的資金。由前來看，本案310萬元是經陜西工科公司依據施工進度并扣取過管理費用后支付的已完成工程的工程進度回款，是席傳龍、郭某二人或者其中一人在工程施工過程中的墊資以及投入的人力、物力等財產的對價，是屬于席傳龍、郭某二人或者其中一人的財產，并不是陜西工科公司資金。綜上，本案被轉移的310萬元不是陜西工科公司的資金，該事實與挪用資金罪中的“本單位資金”構成要件不符合，故被告人席傳龍、方文靜的行為不構成挪用資金罪。

　　辯點8：行為人主觀上不具有侵犯本單位資金使用權的故意

　　挪用資金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擅自挪用、用后歸還的故意，當公司經營者為了公司整體利益，或全體股東利益而挪用資金時，雖然其客觀上有利用職權，未經法定程序挪用資金的行為，但因主觀上不具有挪用資金的故意，不應認定構成挪用資金罪。

　　例如，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興慶區人民法院(2018)寧0104刑初1106號案例中，法院認為：本案中賈世偉自始至終認為二分院收益的20%上繳總院后，對于剩下80%的收益其作為二分院院長有自由支配的權利，其主觀上不存在擅自挪用、用后歸還的故意，賈世偉占有的是資金的所有權，而挪用資金罪主觀要件在于非法取得本單位的資金的使用權，并不企圖永久性將資金占為己有。故賈世偉犯罪時主觀故意要件不符合挪用資金罪主觀構罪條件。其次，挪用資金罪的行為方式為挪用，賈世偉主觀認為80%的收益由其個人所有，其行為表現是直接對于財物所有權的占為己有，故賈世偉的行為，不符合挪用資金罪的客觀表現形式。綜上，被告人賈世偉的行為不符合挪用資金罪的構罪條件，其行為不構成挪用資金罪。

　　辯點9：行為人僅系違規運轉資金，未給公司造成實際損害

　　公司股東、法定代表人與公司存在借款，未經公司決策轉賬給自己，系違規運轉資金，未給公司造成實際損害，一般不宜作為犯罪處理。

　　例如，四川省樂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川11刑終139號案例中，法院認為：上訴人(原審被告人)張振鋒作為樂山寶新不銹鋼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將寶新公司購貨款1600萬元挪做他用，未給寶新公司造成實際損害，張振鋒的行為應認定為企業違規運轉資金，不宜以犯罪處理。寶新公司的財務人員李某證實，寶新公司的注冊資本為1500萬元，但寶新公司的股東除股本金外還向公司有個人借款。張振鋒將寶新公司1600萬元轉出是客觀事實，寶新公司尚差張振鋒2000余萬元，在轉出1600萬元后，張振鋒從正豐公司轉賬5250萬元到寶新公司。張振鋒的行為并未給寶新公司造成實際損害。由于寶新公司各股東之間未進行財務結算，該轉出款應認定為企業的違規運轉資金，不宜以犯罪處理。

　　辯點10：為盤活資金，合理運作企業資金，未損害企業合法權益

　　挪用資金罪保護的是單位資金的使用收益權，指向的是侵害公司權益、謀取個人利益的行為。辦理挪用資金案件，不應僅審查行為是否具有挪用資金的形式要件，還應對行為正當性及是否損害企業合法權益進行實質性審查。行為人將企業資金轉入他人賬戶，雖然在形式上具有“資金從單位到個人的流轉過程”，但是，如果無論從其運作資金的主觀目的、客觀行為抑或行為結果上看，行為人運作資金是為“盤活”企業資金，保障合伙企業權益的，不構成挪用資金罪。人民法院案例庫2023-16-1-227-001號案例即是此種情況。

　　(二)量刑之辯

　　1.自首

　　這類案件案發前幾乎都有一定的預兆，比如公司內部詢問、審計、舉報控告等，從公司或有關部門采取相關動作到公安立案、采取強制措施之間，會有個時間差。行為人要充分利用好這段時間，找專業的刑事律師進行風險把控和分析，無罪的做好主動配合調查的準備，有罪的爭取能認定自首情節。

　　自首說來簡單，但絕對是個技術活!實踐中注意把握三點：第一，明確自首需要符合的兩個條件：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主動前往公安機關投案之后，還需要如實供述有關情況;第二，固定自首情節，可以提前寫好自首材料，前往公安機關自首時同步提交給公安機關，以防案件時間久遠、細節較多，現場陳述時有所遺漏，也防止在去自首的途中被抓，自首材料可以證明自己有自首的意愿;第三，收集證據材料，提前準備好相關的證據材料，自首時一并提交公安機關，幫助公安機關查明案件事實，也固定對自己有利的情節。

　　2.從犯

　　從犯歷來都是辯護中爭取的一個重要情節，是法定減輕從輕情節，挪用資金罪從上到下涉及的人員往往不少，有些人是有很大機會爭取從犯的，所以，有經驗的辯護人從一開始就會高度重視當事人的地位和作用的認定，會高度重視在起訴意見書及起訴書中當事人的排序問題。一旦認定從犯，就有機會從輕、減輕處罰，可以爭取緩刑，甚至免除處罰。

　　3.及時退贓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第三款規定，在提起公訴前將挪用的資金退還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挪用資金罪侵犯的是單位財產的使用、收益權，如果能夠及時退還，彌補企業損失，將在很大程度上修復被侵害的法益，也能讓當事人獲得從輕減輕處罰。

　　4.降低金額

　　除了結合事實與證據情況，嚴格審查涉案金額性質與數額以降低金額的辯護措施之外，對挪用資金數額還應緊密結合使用行為作具體判斷，避免重復計算。對于如“行為人反復挪用本單位同一筆資金且每次使用后均歸還”的情形，應注意參考人民法院案例庫案例“羅某挪用資金案”(案件編號：2024-03-1-227-002)的裁判要旨，“對于行為人多次反復挪用本單位同一筆資金且每次使用后均歸還的，犯罪數額以單次挪用的最高金額認定，不累計計算;反復挪用的行為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三)證據之辯

　　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具體是指，所有定罪量刑的事實都必須有證據支持;據以定案的每一份證據都已經經過法定程序進行了查證核實;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

　　這種證明標準強調的是證據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以及它們之間的關聯性和一致性。如果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無法據以認定案件事實，不能排除合理懷疑，司法機關則應作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判定。

　　例如，西安市雁塔區人民法院(2016)陜0113刑初129號案例，法院認為，案件事實是由若干具體情節構成，查清每一個具體情節是認定案件事實的基礎。但是，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雷鳴遠挪用榕青公司售樓誠意金的事實，不論是證據與證據之間，還是證據與案件事實之間都存在矛盾，不能排除合理懷疑。由于構成案件事實的基本情節不清楚，導致整個案件事實不清楚。本案證據不能達到確實、充分，不能認定被告人雷鳴遠有罪，故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雷鳴遠犯挪用資金罪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再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2019)新30刑終107號案例，法院認為：前后矛盾的證人證言和一張無法證明關聯性的借款單不能證實上訴人劉曉玲私自出售了公司的房屋，占有挪用了售房款，也不能證實涉案的25萬元資金的真實流向，故在案證據無法證明上訴人實施了挪用25萬元售房款資金的犯罪行為。

　　四、挪用資金罪之“防”

　　(一)事前積極預防，規范財務合規等內部管理制度

　　犯罪預防是從根本上治理犯罪的手段，對企業來說，最有效的策略是通過行之有效的內控制度，從源頭上遏制犯罪行為。企業必須提前布局、防患于未然，通過完善財務、人員、物資等各個方面的管理制度，強化監督機制，才能確保企業的穩健運行和可持續發展。

　　1.無序則亂、有矩則安，完善企業管理制度

　　第一，規范企業人員用工管理制度。簽訂規范的勞動合同，建立制衡明晰、權責分明的管理制度，合理配置人員權限，切不可權集于一身，規范資金流出權限與人員用工職責之間的對應、分配及相互制約關系。

　　第二，規范企業財物管理制度。具體方面有：1)規范資金審批制度，用款、報銷等事宜按照審批程序簽字、蓋章，嚴格審核報銷事由;2)規范現金管理制度，嚴格管理流動資金，保障現金安全;3)規范財務賬簿管理制度，樹立證據意識，做好錢款記錄，妥善保管財務賬冊等相關證據，避免發生因留痕意識不強而導致關鍵證據缺失;4)定期審查核對業務賬目，對于異常資金變動及時監控、警覺，有助于提早、鎖定資金異常變動事件。

　　2.敬畏為基、行止有則，強化日常法律宣傳，建立完善監督處罰機制

　　注重樹立依法治企的理念，營造“不敢為”的企業文化，同時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

　　企業應常態化開展法律宣傳活動，尤其在財務和人員管理領域，通過多種方式強化員工的法律意識和合規觀念。在財務方面，企業需定期組織員工學習相關法律法規，并結合實際案例進行深入解讀，利用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如舉辦法律知識講座、開展線上法律培訓課程、在辦公區域張貼法律宣傳海報等，營造濃厚的法治氛圍，提升全員的法律素養。企業應將法律知識培訓納入新員工入職教育體系和中層干部培訓計劃，針對不同崗位特點開展針對性的法律培訓。

　　企業還應建立健全監督處罰機制，明確各部門和崗位的職責，加強對財務和人員管理工作的日常監督。通過設立內部舉報渠道、定期開展內部審計等方式，及時發現和糾正違規行為。對于違反法律法規和企業規章制度的行為，應依法依規進行嚴肅處理，形成有效的威懾力，確保企業的健康穩定發展。

　　3.對個體而言，提高法律意識，避免短視錯誤

　　首先，個體應主動提高法律意識，通過學習刑法及相關法律法規，定期參加企業組織的法律培訓課程，關注司法部門發布的典型案例，增強對法律風險的敏感度。其次，個體需摒棄短視行為，避免因一時貪念或僥幸心理而做出錯誤決策，在面對資金管理、報銷等涉及財務的事務時，要時刻保持頭腦清醒，嚴格遵守企業內部的財務管理制度和審批流程。此外，個體還應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職業觀，將誠信和合規作為職業行為的底線，在日常工作中，保持敬畏之心，認識到任何違反法律和道德的行為最終都會付出沉重代價。同時，積極營造良好的工作氛圍，鼓勵同事之間相互監督、相互提醒，共同維護企業的財務安全和經營秩序。

　　(二)事中妥善應對，針對實際情況，主動尋求專業幫助

　　1.當企業作為被害人遇到挪用資金的情況時

　　第一，應及時采取妥善措施，必要時及時進行控告，提前了解刑事控告的流程，選擇合適的管轄機關進行控告等;第二，聘請專業律師，尋求專業幫助與指導;第三，努力挽回損失，把握時機與涉案人員進行談判及刑事和解，規勸其返還公司財物，同時積極尋找可執行的財產線索，最大限度地彌補企業損失。

　　2.當個人遇到挪用資金指控風險時

　　當個人面臨挪用資金的指控風險時，保持冷靜并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至關重要。首先，應立即停止任何可能被視為挪用資金的行為，避免進一步加劇法律風險。其次，全面梳理與資金使用相關的賬目、憑證、轉賬記錄等證據，確保所有資金流向清晰、合法，并能夠提供合理解釋。

　　在這一過程中，尋求專業法律幫助是至關重要的一步。專業的律師能夠憑借其豐富的經驗和專業知識，為個人提供全面的法律咨詢，分析罪與非罪，確定案件走向，制定合理的應對策略。律師可以幫助當事人理解法律條文，明確挪用資金罪的構成要件，如資金的使用是否超出授權范圍、是否用于個人營利或非法活動等。同時，律師還能協助當事人與執法機關進行有效溝通，確保其合法權益在調查過程中得到充分保障;還可以代表當事人與公司或相關單位協商，爭取達成和解或減輕處罰。

　　(三)事后及時補救，重視警示教育，提升法治意識

　　亡羊補牢，猶未晚矣。事后補救也很有必要，進一步強化內部管理，及時著手推進制度補救工作，全面梳理現有財務管理制度，查找漏洞并加以完善。同時，企業應積極開展警示教育活動，可以邀請法律專家或專業律師進行專題講座，通過組織員工學習相關法律法規和典型案例，讓員工深刻認識到挪用資金行為的嚴重性和法律后果。通過制度補救和警示教育雙管齊下，企業能夠有效提升自身的法律風險防控能力，為企業的穩健發展筑牢根基。在此過程中，個體也要逐步提升法治意識與法治思維，提高預防犯罪的敏感度，標本兼治，防患于未然。

　　結語

　　通過對本罪構成要件以及司法判例的深入分析，我們清晰地認識到，無論是企業還是個人，都必須時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敬畏之心。于企業而言，建立健全的內部管理制度、強化財務監督機制以及開展常態化的法律培訓，是防范挪用資金罪的關鍵舉措，通過完善資金審批流程、明確職責分工、加強員工教育等方式，從源頭上杜絕挪用資金行為的發生。于個人而言，也應主動學習相關法律法規，明確自身行為的法律邊界，避免因短視行為或僥幸心理而陷入犯罪的深淵，在面對資金管理、財務報銷等財務事務時，應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嚴格遵守企業的財務管理制度，確保每一筆資金的使用都合理合法。

　　長路漫漫，形勢多變，人生難免有意外。倘若一步不慎，觸犯刑律，及時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專業律師通常能以精湛的法律素養和豐富的實務經驗，提供科學合理的法律幫助與指導。面對刑事追訴，無罪伸冤，有罪求情，化解風險，降低損害，努力爭取相對理想的結果。（來源：《中國企業報》集團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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