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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按：

這篇文章對我很有啟發，以我自己為例，經常和朋友半開玩笑地說，如今養貓是為了“惡補童年”，因為在我的印象中，我的奶奶以及父母，都十分不喜歡貓這種動物。以至于我成年獨立后，很自然地將我養貓這件事，歸結為一種對童年不能養貓的補償（甚至強化了父母討厭貓的相關記憶，將其認定為某種事實）。

然而，作為現有事實的A（我養貓）和童年經歷B（家人討厭貓，所以無法養貓）之間真的構成因果關系嗎？換言之，如果你自幼就生活在一個可以養貓、父母也和你一樣喜歡貓的環境中，你是不是也可以順理成章地將你成年后養貓的事實歸結為“那是因為我從小就開始養貓”呢？我的意思是，亦如本文作者所指出的那樣，心理動力學缺乏科學的一面——如果無法證明B必然是導致A的原因，那將是缺乏說服力的。

當然，作者并未完全否認童年作為人類成長后創傷形成的相關性。他只是在反思西方盛行的心理動力學背后的認知框架：如果一味地將創傷歸結到童年、并反復強化這一認知通路，這樣真的對于當事人有益嗎？

關注、傾聽和理解他人的世界——這種“為他人而存在”的藝術已經被實踐了數千年。人類始終在討論他們的生活、價值觀和問題，試圖尋找意義、慰藉和幸福。這種擅長于討論的人曾被稱為智者、薩滿、祭司——如今則稱為心理治療師。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開始，人們嘗試將心理治療變成一門科學。

但其實，它幾乎毫無科學可言。

為他人而存在是令人不安的，也是困難的。你無法找到平靜，因為“他人”在不斷變化，而這正是“藝術”所在。做好這件事需要經驗、智慧和知識。除了一個周末能學到的一些基本規則外，這種藝術無法被教授。從那些擅長此道的人身上，我總結出，這是通過接觸成千上萬的來訪者、閱讀成百上千的哲學、藝術和科學書籍——甚至包括一些通俗愛情小說——所形成的一種態度。這種能力會因為治療師經歷過不同政治信仰和職業，甚至遵循過一種或多種宗教而得到強化。因為如果沒有類似的經歷，怎么可能真正理解追尋、找到上帝時的熱情，以及失去后的深刻失落呢？

成為心理治療師的初衷

我成為心理治療師和心理學家，是為了在世界上盡可能多地行善。在我看來，幫助人們面對他們痛苦的根源，是最有意義的事。因此，我還成為了一名兒童心理治療師，著手解決痛苦的根源——通常源于童年。我經歷過深刻觸及情感如何能轉化它們的過程，學習了有關產前創傷的知識，甚至寫了一篇關于創傷的博士論文[1]。

家庭環境對你的影響其實非常有限。

現在，經過二十年的職業生涯，我依然從事心理治療、講授課程、指導他人并撰寫相關內容。然而，我逐漸開始拒絕我所學到的一切，轉而實踐另一種“為他人而存在”的藝術，這個理念來自我與同事索菲·德·維約蓬（Sophie de Vieuxpont）的一次對話。我是一個導師，是一種非對等友誼中的朋友，是傾聽者，也是幫助人們應對生活復雜、荒謬、毀滅和快樂的批判性盟友。

重新思考家庭環境與性格形成的關系

隨著時間推移，我對一些心理治療理論逐漸失去信心。

例如，意識到痛苦并不總是能夠治愈，“解決”童年創傷也未必能解放我們。后來，我開始重新審視進化生物學，特別是羅伯特·普洛明 （Robert Plomin，美國心理學家和遺傳學家，以其在行為遺傳學方面的工作而聞名。編者注） 的著作《藍圖》（Blueprint，2018年出版）。這本書匯集了多國的雙胞胎研究數據[2]，揭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童年的事件和父母的養育方式對我們性格的影響其實非常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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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促使我重讀了朱迪斯·里奇·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的《沒有兩個人是一樣的》（No Two Alike，2006年出版）。該書在分析雙胞胎研究的基礎上，還擴展到了其他物種的廣泛研究。哈里斯提出，大腦是一種工具箱，由進化塑造，用于提供一系列技能，使得我們每個人都獨一無二。

這些書的結論可以用行為遺傳學的第二定律來總結：基因對人類行為的影響比家庭環境更大。

即使我試圖找出這些數據的漏洞，但無法否認這一事實：擁有相同基因的雙胞胎，即使在完全不同的家庭環境中長大，也會有非常相似的性格；而毫無基因關系、卻在同一家庭中長大的收養姐妹，其性格卻非常不同。

這些研究結果顛覆了心理動力學理論的許多假設[4]。它們表明，家庭環境——比如父母是否關愛、家庭是否貧困——對孩子性格的影響微乎其微。如果你受過心理治療方面的訓練，這一結論可能會徹底顛覆你的認知。

創傷與成人心理健康的關聯

然而，心理治療的基本原則并未反映出我的客戶的實際生活經歷，甚至也未反映我的自身經歷。相反，我們往往只看到自己期望看到的東西，并根據當前的感受來解釋自己的過去。如果我感到悲傷，我會回憶起童年中的匱乏和掙扎，而我更快樂的兄弟則會記得一個更加積極的情境；試想一下《拿著剪刀奔跑》（Running with Scissors，2002）、《與眾不同》（Be Different，2011）和《漫長的回家之旅》（The Long Journey Home，2011）這幾本回憶錄——它們對同一個家庭的描述卻截然不同。

? Frontiers

在為數不多的縱向研究中，我們追蹤了兒童的不良童年經歷（ACEs）對其成年后心理健康的影響，結果發現，不良童年經歷與成年后心理疾病之間沒有關聯[5]。真正的關聯在于成人對不良童年經歷的“回憶”。換言之，當我們在成人階段遭受痛苦時，我們傾向于將自己的童年解釋為糟糕的。這或許違反直覺，但卻是我們無法回避的事實。

當然，我相信確實存在極端糟糕的童年經歷對人產生深遠影響的個例，但即便如此，這種確定性，也會因同樣的事件可能只對某些人造成創傷而對其他人毫無影響的現象而動搖[6]。

如果你直接否定我剛才所寫的內容，你可能正在做千百年來宗教原教旨主義者一直在做的事情。我所說的可能讓人覺得無情、冷酷，甚至在政治上有毒，但情感并不是拒絕信息的有效認知依據[7]。

我們的治療可能大部分都是無效的，甚至有潛在危害。

相反，請思考一下： 關心苦難的同時，重新評估你對其起因和解決方式的分析是可能的。 或許絕大多數的心理治療培訓在解釋人們為何受苦這一問題時是錯誤的。 其他文化中對苦難的起因及最佳應對方式有著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但他們同樣深切地關心幫助他人——只是他們的方法不同罷了。

改變對痛苦根源的理解

我們需要重新審視痛苦的根源，才能更好地幫助他人。弗洛伊德及其后繼者，比如加博爾·馬特（Gabor Maté），認為人的性格和痛苦來自童年。這一理論可能會引起共鳴，但它可能是錯誤的。如果它是錯誤的，我們的治療方式可能無效，甚至有害。

從歷史上看，無論是在尼日利亞、馬來西亞，還是50多年前的西方社會，童年僅被視為人生的一個階段，沒有如今此般神圣的地位[8][9][10]。許多哲學傳統，如佛陀、老子、亞里士多德和耶穌的教導，都強調活在當下，而非沉溺于童年的不可逆創傷中。即使是后來的阿布-加扎利（Al-Ghazali）、托馬斯·阿奎那，以及晚近的黑格爾、克爾凱郭爾和威廉·詹姆斯，也都聚焦于當下。

許多西方人都認為，痛苦源自童年——這種新的、未經證實的理論，應該放之四海而皆準，適用于所有人類，這難道不有些傲慢嗎？如果我們現在的生活非常美好，心理治療的效果也能如宣傳般理想，我們或許可以更有底氣地忽視這些傳統。但事實并非如此[9]。數據表明[10]，許多西方女性（心理治療的主要消費群體）并未如愿過得很好。

? Frontiers

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心理治療的核心假設，以找到更有效的幫助方式。

起初，我也無法接受這一切。 然而，阿比蓋爾·施里爾（Abigail Shrier）2024年出版的暢銷書《糟糕的治療》（ Bad Therapy ）描述了治療文化如何對整體 文化產生有毒 害的影響。 我當時在給 孩子們 做心理治療 ，但 心理動力學療法 ——這種討論過去的方式——真的對他們有好處嗎？ 施里爾并不否認兒童與成人交流的偶然益處，但她也強調，將這種做法變成常規治療的風險。

與成人相比，孩子們更容易成為他們所關注話題的焦點。如果關注的是負面情緒，這些情緒通常會被放大。然而，這正是兒童心理治療的核心——讓孩子們注意到自己的負面情緒，并與之交談，徒勞地希望這些負面情緒能夠神奇地消失。

我的經驗與施里爾引用的研究[11]一致：孩子們更有可能認同這些情緒，并陷入越來越深的痛苦漩渦[12]。如果讓孩子在沙箱里玩他們的焦慮游戲，描述他們身體的哪個部位有這種感覺，或者他們噩夢中可怕的怪物是什么樣子，你可能會覺得你是在幫助他們探索自己的情緒，但最終他們反而會沉浸在其中，總是比剛來的時候更加焦慮。

在處理社交焦慮、恐懼癥和驚恐發作方面，確實有一些具體的技術。這些歸于認知行為療法（CBT）范疇的技術，汲取了佛教、斯多葛主義和傳統智慧的理念，幫助我們在精神滑向不利的方向時加以修復。但為什么要讓孩子深入負面情緒？這實際上破壞了孩子們恢復力的自然發展過程，也打斷了他們尋找美好事物的能力。

問題不僅僅存在于學校提供的治療方法中。我們需要將其視為一種更大的文化理念，這種理念通過養育方式逐漸滲透。長期以來，情緒被視為核心，而事實上它們只是模糊而短暫的對情境的近似反應[13]。養育孩子的全部意義在于幫助他們建立執行功能，使其發展出成人的情感和智力能力[14]。

這意味著，需要讓他們知道情緒并不等同于事實，并讓他們認識到如果不學會從中解脫，情緒會將他們俘虜。孩子的憤怒不應天然被尊重，他們由此產生的難以控制的行為也絕對不應該得到特殊的獎勵。

吉姆的例子

有一個案例：吉姆的父母滿懷焦慮地聯系了我，因為他們越來越無法應對吉姆的行為。他們是非常有愛心的父母，注意到吉姆在調節情緒沖動方面存在困難，并經常對其他孩子發火。因此，他們采納了一位經驗豐富、有認證資格的治療師的專業建議。這位治療師建議他們和吉姆坐下來，讓他在安全的環境中表達自己的感受，這通常意味著吉姆會對他們大發脾氣。

吉姆被鼓勵去認同他的憤怒，而不是放下這種情緒繼續前行。

當這種方法不起作用時，吉姆開始在學校惹麻煩。治療師建議采用“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方法——吉姆小時候失去了一位深受愛戴的家庭成員，這被認為是他情緒發展受到干擾的原因。吉姆的憤怒在這一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他需要自由地表達出來?！皠搨椤钡男袨楣芾矸椒òǎ涸诩非榫w失控時（委婉地說，就是他尖叫、打人和踢人時）確保他感到安全，然后問他需要什么，對他表達愛意，并通過他喜歡的活動（如玩游戲）與他重新建立聯系。

之后，他們可以詢問吉姆的感受。他的學校也采用了類似的策略，安排一名工作人員在他擾亂課堂時隨時陪他玩。這個想法是，通過在學校與照顧者建立牢固的依附關系，可以幫助吉姆感到情緒上的安全，從而改善他的行為。

然而，“這并沒有效果，”吉姆的母親含淚對我說。最近他被學校開除了，現在拒絕上學。

? 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

這些并不是隨意的荒唐理論。心理學上關于依附和創傷的文獻非常廣泛，也十分主流。許多學校和心理健康專業人士接受過這些方法的強制培訓。但它們并沒有效果。吉姆被鼓勵去認同他的憤怒，而不是放下這種情緒繼續前行。他無意中學會了：在課堂上發脾氣可以讓他逃過數學課，去踢足球。其結果就是，即使有著體貼和積極的父母，吉姆還是逐漸被社會邊緣化，因為治療過于執著于驗證他的情緒，阻礙了他學習社會規則的機會，而這些規則是融入社會生活的基礎。

由于兒童心理治療的核心前提——幫助孩子探索負面情緒——越來越顯得有可能導致醫源性傷害（即治療本身是有害的），我開始拒絕與兒童工作，轉而與家長或圍繞孩子的更廣泛系統合作。

關于治療文化的反思

西方的道德觀深受古希臘和基督教關于美德、謙卑和批判性思維的影響。這些觀念構成了心理治療思想的核心，但如今，它們越來越失衡了。原本的美德和謙卑，逐漸被扭曲為對客戶“受害者身份”的強調，以及治療師的“英雄拯救者”身份；而批判性思維，則有效地被用來壓制對當前治療或意識形態教條的批評。

我們喜歡把自己看作批判性思考者，但批判性的思維似乎從未提到，約10%的客戶在開始接受治療后情況變得更糟[15]——在這些情況下，治療不僅無益，甚至可能是有害的[16][17]。

? Neuroscience News

如果你被告知，必須傾聽自己當下主觀的煩惱與傷害，并將其視為“你的真相”，那么，微不足道的人際不適將更難以優雅地釋懷。如果有人告訴你，你的人際困擾源于父母在你童年時未能完全陪伴并滿足你的需求，那么你很可能在最需要穩固的家庭紐帶時，對與父母的關系更加挑剔。

超過四分之一的美國人已經與某位家庭成員斷絕了關系；從統計上看，這些疏遠的關系，大多不可能是因為我們認為值得斷絕關系的那種嚴重虐待[18]。

在我們的培訓機構中，這些問題從未被提及或研究。想象一下，如果資本主義或社交媒體的好處被大肆宣揚，卻沒有人考慮它們的陰影面，會怎樣？在一個給了弗洛伊德和榮格大量討論空間的職業中，“陰影”應該是我們工作的核心，但我們卻未能反思這一行業巨大的陰影——我們經常給客戶造成的傷害。

斯里蘭卡人并不認為內戰或海嘯是“創傷”。

這種缺乏自我批評的態度，加上對自身美德不容置疑的信念，使得心理治療文化中未經證實、且可能有害的理念傳播到了主流文化中。當痛苦越來越多地被解釋為“創傷”或父母某種方式對我們的傷害時，我們就看到了這種現象的體現。在學校里，本可以從清晰的規則和界限中受益的孩子，卻得到了“創傷知情”的豁免處理，阻礙了他們發展出適應成人世界所需的行為和生活技能。

偽科學的創傷理論使社會中各個階層的人都相信自己深受傷害，必須依賴我們提供的服務。 我們怎么敢相信，其他文化都誤解了痛苦的運作方式，事實上，在弗洛伊德之前，我們連自己的文化也不理解？

斯里蘭卡人并不將他們的內戰或海嘯視為“創傷”——事實上，當2004年海嘯后，一大批創傷咨詢師涌入該國時，斯利蘭克科倫坡大學（University of Colombo）懇請他們停止將痛苦視為創傷，因為這正在削弱人們的韌性和恢復能力。在2023年的“世界心理狀態報告”中，斯里蘭卡的幸福感排名第一[19]，盡管他們拒絕接受創傷治療的福音。

? The New York Times

據我所知，沒有哪個文化會認為壞事會在我們的心靈上留下不可磨滅的污點，永遠玷污我們對世界的體驗。壞事一直在發生，它們已經足夠糟糕了，不需要通過宣稱“創傷以無法逃脫的方式存留于身體中”來雪上加霜。

告訴人們他們已經被永遠傷害了，這只會加劇怨恨并損害關系。如果你宣傳這樣的說法，或者只是相信它，請考慮了解一下它背后不可靠的科學依據[20]。雖然心理治療大談文化敏感性，但它很少真正實踐這些理念。

我們可以從非西方文化對痛苦的觀念中學習：活在當下，在當下感受痛苦，并在當下治愈。

實踐中的新思路

將心理治療作為應對困難的首選方式是否危險？心理治療是一種準社會關系，是一種不對等的友誼形式。作為一名治療師，其關系的本質就像性工作者——確實存在一種關系，但它完全為了服務于客戶而存在[21]。金錢和邊界規則將這種關系傾斜向客戶——它是關于客戶的，因為這種“互惠”已經通過金錢得到了補償。

在一個完美的理想世界中，我們不需要性工作者和治療師，因為每個人都能擁有良好的性關系和非性關系。但在現實世界中，這種美好并非總是觸手可及。因此，治療師和性工作者介入，填補了空缺，分別在其領域內提供一種關系的體驗，希望幫助客戶足夠了解自己和他人，從而走向現實世界，找到真實而更好的關系。

問題在于，當治療關系成為現實世界關系的替代品時，危險就出現了——當我們被鼓勵“接受治療”而不是試圖與家人或朋友討論痛苦和敏感問題時。現實中的關系通過艱難的對話得到加強，社區也通過討論那些接近“得體”邊緣的事情而得以發展。

治療空間不應將真實外部關系與我們內部的黑暗混亂的關系隔離開來——它應該僅以“幫助客戶回歸現實關系”為明確意圖，偶爾承擔孵化、準備和澄清困難的角色?；氐叫怨ぷ髡叩谋扔?，我的工作不是替代不情愿的配偶，而是成為那個開放思維的性工作者，提供不同的關系體驗，從而改變真實的婚姻。

所有這些，都讓我面臨如何將這種新思維付諸實踐的問題。是否有可能在認識到治療問題的同時，繼續以治療師的身份工作？

? Lyra Health

這是一個持續探索的問題，我提出了一些不完美的解決方案。我的網站不再承諾治愈，也不再炫耀我在心理動力學領域方面的各種培訓。它只是提供關于你生活的討論——這些討論在過去似乎對客戶有幫助，可能現在對你也有用。但我不做任何承諾。

我試圖從過去50年的西方思想之外的資源中汲取靈感：那些跨越文化、經久不衰的思想通常因為其本身就具有價值。佛教提供了對正念的洞見，尤其是當我們記得它的“八正道”時，這包括努力、行動和言語。威廉·詹姆斯的實用主義、尼采的意志和選擇理念，以及蘇格拉底的提問風格，都在我的腦海中，在治療關系中也都能找到，但主導者是客戶。

這是一場關于他們生活的討論，關于他們賦予生活意義、如何活出這些意義的討論。這既有對美好事物的慶祝，也有對糟糕事情的批判，但最重要的是，這是一個專注于當下和未來的空間，關注他們真正想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克服障礙。

我認為我的工作是幫助澄清客戶的倫理和美學——當我們談論倫理時，我實際上認為我們是將其根植于美學中，因為對我們來說，優雅而正確的東西通常隨后會被披上高尚倫理的外衣。

沒有隱藏的戀母，也沒有奇怪的反移情。

我相信，真正的治療工作是與怨恨作斗爭。怨恨是我所面對的核心，而痛苦本身并不是。

當我們感到痛苦時，卻認為自己不該感到痛苦——怨恨由此產生。這種討論很復雜，尤其是當它涉及權利和政治時。如果我覺得自己有權將這篇文章發表在《紐約時報》，或有權不被批評性評論冒犯，那么，被《紐約時報》拒絕和閱讀惡毒批評的痛苦將會被無限放大。我對“權利”的執念，會使我的基本痛苦變得更糟。我還相信，寬恕和感恩是我們對抗權利和怨恨的最大盟友，并且它們很容易被培養。

注意，我寫的是我“相信”上述理論是真實的。我并不知道它是否真實。它對我有效，與我產生共鳴，并且一直是宗教和非宗教理論家的主題，從釋迦牟尼、耶穌到尼采。但理論的簡單性允許我的客戶自己判斷它是否適用于他們——沒有隱藏的母性依戀，也沒有只有我這個“專家”才能解讀的奇怪反移情。如果我的客戶堅持認為基于權利的思維可以與感恩共存，我甚至可能會向她學習（我確實學到了——謝謝你——如果你讀到了這里，你就知道我指的是你了）。

放下了空洞的理論，告訴客戶從我這里不會獲得任何神奇的解決方案——他們的生活是他們自己的責任——我發現自己扎根于千百年來的智慧傳統，成為了支持他人生活方式的一員。我可以深入傾聽客戶，對他們的故事充滿好奇，參與到他們的困境中，細化他們的生活世界，像一個無所畏懼的探險家一樣仔細探索每一塊石頭。

一方面，我覺得自己責任減輕了，因為沒有什么是我“應該”做的；但另一方面，責任也更大了，因為我接納了客戶的所有面向，而沒有用模糊的理論過濾器遮掩。我放棄了治療理論，因此我認為自己成了一個更好的治療師。

參考文獻：

[1]repository.mdx.ac.uk/item/836y1

[2]pubmed.ncbi.nlm.nih.gov/23110994/

[3]www.nature.com/articles/ng.3285

[4]eric.ed.gov/?id=EJ529853

[5]acamh.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cpp.13803

[6]www.ncbi.nlm.nih.gov/books/NBK207201/

[7]journals.sagepub.com/doi/10.1177/17540739221104464

[8]ehrafworldcultures.yale.edu/cultures/ff26/documents/006

[9]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9515070.2022.2142383

[10]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00148-024-00981-5

[11]www3.nd.edu/~ghaeffel/Lilienfeld%20(2007).pdf

[12]psychiatryonline.org/doi/10.1176/appi.psychotherapy.2002.56.2.244

[13]journals.sagepub.com/doi/10.1037/1089-2680.11.2.155

[14]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73229722000533

[15]www.bps.org.uk/psychologist/when-therapy-causes-harm

[16]journals.sagepub.com/doi/10.1080/00048670903107559

[17]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608-018-9904-y

[18]aeon.co/essays/modern-culture-blames-parents-for-forces-beyond-their-control

[19]sapienlabs.org/wp-content/uploads/2024/03/4th-Annual-Mental-State-of-the-World-Report.pdf

[20]serning.com/Trauma%20poisoned%20chalice.pdf

[21]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508-018-1276-6

文/Niklas Serning

譯/gross

校對/tim

原文/aeon.co/essays/i-am-a-better-therapist-since-i-let-go-of-therapeutic-theory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gross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