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恭喜陳思誠，《唐探1900》票房不錯。

不過，這部商業片仍延續了近年百試不爽的一種危險傾向：將民族主義情緒與商業娛樂捆綁，以“喜劇”“懸疑”為糖衣，包裹強行灌輸的價值觀。

我一個朋友說，唐探1900揉合了以下各種元素：八國聯軍恥辱，中醫，排華，印第安種族議題，美國操縱選舉……一般的電影還真沒有這么肥大的野心。

但唐探1900的確有能力以近乎粗暴的方式，將反美情緒、歷史傷痛與民族主義符號強行縫合，通過對歷史復雜性的簡化與對觀眾情緒的操控表演，吃一個盆滿缽滿。

當岳云鵬飾演的清朝官員高呼“救中國”時，不知有多少觀眾笑出了聲？將“中醫推理”被包裝成文化自信的象征，強行嫁接為探案工具，這種對傳統醫學的刻奇化消費，迎合著現實中的反科學浪潮，表達出對現代智識的一種侮辱。

批評唐探1900并不容易，因為到處都是敏感詞。

不過可以做一個比較，30年前風行一時的黃飛鴻系列電影，也是具足了類似的元素。唐探1900相較于黃飛鴻，是進步還是墮落？

徐克執導的《黃飛鴻》系列誕生于后冷戰格局初顯、香港回歸前夕的復雜語境。但即便如此，影片中的民族主義并非簡單的排外情緒，而是裹挾著對傳統與現代碰撞的深刻焦慮。黃飛鴻在佛山碼頭目睹蒸汽輪船時的震撼，在“十三姨”帶來的西洋器物前的困惑，以及“寶芝林”中醫館與西醫診所的競爭，無不隱喻著中國傳統文化面對西方現代性的身份危機。

黃飛鴻中的反殖民抗爭（如對抗沙河幫與洋人勾結）始終與對清廷腐敗的批判并行。《獅王爭霸》中黃飛鴻怒斥李鴻章，《男兒當自強》里暗諷白蓮教“神功護體”的愚昧，這種既反抗外來壓迫又批判內部腐朽的“雙向批判”，使得民族主義敘事超越了簡單的敵我二元對立。

相較于黃飛鴻系列的矛盾性，誕生于中美博弈加劇、民族復興敘事強化背景下的《唐探1900》，其民族主義則更像是單向度的情緒宣泄。黃飛鴻面對西方文明時的困惑與掙扎，在《唐探1900》中異化為對“美國原罪”的絕對控訴。

中醫在《黃飛鴻》系列中既是文化符號，也是被現代性沖擊的對象——黃飛鴻用西醫手術刀為十三姨取子彈的經典場景，暗示著傳統文明必須與現代技術對話。當黃飛鴻用中醫無法救治重傷者時，轉而求助西醫手術，這種“實用主義”態度與《唐探1900》將中醫神秘化為超自然推理工具截然不同。

《唐探1900》將中醫“望聞問切”異化為偵探超能力，實則是將傳統文化降維為民族主義敘事的裝飾品。當秦福（劉昊然飾）用針灸穴位破解密碼時，傳統醫學徹底淪為脫離現實邏輯的文化奇觀。在現實影響上，它也必然會加強愚昧地反循證醫學的觀念。

黃飛鴻系列承載著1990年代初香港影人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想象——既要掙脫殖民烙印，又需警惕傳統糟粕。這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心態，與當時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形成隱秘對話。

而2020年代《唐探1900》的話語策略，則體現所謂崛起對歷史敘事的重構需求。影片通過將美國塑造為“永恒反派”，將復雜的中美關系簡化為正義與邪惡的對決，這種“答案前置”的敘事，為觀眾提供情感宣泄提供了安全出口，暴露出當下文化生產的某種惰性——當民族自信需要通過對“他者”的貶損來確認時，恰恰折射出文化主體性的孱弱。

《黃飛鴻》與《唐探1900》的差異不僅是電影美學的分野，更是兩個時代精神癥候的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