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萬字的訣別之作，寫在獄中，因此遭謾罵，于瞿秋白而言，毛主席一句“為什么不宣傳方志敏而宣傳瞿秋白”卻讓他心安。

目的達成，他要的，就是脫去“圣人”長袍，告知世界：瞿秋白并不完美，充其量，只說的上一個“半吊子文人”，能成中共領袖是“歷史的誤會”，最該對他做的，不是宣揚，而是開除黨籍，位列“叛徒”！

“拒去長征的原因”

矛盾因在入獄，入獄因未隨軍長征。

為扭轉戰局，紅軍八萬余人自1934年的10月開始從中央蘇區撤離，九死一生的戰略突圍，瞿秋白沒有去，他留在了原陣地，為1935年的被捕，埋下可乘之機。

本該走，卻留了下來，繼而喪命，犧牲非本愿，但做如此決定，考慮的因素很多。

全部搬空中央蘇區，這不可能，需要有可堪大用的人才留下來，負責牽制敵人，掩護紅軍主力部隊轉移，作為出色的指揮員，瞿秋白留了下來。

有指導才能是一回事，關鍵還有兩點，《紅色中華》報的發印不能亂，編輯部嚴重缺人手，瞿秋白專業恰好對口。

1931年曾去上海做文化運動，成了魯迅、茅盾的摯友，文學大拿的朋友，不缺的就是才華，在上海三年，瞿秋白在文學創造領域迸發出巨大能量，150萬字的輸出，夯實了中國革命文學事業奠基人之一的身份，進入蘇區后，瞿秋白也長期服務于宣傳工作，他是最合適的人選，再加之，身體情況也不允許他遠行。

因為身患肺病，所以身體極差，長距離跋涉的辛苦，對瞿秋白而言，無疑是痛擊，長征注定辛苦，留下來還有活的機會，加入長征，想活命，可就難了。

“若是在出發前，就知曉要走25000里的路程，過程還要經過人跡罕至且連糧食都沒有的地區，當時會作何感想，還真不一定”。

健壯如董必武，都有如此感慨，虛弱如瞿秋白，加入長征，跟“送死”差不多，所有人沒想到的是， 他會因此被捕。

“沒曾想過的意外”

形勢稍有好轉，病情卻又加重，瞿秋白奉命南上看病，卻在行至福建長汀的1935年2月不幸被捕。

繁忙的工作一下子按下暫停，不適應，得了清閑，卻有了大麻煩。

叛徒的出賣，真實身份很快被老蔣知悉，派出一群說客，嘴皮子磨破，一點實質性的收獲都沒有，押著，不是辦法，撬不開的嘴，最好的方式，就是讓他永遠閉上。

刑期定在6月18日，赴死之路，瞿秋白走的悲壯且輕快，高唱《國際歌》，引彈歃血，為生命劃上句號。

聽聞消息，不可能不悲，成了英雄，也成了讓女兒傷心的父親。

紅色子女，瞿獨伊7歲就被送去了莫斯科國際兒童院，聚少離多，再有父親消息，是刊登在報紙上的死訊，哭到昏厥，悲痛中成為英雄遺女，頭銜本也算正，可當瞿秋白在獄中的自白《多余的話》刊登上報后，看似無常的生活，冥冥中，卻好似有了些微的變化。

獄中瑣碎的時間，讓瞿秋白有時間內觀自己，外界賦予他的身份很多，他卻只覺受之有愧，自評無產階級意識始終沒有真正戰勝紳士意識，對“烈士”，他覺得不該。

自剖實屬犀利，無甚錯事，最多算“坦白”，可在國民黨“中統”的操弄下，文字多了幾分意味深長，宛若“勸降”，其實根本沒有的事，若真有“歸順”之心，瞿秋白怎會走到血撒刑場這一步？

奈何，國民黨的操弄不可不管，1962年出版的一本《瞿秋白傳》也不可不顧，負面影響需要及時止損，才能給洗刷清白留下更為充裕的時間，故而，毛主席才會留下一句“今后不要宣傳瞿秋白了，要多宣傳方志敏烈士”。

話是這么說，對瞿秋白這個人，毛主席還是很認可的。

“中國一定有個可贊美的光明前途”

1950年的12月，主席親筆為《瞿秋白文集》題詞，一句“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證明一切，當然，能被想到的方志敏，也并非普通的“池中物”。

清醒之根幼年就扎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1924年，他激動寫下“從此，我的一切，直到我的生命都交給黨去了”。

一語成讖，在1934年的11月，率部北上抗日的方志敏寡不敵眾，被數倍敵人圍困，本找到了突破口，先頭部隊也真沖了出去，可方志敏無法割舍仍在與敵人周旋的同志，殺回包圍圈，而這一次，他沒能跑出去。

被敵人俘獲，失去的是自由，不朽的是意志，嚴刑拷打，糖衣炮彈，統統視若無睹，條件艱苦，遺留人間的最后文字，寫的還是“我能舍棄一切，但是不能舍棄黨，舍棄階級，舍棄革命事業”。

文字令人發奎的程度比尋常物多幾分視死如歸，敵人最怕硬骨頭，在1935年的8月，方志敏就義，享年36歲。

革命者們前仆后繼，如瞿秋白，如方志敏，他們豁出美滿的家庭，舍棄自身安危，為的只是中國能有光明的前途，中間或有困頓，但自白，何嘗不是一種極致的真誠和釋然？

光明的前途在革命者的光輝中走進現實，新中國，走出了困頓，走出了迷茫，走出了舉步維艱，而屬于革命者的那份功勞，落在紀念，落在緬懷，落在口碑相傳的文字，落在一句：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