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DeepSeek的創始人梁文峰是廣東湛江人，于是，網上有不少人在問：一直都說廣東是改革創新的領頭羊，為什么廣東湛江的人才梁文峰沒在廣東創業，而是選擇在杭州租房創業呢？

其實吧，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確實長期扮演著創新引領的角色，但具體到人才流動和創業選擇，需要從更復雜的現實維度來理解。

梁文峰選擇在杭州而非廣東創業，我想，這其中反映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幾個關鍵邏輯：

一、產業生態的差異化競爭

首先，廣東的創新主體呈現出多元化且規模龐大的特點。廣東擁有超 7.6 萬家高新技術企業，還有超 800 萬家企業、超 135 萬研發人員、722 萬高技能人才以及 2019 萬技能人才，共同構成了強大的科創隊伍。

以華為為例，作為全球知名的通信設備和智能終端制造商，華為在廣東設立了多個研發中心，持續投入大量資金進行 5G 通信技術、芯片研發、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的研究。其研發的 5G 技術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不僅推動了通信行業的發展，還為智慧城市、工業互聯網等新興產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比亞迪則是新能源汽車領域的佼佼者，在廣東擁有完整的研發、生產和銷售體系。通過自主研發電池技術、電機技術和電控技術，比亞迪推出了多款暢銷的新能源汽車，成為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的領軍企業，推動了廣東乃至全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快速發展。優必選專注于人工智能和人形機器人領域，在廣東不斷進行技術創新和產品研發，其研發的人形機器人在教育、娛樂、服務等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為人工智能產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這些大型企業在各自領域積極開展技術研發，成為推動產業發展的中堅力量，在 AI 大模型、新能源汽車、工業母機等產業領域提供有力支撐。

而杭州的創新主體中，高校、科研機構等創新策源地作用突出，阿里巴巴作為杭州的龍頭企業，在電子商務、云計算、大數據等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研發的阿里云，是全球領先的云計算服務提供商，為眾多企業提供了高效、穩定的云計算服務，推動了企業數字化轉型。同時，阿里巴巴通過搭建電商平臺，改變了人們的購物方式，促進了電子商務行業的發展。

由此可見，杭州的互聯網和數字經濟生態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性。特別是浙江大學的科研成果不斷轉化為實際應用，為杭州的科技創新提供了理論基礎和人才儲備。例如，浙江大學研發的人工智能算法在醫療影像診斷、智能安防等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提高了醫療診斷的準確性和安防系統的智能化水平。

以DeepSeek這類AI企業的技術方向為例，杭州在數據資源、算法人才儲備、科技投資活躍度等方面可能更契合其需求。

而廣東雖然整體經濟強勁，但優勢集中在深圳的硬件制造、廣州的商貿物流以及東莞的電子信息產業，與杭州的產業定位存在差異。

湛江作為廣東的非核心城市，其本地資源難以支撐前沿科技創業，人才向一線城市或專業型城市聚集是自然選擇。但為何不選深圳而選杭州？這恰恰說明中國城市競爭已進入“垂直領域專業化”階段——創業者不再簡單追求“北上廣深”標簽，而是精準匹配自身行業所需的生態位。

二、區域經濟格局的深層演變

廣東內部的“雙城記”現象（廣深兩極突出）導致資源過度集中。2023年數據顯示，深圳單市GDP占全省1/4，而湛江所在的粵西地區人均GDP僅為珠三角的1/3。這種懸殊差距使得非珠三角城市的創業者面臨雙重困境：本地市場容量有限，核心城市成本過高。

相比之下，杭州作為長三角副中心城市，既有成熟的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又避免了上海的超高成本壓力，形成獨特的“性價比優勢”。

更重要的是，長三角的協同效應正在超越單一省份邊界。杭州與上海、南京、蘇州形成的“2小時產業圈”，能夠快速整合技術、資本、人才資源，這種跨區域聯動能力對初創企業尤為重要。而廣東內部廣深與周邊城市的聯動仍顯不足，“虹吸效應”強于“溢出效應”。

三、政策紅利的此消彼長

廣東深入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積極構建 “基礎研究 + 技術攻關 + 成果轉化 + 科技金融 + 人才支撐” 全過程創新生態鏈。在支持民營企業創新上成效顯著，形成推動民營企業改革創新的良好生態，民營經濟發展的內生活力持續釋放。例如，廣東省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勵民營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對符合條件的企業給予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等支持。

而杭州在人才政策上的創新更具針對性。例如“創業失敗政府代償貸款”政策，直接降低初創企業風險；余杭區對人工智能企業的稅收返還比例高達地方留存的90%，這種精準扶持遠超過廣東多數地區“普惠式”的補貼政策。

此外，杭州的“場景開放”策略形成獨特優勢。政府主動為AI企業開放城市治理、醫療、交通等領域的試驗場景，這種“用市場換創新“的模式，比廣東傳統的資金補貼更能吸引技術驅動型企業。

四、人才流動的新邏輯

新一代創業者的選擇早已突破地域限制。梁文峰的選擇本質上反映的是“用腳投票”的市場理性：哪里能最快實現技術商業化，哪里就是最佳選擇。杭州的資本市場對AI領域更敏感——2023年杭州人工智能領域融資事件占全國18%，超過深圳的15%。這種細分領域的比較優勢，往往比省級行政邊界更具決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廣東近年出現“隱形回流”現象：許多從杭州、北京成長起來的企業，在擴張階段選擇將制造中心、數據中心落戶廣東，形成“前端創新在長三角，后端落地在珠三角”的格局。這恰恰證明區域經濟正在走向功能互補而非零和競爭。

結語：超越地域標簽的創業選擇

梁文峰的選擇不能簡單歸咎于“廣東創新力不足”，而是中國區域經濟深度分化的縮影。當城市競爭進入2.0時代，“全省一盤棋”的發展模式已難以滿足細分領域的創業需求。

杭州的崛起證明：城市競爭力的核心，在于能否在特定領域構建不可替代的生態系統。

這對廣東的啟示在于：與其追求“大而全”的創新能力，不如在半導體、生物醫藥等優勢領域打造更垂直的創業生態，讓“廣東創新”從規模優勢轉向質量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