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S離世后有臺媒引述知情人士說法稱，大S真實死因為“敗血癥”，并非肺炎。關于敗血癥和肺炎，記者采訪了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重癥醫學科副主任居旻杰。

居旻杰表示，病毒性肺炎造成大S死亡其實也是有這種可能的。但是大多數情況，臨床碰到更多的可能由于病毒的感染導致免疫功能的下降，所引起的繼發感染，細菌、或者是真菌的感染以后引起的敗血癥，專業名稱為膿毒血癥或者是感染性休克。因為她本身的基礎情況就比較差。在病毒感染的基礎上，如果再合并了其他的一些細菌或者那個真菌的感染，特別是肺部，那么病因的控制就比較困難。

據生命時報報道，一項針對我國33家醫學中心的研究發現，成人肺炎中，病毒感染占比在提升，達到39.2%，常見的呼吸道病毒包括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很多人對肺炎的預防意識不足，是導致肺炎難治、死亡率高的原因之一。如果未得到及時有效治療，患者可能發展為重型肺炎，加重慢阻肺、哮喘等疾病；對于老人、心臟病患者來說，肺炎會增加心臟負擔，導致供氧不足，誘發呼吸衰竭、心律失常、心梗；若感染肺部的細菌、病毒等進入血液循環，甚至可能引發敗血癥。

有國內臨床醫生表示，很多人在異國他鄉旅行時，可能因為怕麻煩或語言不通而抱有“扛一扛等回國再治”的僥幸心理。對于一些輕癥吃點藥“扛一扛”可能還能過去，但碰到重癥時，如不及時救治可能危及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在感染流感前，大S本身的身體狀況也不容樂觀——此前大S多次因癲癇復發緊急送醫，徐媽媽也透露大S還患有心臟二尖瓣脫垂。而她此次在流感后可能因為治療不及時或抵抗力差，最終不幸離世，令人唏噓不已。

為何在普遍印象中醫療系統較為發達的日本，一位知名藝人卻在面對常見流感時未能得到有效救治？

為此，記者結合其親身經歷及對日本醫療體系的長期觀察，深入剖析背后的原因。

以下是他的講述：

作為一名駐日記者，我在日本東京生活和工作了近三年。對日本的醫療體系有著深刻的體會。2023年12月，我被流感“擊中”，那種無助和煎熬至今讓我心有余悸。

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夜，我突發高燒，嗓子像是“吞刀片”一樣疼，全身肌肉酸痛，還劇烈咳嗽，喪失味覺嗅覺。意識到情況不妙，我迅速預約一家診所前往就醫。

到了診所，醫生很直白地告訴我：“可以檢測是否確診新冠或流感，但無論最終結論如何，都只開感冒藥，按照感冒治療。”

我按照醫囑服用了醫生開的處方藥，效果卻并不明顯，體溫也一直處于39度上下。那種高燒不退的無助感，讓我整夜整夜地睡不著覺，只能靠喝水和物理降溫來緩解。硬挺五六日后，才終于退燒好轉。

后來我才知道，日本實行分級轉診制度，由基層醫療機構首診，“轉診”制度非常嚴格，大醫院并非患者想去就去。日常看病，主要是去小型診所和私立醫院。而這些基層醫療機構往往以門診為主，不設病床，在面對新冠和流感等患者時，統一由“發熱外來”門診接診，而治療方法也基本上按照感冒處理。

此外，在日本，病人被救護車接走后，并不代表一定會有醫院接收病人。住院治療需要醫院認定確有必要才會收治，而流感被視為“可自行恢復”的疾病，患者往往被安排在家吃藥自愈。除非病情極端惡化，陷入昏迷，醫院才會接收患者。

住院難問題，主要原因是醫療從業人員不足。從每一百張病床配備的醫生數量來看，英國有108.1名醫生，美國有93.5名醫生，德國有51.9名醫生，而日本僅有18.5名醫生。這使得在流感高發期，醫院難以應對大量患者的就醫需求。

有學者認為，當下日本醫療體系的核心邏輯是“醫院的運營秩序不可被打亂”，其優先事項是“避免發生醫療資源擠兌”，治病救人不能逾越此前提。即便是日本國民，若沒有家屬施加強大壓力，醫院仍可能對病人采取“最低干預”模式。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徐熙媛這樣具有相當財力的明星，仍無法得到日本醫療體系強有力地救治。

近年來，日本每年年末都是流感的暴發期。今年也不例外，據日本厚生勞動省1月9日公布的數據，2024年最后一周（12月23日至29日），日本全國定點醫療機構報告的流感患者人數首次超過30萬人關口，刷新1999年采用現行統計方法以來最高紀錄。如今，流感高峰已過，但這場“流感之戰”留給人們的思考仍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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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丨 中國新聞網、新聞坊、央視新聞、看看新聞、生命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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