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蔣介石麾下有“五虎上將”:
“干將”陳誠、“忠將”顧祝同、“福將”劉峙、“飛將”蔣鼎文、“虎將”衛立煌
除了衛立煌,五虎上將其中都是浪得虛名。
當然,也有人認為衛立煌軍事能力不怎么樣,畢竟他在解放戰爭末期在東北的表現實在不怎么樣。
不過這里客觀公正的說一句,衛立煌表現之所以一般,主要根由應該不在他身上,而是在蔣介石身上,衛立煌在國民黨軍高級將領中,是唯一一個能夠協調各方勢力,這一點就連蔣介石也做不到。
至于陳誠、顧祝同、劉峙,那就一般了,陳誠擅長背鍋,因而深得蔣介石之心,顧祝同人送外號“顧粥桶”,打仗能力不用多說,關鍵是聽話,劉峙人稱“豬將軍”,對他我們更陌生。
相比之下,蔣介石“五虎上將”,蔣鼎文是最名聲不顯的,蓋因蔣鼎文抗戰末期就脫離了軍界,專職經商,后來坐擁無數資產,逍遙快活。
從客觀的角度去看,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統治了中國22年,不是完全沒能力,其麾下也不是沒有干才。
中國近代從冷兵器時代過渡到熱兵器時代,從來都是被動,也正因為如此,在適應熱兵器時代作戰,也有一個從生疏到熟練的過程。
蔣介石麾下的“五虎上將”,其實都是崛起于這一時期。
不過,中國當時的熱兵器作戰,尚存在一定冷兵器時代的思維,這也是因為當時中國工業不發達,很多武器都是購自國外,熱兵器戰略戰術上的應用還比較淺。
像蔣介石的“五虎上將”,他們都是在北伐時期崛起,斬將奪旗,攻城拔寨,后來才逐漸得到蔣介石重視。
可也正是因為如此,后來抗戰爆發以后,當落后的農業國遇上了先進的工業國,仗就打得不是那么容易了,一方面是國力因素,另外一方面是將領水平因素。
如果不是1930年中原大戰,客觀上為后來抗戰提供了練兵的效果,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還會打的更艱難一些,
蔣介石的“五虎上將”到抗戰末期,他們的軍事思維其實已經逐漸落伍,只是他們自己并不覺得。后來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像陳誠、劉峙這一類的人更是因為身居高位,精神意志早就變得麻木了,不少說同解放軍將領比,就是比較他們年輕時候也遠遠不如。
基于以上分析,我個人倒是認為,蔣鼎文是蔣介石麾下第一個意識到自己能力不夠的問題。
一
蔣鼎文年輕時驍勇善戰,絕對不是開玩笑。
大革命時期,蔣鼎文其實已經身居高位,但他放棄了大元帥大本營兵站總監部上校參謀的身份,跑到黃埔軍校一期第二學生隊區隊長,旋任上尉軍事教官,肯定不是頭腦發熱,而是想學點真本事。
蔣鼎文有早起的習慣,也正因為如此,經常和蔣介石碰頭,給對方留下深刻印象。
一日,軍校野外演習,蔣鼎文任連指揮,蔣介石與蘇聯顧問加倫將軍,加倫隨機抽查,蔣鼎文對答如流,加倫隨即囑咐蔣介石:
“此人可以重用。”
蔣鼎文后來參加平定商團叛亂、第一次、第二次東征,每戰都是身先士卒,1926年以第1軍第1師師長身份參加北伐,并率部解了國民革命軍鳳陽之困,此戰蔣鼎文運用兵法,聲東擊西,為諸將之罪,被何應欽保舉為特準保薦立功官兵。
總而言之,蔣鼎文早年軍事生涯非常亮眼,特別是作為軍、師一級軍事主官,與同時期人相比,他擅長機動作戰,行蹤飄忽不定,算得上是一員出類拔萃的將領。
也正因為如此,蔣鼎文被譽為“飛將軍”。
當然,我這里也絕不是吹捧蔣鼎文,因為蔣鼎文也打過敗仗,但百戰之將難免走麥城,特別是碰上高段位的對手。
1931年7月,蔣鼎文參加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圍剿,結果被打得大敗虧輸。
當時中央紅軍在毛主席、朱老總指揮下,采取誘敵深入、運動殲敵的的戰略,三戰三捷。蔣鼎文所指揮的第四軍團攏共就兩個師,被殲滅了一個師又一個旅。
據說蔣鼎文本人差點被俘。
不過,作為蔣麾下最得力的干將,蔣鼎文還是在1935年4月,被授予陸軍二級上將的軍銜。只是隨著升遷高位,蔣鼎文的進取之心反而不如年輕時候。
蔣鼎文年輕時雖然也吃喝嫖賭,但也還算上進,真正轉變的時間節點是在1932年。
1932年1月,日軍進攻上海,爆發淞滬抗戰,蔣鼎文當時率領部隊增援十九路軍,盡管后來成功阻止日軍,雙方簽訂了停戰協議,但以日軍當時的水平,國民黨軍根本沒辦法比。
蔣鼎文灰心喪氣之余,轉而走上溜須拍馬的道路。
二
蔣介石也不傻,他可能察覺了蔣鼎文的變化。
1938年6月,蔣鼎文調任陜西省政府主席兼中國國民黨陜西省黨部主任委員、陜西省保安司令,同年11月兼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
當時,第三十四集團軍副總司令是胡宗南,蔣介石擔心胡宗南資歷不夠,特意把蔣鼎文派過去壓陣,令胡宗南掌握實權。
胡宗南那時只聽命于蔣介石,對蔣鼎文只有表面上的尊重,蔣鼎文后來還跟劉峙說起這件事:
“不要說讓胡宗南服從我們,就是我們想服從他,也摸不清他鬼頭鬼腦的意圖,真傷腦筋。”
蔣鼎文主政西北期間,生活作風益發墮落,徇私枉法,貪污成性,狂嫖濫賭,成了赫赫有名的“腐化將軍”,在國民黨軍中基本上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不過因為上面有蔣介石照著,誰也不敢多說什么。
蔣鼎文利用權力貪污受賄、投機經商,所積累的財富數額巨大,據其私人賬房陸怡霖說:
“西北最大的資本家毛虞琴、古鳳翔的財產,只不過蔣鼎文的零頭數。”
也因為私生活混亂,蔣鼎文患上了性病,便請花柳病專家楊槐堂作為貼身醫生,楊槐堂后來深得蔣鼎文重用,一直干到了軍醫處長,成為軍中的笑料。
那時的蔣鼎文,頗有自暴自棄的嫌疑。
從蔣鼎文調西北任職,基本上就是處于架空狀態,名義上主政一方,但實權都在下面。
1941年5月,中條山戰役失利,蔣介石借口撤了時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蔣指責衛立煌偏袒八路軍),調蔣鼎文接任。
蔣鼎文對河南復雜的抗戰形勢根本束手無策,麾下諸將領如湯恩伯等也基本上是直接聽命于蔣介石,他根本就無法控制。
1944年,日軍發動豫湘桂會戰,此戰日軍一路從河南打到了廣州,特別是第一階段豫中會戰,蔣鼎文基本上沒有形成有效的防守,短短一個月就丟了38座城池,本人逃進了伏牛山才躲過了劫難。
蔣鼎文后來也稱豫中會戰是:“軍從政40年來最大挫”。
要知道當時已經是抗戰末期,日軍已經是日薄西山,在這樣的情況下仍遭敗績,顯然是說不過去的。
蔣介石怒極之余,下令將蔣鼎文撤職查辦,調任軍事參議院參議。
從此以后,蔣鼎文沒有再實際掌握軍權。
1945年5月,蔣鼎文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但同年就選擇棄官從商,開辦磚瓦廠,輪船公司。短短幾年時間就累資巨萬。
三
事實上也正是因為及時抽身,蔣鼎文后來免去了被當成戰犯對待。
有意思的是,就在幾個月前,即1948年6月,蔣介石成立徐州剿總,還想調蔣鼎文復出任徐州剿總副司令司令。后來劉峙還曾提到這件事:
“隴海線的軍事已面目全非岌岌可危,原來坐鎮在徐州兼領鄭州的陸軍總司令顧祝同因升任參謀總長,勢難兼顧需人接替。蔣公想要蔣銘三(蔣鼎文)兄去,他堅決謙辭,再想到我征詢我的意見。當時的局勢,在不懂軍事的一般社會人士,已洞若觀火除非出現奇跡很難挽狂瀾于既倒。但是我的答復是:要我做官敢奉命,要我拼命,義不容辭。”
蔣鼎文后來雖然也出任職務,但當時國民黨當局已經日暮窮途,也就無人顧及蔣鼎文。
有意思的是,在離開之前,蔣鼎文還特意囑咐老家諸暨的百姓:
“看來國民黨的氣數已盡,今后大家要跟著共產黨好好過日子。”
抵達臺灣后,蔣介石還想任蔣鼎文為“參謀總長”,但仍然被蔣鼎文以身體原因婉拒。
據說私下里,蔣鼎文對親友說:
“現在已經搞成這個樣子,我還當什么鳥官!”
蔣鼎文很早就在香港、臺灣經營產業,積累了豐厚的身家,反而要比那些已經失勢的人生活上好太多,政治上一場風花雪月,蔣鼎文倒是比任何人都看得開。
只是偶爾回憶起來,難免有些傷感。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蔣鼎文聽說此事后,心情始終沉郁,當天晚上就失眠了,一個人呆呆地坐著,嚇壞了夫人蔡文援。
大勢所趨,終究難免。
蔣鼎文晚年身體情況還算健康,至1973年后才逐漸惡化。
1973年12月13日,蔣鼎文因感冒到臺灣榮民醫院治療,被確診患了急性肺炎,因早年棉湖之戰肺部受傷,蔣鼎文的肺炎癥狀遠比常人來的嚴重,加上年近八旬的緣故,身體每況愈下。
有意思的是,蔣鼎文一生為官做將,但晚年最自豪的事情卻是因經商致富,他跟家人戲言:
“我們浙江人還是做生意的好,天生擅長做這個嘛!至于為官從政,嘿嘿,連我們浙江最厲害的蔣中正先生都……”
蔣經國聽說此事后,氣得忍不住要教訓他,但考慮再三,最終還是作罷。
1974年1月2日,蔣鼎文病逝,臨終前叮囑了子女兩件事,一件事就是下葬時一定要朝著家鄉的方向,另外一件事就是不許從政。
在蔣鼎文看來,他們一家還是擅長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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