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觀察歷史，我們會發現一個很奇特的歷史現象，就是毛主席非常喜歡“閉關”研究理論問題。

1932年秋天開始，毛主席足足“閉關”了2年時間，認真讀書，研究理論，如他自己所說：“我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這兩年功夫，毛主席沒有白費，他寫出了《矛盾論》《實踐論》。

1938年5月，毛主席又用了八天九夜時間，把自己關在延安一間窯洞里廢寢忘食地創作，寫了五萬余字的曠世名著《論持久戰》。

1957年2月，毛主席繼續“閉關”兩天兩夜，寫出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相反，我們看到毛主席最大的對手蔣介石，他從來沒那么認真對待過理論問題，更不用說持久“閉關”研究理論問題了。

因為老蔣并沒有初始性的理論，老蔣取得國民黨的最高權力，并非靠理論，他只需要繼承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就好了。老蔣上位，主要是靠的軍事，他先是擔任黃埔軍校校長，培養自己的隊伍；再是擔任北伐軍總司令，擁有自己的隊伍；最后，通過中原大戰，取得了公認的最高領導人地位。因此，在老蔣看來，強權就是真理，他的地位就是通過軍事取得的，有了軍事實力就有一切，他根本用不著研究理論問題。

“道為本，術為末。有道無術尚可求，有術無道難遠行。”理論其實就是“道”，它是事物變化的指導本源，如果“道”錯了，那么再強的“術”，無論用任何軍事手段，也沒有用。

“道”通常能引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發展，而“術”就只能著眼于當下。但并非每個人都有能力研究理論這種“道”，孫中山先生有這個能力，提出“三民主義”，后續中國有數十年都在孫中山的理論范疇內發展。只不過“道”并非一成不變的，后面的國內國際形勢更為復雜，老蔣沒有那么長遠的戰略眼光，不具備理論開發的能力，這個時候，眼光更為長遠的毛主席承擔這個重責。

在資本主義理論以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條化的時候，毛主席推出了適合中國發展的新理論。“三民主義”在某個時間階段來說，是適用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很多時候也是正確的；但中國不同已經現行發展百年的資本主義老牌強國，我們有很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中國有著自己的特殊國情，于是，毛主席寫出了《實踐論》，強調必須結合中國國情看問題，不能教條化，這些基本理論為毛主席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基礎。

在抗日戰爭普遍較為迷茫缺乏理論指導的時候，毛主席寫出了《論持久戰》，宏觀上論證了抗戰的發展規律，闡明了爭取抗戰勝利的道路，批判了對抗戰的各種錯誤認識，后面抗日的形勢完全如同毛主席所預料。

新中國建立以后，由于社會主義改造的急速完成帶來的深刻變化，以及黨在工作中的某些問題，使得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出現了某些緊張狀況，人民內部出現一些矛盾，急需理論指導。毛主席又寫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個文章直到現在對于我們處理矛盾都有指導意義。

毛主席曾經說過：“坐在指揮臺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并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

為什么毛主席在“桅桿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就是因為毛主席的眼光比大多數人看得遠，所以，他有這個能力“閉關”研究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