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古代其實是極難的，尤其是與我們距離特別遙遠的先秦時代。陳凱歌電影《趙氏孤兒》盡管意在講述一個宏大的悲劇，但它所再現的許多歷史細節倒是因其時代錯置而堪發一笑。

這部電影中的許多場景要在“趙氏孤兒”所發生的春秋晚期一千多年之后才可能出現，有些更會瓦解整個故事（如程嬰不可能作為民間醫生去接生）。

通俗文藝中的時代錯誤比比皆是，中外名著且不可免，本不必苛責，只不過摘取出來討論下，對于現代人如何想像那個遙遠的過去，至少也可見一斑。

電影剛起頭（00:01:42，畫面出現時的時間，下同），就有一個場景值得注意： 程嬰與人坐在面館里吃面聊天。

這個場景在三個細節上都是不可能的：一、他們不可能吃面條；二、他們也不大可能用筷子；三、他們不可能坐在臨街的面館里。

面條確實是中國人的發明（《亞洲美食之旅》p.209），但出現甚晚。因為先秦時代還沒有后世那樣成熟的磨盤，無法將谷物碾磨成細粉；面條的前身湯餅一般認為始于漢代，是將和好的面團手撕成面片煮成面片湯（《考吃》p.55），約在唐代出現了刀切面（《亞洲美食之旅》p.220），宋代才由此向面條轉型，當時稱之為湯餅、索餅或馎饦（虞云國《炊餅》，載《萬象》2007年12月），最終宋代才發明了細長的拉面（掛面），并向東傳入日本，向西傳入阿拉伯世界和意大利。

在程嬰的時代，他想吃上面條是絕無可能的。上古主食的選擇極少，一般都是炒熟干吃，無火也可就食（所謂“糗糧”），也有稀飯，下飯則靠羹（許嘉璐《中國古代衣食住行》）。因為多干糧，所以“先秦時，進餐或以手取而不用匕、箸……漢代則普遍用箸”（《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p.330）。

坐在臨街面館里邊吃邊聊也不可能，因為在宋代之前，中國的城市形態均是坊市制，即使有店鋪也不是臨街開放，還能吃到一半跑出去看看貴族婦女回來說她“真漂亮”。

隨后一幕（00:02:41）交代了故事隱伏的線索：“宮里郎中”不行，才叫程嬰前去為即將生產的莊姬脈診。

這里存在多重錯誤：《史記·趙世家》記載趙氏滅門是“下宮之難”，但“下宮”指的乃是親廟而非國君的宮殿（《禮記》鄭玄注：“下宮，親廟也” ）；否則這就很奇怪了：莊姬既已出嫁待產，為何不是住在夫家和趙朔住在一起，卻是夫妻分居（前面還裝作感情那么恩愛），一直待在宮中？難道是回娘家坐月子？

《史記》原文說得清楚：趙氏被滅族后，“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她是逃往宮中避難的，而此“宮”非“下宮”之“宮”。附帶說下，電影中所描繪的晉國白癡國君顯然是晉靈公（故用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的橋段），但《史記》原文中，此時靈公已死，從趙氏滅門到趙武復仇，一直都發生在晉景公時期；而莊姬是晉成公的姐姐，也就是靈公和景公的姑媽，而非電影中的“姐姐”。

將醫生稱為“郎中”也是時代錯誤。“郎中”本是戰國起設置的帝王侍衛官，一度是高級官員，到唐末五代因授官泛濫，北宋又設太醫院，漸漸才自兩宋起變為對醫生的尊稱。

后面一幕（00:43:32）說“一個叫程嬰的大夫”，顯然也將醫生稱作“大夫”，然而在春秋時代，“大夫”乃是極高的貴族頭銜，用以指醫生，最初也始于宋徽宗政和年間在醫官中設置“大夫”官階。

另一幕（00:37:22），公孫杵臼自稱是“中大夫”，有“王命鐵旗”，似乎這是高官，但“中大夫”作為官職始于北周，之后歷代也非高官，不過四五品，至于“王命鐵旗”更不知為何物，晉君是“公”，還不敢稱王；何況在春秋末期時鐵器乃是很少用于重要禮儀場合的賤金屬，用“鐵旗”也不合邏輯。不過這片里許多處用的似都是鐵器，如片頭程嬰似在用鐵錘或鐵榔頭敲鐵釘，又有用鐵斧劈柴（01:06:21），片里人們所用的劍則明顯是精鋼劍，而非青銅短劍。

再說回醫生的問題。電影對原著的一個極重要改變，就是將程嬰從趙家的門客改設置為一個本不相干的平民醫生，故事也就從表彰忠義節烈的自我犧牲精神轉向了更具現代色彩的個人主義復仇。然而在先秦時代，程嬰為莊姬脈診、接生都是不可能的。

先秦兩漢時醫生的社會地位不高，被稱為“醫工”（《素問?疏五過論》）或“醫匠”（《急就篇》）。在春秋時，程嬰也不可能作為私人執業醫生被請進宮，因為當時宮中醫生都是世官，

封建時代，醫者蓋王官之一守，而出于世業之家。故《禮記·曲禮》論侍君親之疾，有所謂“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之禮。……春秋醫者，據史乘所載，大概主為貴族統治階級療疾，而其職任特性則近乎私人內侍。……我們推斷春秋時期醫者的角色當亦近乎王公貴族之內侍，而世掌療疾之工作。（金仕起《古代醫者的角色——兼論其身份與地位》，載《臺灣學者中國史論叢·生命與醫療》p.4）

到西漢時已有醫者服事后妃、諸婦之側，但后妃之產乳養護都是女醫負責，接生則有產婆，直至后世，男醫生都極少參與生產，除非難產才被請來，但也看病而不接生。

李貞德《漢唐之間醫書中的生產之道》在分析三國時華佗故事后指出：“倘若孕中無病，即使貴為夫人，是否會定期就醫檢查，值得推敲。待至分娩，若無難產，亦未必召醫診視。”（同前書p.88-89）

而且生產時須“下地坐草”，也不像電影中那樣，就躺在地板上接生出來了。固然電影中接生時事出突然，但問題是：按古代情形，首先莊姬就不可能定期就醫檢查。

本片中的頭銜稱謂相當混亂，按晉國的制度以卿大夫執政，趙盾是不可能為“相國”（00:03:10）的。

因為“相國”作為職位的設立始于戰國時代，當時且多稱“相邦”，到西漢因避劉邦諱，才改稱“相國”。

片中趙盾一直是文官形象，而趙朔、屠岸賈則幾乎無論在什么場合都是武將披甲裝束。但其時文武并未殊途，貴族男子是普遍文武兼習的，如《史記·秦本紀》：“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即官員都須佩劍。

然而，朝堂之上則不會披甲相見，打仗時頭上要戴胄（即兜鍪，后世稱盔），戴上后保護面部，別人就看不清他的臉，故而見尊長時要摘掉，所謂“免胄承命”（《左傳》成十六年），見國君更要跳下戰車行禮， 但在本片中，所有人在打仗時都不戴保護頭部面部的胄，見君主并不怎么行禮，直接穿著甲衣就上朝堂了（00:13:04）。

這自然也是不合儀節的。在宋代高型家具確立之前，三千年的時間里，中國人基本上都是席地而坐的。室內沒有地板（不像片中木地板鋪得那么好），而鋪竹席或草席，以竹絲或莞草編制（許嘉璐《中國古代衣食住行》、許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

對貴族來說，該鋪席而不鋪乃是非禮之舉。先秦貴族登堂入室，更不能這樣大剌剌就直接走進去了，因為那會弄臟席子，必須先在門口去履。

《左傳》哀公廿五年，褚師聲子因為有足疾，不便脫襪而登席，引起衛侯大怒。君臣雅會飲宴，卻必須去襪跣足登席，可見襪的著卸也不致十分困難，而且是履的同類，大約屬于軟鞋之列，與襯在鞋內之襪有別。古人處室，似以跣足為常……據《曲禮》，入室之前脫履于堂外階下。（許倬云前引文，載《臺灣學者中國史論叢?生活與文化》p.4）

其情形，實際上更接近于日本人脫鞋后在室內光腳踩在榻榻米上。《史記·蕭相國世家》記劉邦特準蕭何“帶劍履上殿”，正表明這是授予的特權，一般情況下不得穿鞋帶劍上殿。

按禮儀規定，尊者在堂則卑者在庭。《左傳·宣二年》：“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之所以是“趨登”，乃因他按禮得站在堂下，無君命而登堂，乃是越禮之舉，鴻門宴上，樊噲也是沒資格入席而待命在外，等待張良見情形不對召他，才“帶劍擁盾”闖入。但在電影中，屠岸賈發出攻擊命令時趙家至少有兩位重要侍從都在堂上，而且竟直接就披甲攜帶武器站在旁邊，而非按嚴格的尊卑座次就座（假如有資格就座的話）。

侍從如此，片中的貴族也都個個坐沒坐相。按先秦在室內的起居習慣，人們席地而坐時都是跽坐的（即跪著，屁股坐在腳后跟上，崇明方言中“跪”仍讀“跽”），故鴻門宴上項羽見樊噲闖入，第一反應是“按劍而跽”，因為他本來就跪坐著。

《趙氏孤兒》電影中沒有一個人這樣跽坐著（大概考慮到這樣太難為演員了，除非找日本人來演，他們大概習慣點），最多盤腿坐，更多則是垂足坐，乃至直接兩腿前伸（01:09:30）

這在上古嚴格的禮制下，乃是極為無禮的一種舉止，所謂“箕踞”，也就是像簸箕一樣，兩腿平伸。《禮記·曲禮上》：“坐毋箕。”《韓詩外傳》卷九：“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就因坐姿不正確，竟然就要休妻，可見人們對此何等在意。

電影中的許多場景，即便是程嬰這樣的平民家，室內家具都不少——在席地就坐的年代，室內家具其實一般是不多的，更不大可能有桌椅凳子等高型家具。在片中可看到，連那個小面館里，人們就餐時也都是垂足坐在凳子上的（00:58:57）。

程嬰與韓厥見面（01:11:08），兩人也都是垂足坐著：

總之片中的情形，倒更像唐代的情形： “唐代是低型家具與高型家具并行，也是跪坐、盤腿坐與垂足坐并行的時代”（揚之水《終朝采藍： 古名物尋微》p.4）。

附帶說一句，圖上的燈具也有問題，先秦兩漢的燈具多是豆形燈，而韓厥多年來都是晚上和程嬰見面，那就更不可能了，因為宋代以前中國城市均實行宵禁，暮鼓響后，人民就不能夜行了。

西漢時連大將軍李廣“從人田間炊”，晚歸也不得夜行（《史記·李將軍列傳》）； 唐代“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縞《中華古今注》）。 韓厥竟然晚上出來，不早被人逮住才怪。

片中的大型建筑（城墻、宮殿）外墻常是磚石結構（先秦實多夯土版筑而成，即宮殿也不例外），而尤為奇怪的是莊姬所住的地方，分明是日本中世才受禪宗影響發展出來的枯山水庭院（00:30:01）：

晉國當時的國都曲沃并不大，許倬云據對曲沃古城（東西1100米，南北600-1000米）的考古推斷，“我們至多只能假定一個封國的首都有一二萬人口”（許倬云《周代都市的發展與商業的發達》，《臺灣學者中國史論叢·城市與鄉村》）。

以這樣的人口規模是不可能一下搜出100多個新生嬰兒的。 屠岸賈分明知道趙家的孩子是剛出生的男嬰，而剛出生的新生兒有點皺巴巴的，很容易辨識（附帶吐槽下，片中的孩子都不大像新生兒，尤其下圖02:01:03這張，頭發茂密，那至少半歲了吧），假設當時搜的是一個月以內的男嬰，而當時城內的人均年齡為25歲，那意味著人口規模是： 100*2*12*25=6萬，這不大可能塞得進一個才一平方公里方圓的古城內（好吧，我承認自己這么算有點吹毛求疵）。

關于搜尋嬰兒這段，當然是襲用了《圣經》中希律王的故事（《史記·趙世家》只說“索于宮中”，是有目的地搜趙孤，可沒殃及城中另一百個嬰兒），但有兩處細節也頗令人費解，一是屠岸賈宣稱那些孩子“都有米湯喝”（00:42:34），春秋時黃河流域的晉國好像不大產稻米；二是他限定交出趙孤的時間是在“寅時”（00:42:46），但寅時是凌晨3點-5點，為什么要規定這么個不尷不尬的時間，害得大家冒著宵禁的風險，半夜睡不好，跑去廣場領孩子呢？這好像不免有點變態。

還有一個大問題是：片中人似乎坐車都是為儀仗用，或文官才坐，武士則全無例外，或步戰或騎馬，馬隊頗為雄壯（00:06:49），趙武成人后尚有騎兵在林中沖鋒的場面。

然而春秋末期分明還是戰車時代（雖然在攻擊山區敵人時，晉國是第一個毅然毀車步戰的國家），片中竟無戰車，而趙盾的馬車也只兩匹馬（實際以四馬為常，故所謂“駟馬難追”），只有一位車夫而無車右。

按規矩，應是一車三人，尊者在左，此所以《史記·魏公子列傳》寫魏無忌求賢若渴時寫“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但電影中趙盾坐在中間，中間其實是御者的位置，車右則是執戈御敵的勇武者。 此外，“上古乘車是站著的。 《禮記·曲禮上》： ‘婦人不立乘。 ’可見男子一般都立乘（許嘉璐《古代的衣食住行》）。

騎兵出現很晚，所謂“六經無騎”，早期經典中就沒出現過“騎”這個字。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那還是兩百年后的事，而且也只是“騎射”，初期的騎兵多安排在側翼，執行一些輔助作用，成為作戰主力則更遲； 又因馬鐙要等公元三世紀后才發明（通常認為是鮮卑族所發明，不過看電影中春秋末期人們就紛紛用上馬鐙了），在五胡亂華之前也沒什么重裝騎兵，因為沒有馬鐙的平衡力，持兵刃與人對砍時很容易從馬背上摔下來。

在用上馬鐙之前，人們是跳上馬背的，下馬時則須先將兩腿放到一邊然后跳下來，雙足著地。 趙朔在堂上戎裝離開，直接上馬，也頗不合，先秦兩漢的士大夫基于禮制，“出必乘車不騎馬的風氣，至南北朝間因戰爭頻仍，戎服常用，士大夫習于騎者漸多，以致于到了唐代除特殊場合，士庶已少有用車，而是騎馬”（巫仁恕《品味奢華： 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p.67）。

說起來趙武（或“程勃”）小時候吵著要去上學堂（01:09:06）也有問題。

蓋先秦之學校乃是貴族學校，不像后來民間私人辦學漸多，且早期的民間辦學也是收“束脩”而非直接收錢，程嬰可以直接回答： “上不上學堂，這不是錢的問題。 ”

趙武的意識，更像一個宋代以后想讀書的中國孩子。 不過說起來，程嬰本人的醫術，除了把脈之外就是湯藥，從不使用針艾，在許多方面也更像宋金以下私人執業的儒醫，而不像先秦時那種巫醫。

片里還有許多細節可較真的，例如：趙氏滅門時竟有人奉上趙氏族譜（00:26:01）， 族譜至少也要到魏晉時門閥制度盛行后才出現。

程嬰還用毛筆在布上畫下趙武身世，然而毛筆據傳也是秦時蒙恬才發明的，之前是用刀在竹簡上刻字的，故有“削刪”之說，因為寫錯了用刀刮掉。

先秦平民都只穿麻布短褐，但從片中看，程嬰父子也穿過藍布衣服，這種染色過的布可不尋常。

至于那時人下圍棋、生子送喜蛋，好像也太早了點； 新立的晉君問屠岸賈“什么是仁義禮智信的仁”，唔，難道當時就已獨尊儒術了嗎？

當然，最令人側目的是片中人物思想意識的奇怪與超前：趙武得知自己真實身世后，想到的竟不是為自己父親和祖父復仇，反倒一心一意是為程嬰死去的孩子復仇——為了這個自己沒有血緣關系也未謀面的孩子而殺死與自己感情深厚的義父？不知他和程嬰都是怎么想的。

程嬰呢，在已告知真相后仍老實不客氣地對趙武自稱是“爹”（01:58:54），當然這里他不像《史記·趙世家》里那樣是趙家的門客，但在一個尊卑分明的時代，也大不尋常。

最有現代意識的還是屠岸賈，聽聽他的質問（01:54:09）：“你有什么權利決定你兒子的生死”，這無疑就是個現代父親啊！

不過話說回來，這樣編故事，觀眾或許更能代入？要是一板一眼只顧“真實”地按歷史情形來拍，人們大概也覺得那實在太陌生而無法理解吧？而且多半也不會好看。

當然，陳凱歌導演大概也并不志在真實再現那個時代，他只是想講述一個現代故事罷了。也 一直都有人 主張，完全真實的再現歷史是 不可能的，還吃力不討好 （外景地和演員都會很難找，費用上升，觀眾還未必買賬），但根本就沒努力 去還原歷史真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