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篇圍繞火石崗村涉黑案件的調查文章。案件涉及馬明善、虎秋云、馬新建等二十名被告，于掃黑除惡專項行動中被一次性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偵查機關在卷宗中羅列大量陳年糾紛，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紀九十年代。家屬與律師質疑偵查程序和定罪依據，案件中出現長年時效突破、重復評價、調解糾紛重新翻案等情形。經過大量搜集資料，本文嘗試從多個角度呈現該案來龍去脈，為讀者提供相對完整的事實全景，也為讀者思考事件背后的法律與社會意義留下一扇門。

根據可查閱到的公開文書和部分當事人信息，這場案件集中打擊的對象大多是村民和他們的親屬，其中部分人在基層擔任過一定職務。偵查認定他們通過多次違法犯罪積聚經濟實力和組織基礎，稱霸一方年余，嚴重破壞當地秩序。一審判決對二十名被告均作了高限量刑，多人上訴。此案并非單純呈現強烈暴力或金錢糾葛，而是以十數起本地矛盾糾紛為主線，將其打包為黑社會性質組織。村民對案子評價不一，偵查機關與法院在公開文件中強調定罪確鑿。 本文試圖拼合案中諸多細節，從火石崗村的日常場景展開，逐步回溯過往糾紛脈絡與偵查認定過程。

一、運動來了

火石崗村地處新密市岳村鎮管轄范圍，土地多為丘陵，村內過去曾有煤礦經營，后因產業調整及生態治理等政策而陸續關停或轉變。

本案中被列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二十人絕大多數在該村居住或工作，偶爾有人在鎮外打工。他們的年齡跨度較大，既有五六十歲的中年人，也有已到七旬的老年人，且不少并無充裕經濟條件。有村民說火石崗村平時很安靜，偶爾也有鄰里糾紛，過去并未聽聞有什么令人生畏的勢力。

在公開征集線索的公告里，偵查機關將火石崗村的部分歷史事件一并列出，包括管理費糾紛、煤礦事故、與外來工程隊的沖突等。

街頭張貼的掃黑除惡宣傳材料提到了馬明善、虎秋云、馬新建幾人的名字，說是本地黑惡勢力的主要頭目，鼓勵知情者檢舉。

家屬出示了家里狹小的廚房和院落，認為如此普通條件與外界對黑社會慣常印象不符。也有人表示不打算質疑官方定性，因為不想惹事。

單看村里現有的面貌，似乎難以聯想到一起大規模掃黑行動在此展開，但根據案卷中公訴文書或判決書看來，這里過去曾有一個黑道家族。

卷宗列出二十名被告人姓名：馬明善、虎秋云、馬新建、馬超、馬麗、馬占偉、馬縣委、梁海松、梁占民、虎二蘭、梁武林、梁五軍、馬富倉、徐鐵莊、虎宗保、虎保良、薛書平、鄭留榮、馬建設、馬仁義。

偵查機關認為他們圍繞馬明善為首，形成一個較穩定的家族式架構，骨干成員包括虎秋云、馬新建、馬占偉等，其他人屬于一般成員或輔助角色。檢方指控他們使用暴力或威脅手段多次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群眾，進而獲得巨額利益。

這些當事人之間的關聯大多是親屬或鄉鄰，部分人甚至存在公開對立關系。

馬明善在村里擔任過村支書或村委主任多年；梁海松則曾多年舉報馬明善，二人矛盾不小，卻同在名單中。虎保良是另一個家系的商人，據說也并非常年居住火石崗村，只是有親戚關系聯結。馬新建作為馬明善的弟弟，大部分時間在村里經營自家生計，與部分偵查稱“充當骨干”不太吻合。其他姓名也各有來歷，這在村中零散可見。

有家屬反映這支隊伍并沒什么內部約定，從無幫規或紀律。偵查方則聲稱血緣親情可替代正式紀律。

審理中二十人對組織一事看法不一，除少數人沉默，大多直言自己完全不知道誰領導誰。法院一審結論還是將他們全部納入統一架構，認定上下層次并不需要明面規定。

被告人家屬質疑少數人多年在外地打工或和馬明善不和，為何也被認定積極參加，對此律師和家屬的追問在一審時沒有得到回答。

從2018年開始，全國掀起大規模掃黑除惡專項行動，各地成立專案組清理潛藏多年的黑惡勢力。

新密市也不例外，辦案單位頻繁走訪各村，處理村兩委換屆中可能出現的干擾或家族把持等現象。根據一份市級宣傳文件的說法，這一行動非常注重打掉地方盤踞勢力。

火石崗村因此進入偵查視線，相關糾紛被翻查。

消息來源指證當地曾接到一些舉報材料，集中指向馬明善與其親屬行事跋扈，涉嫌多次違法未受追究。

2021年5月3日，鄭州市政府官網發布了《中央第五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組交辦案件辦理結果公示（第二十一批）》，其中對于馬明善有關的舉報公開答復如下：

“2018年以來，新密市公安部門已多次組織精干力量組成核查專班對馬明善違法犯罪線索進行核查。經查，馬明善無涉黑惡犯罪嫌疑。”

專案組在2023年3月初發布征集線索公告，點名馬明善、馬新建、虎秋云等若干人，稱其為涉黑犯罪嫌疑。若有受害人或知情者可提交證據。

隨后在4月中旬，新密市方面與鄭州市公安局聯合行動，一次性抓捕包括馬明善、馬新建在內的多名嫌疑人。偵查訊問持續數月，大面積搜集以前發生在村里的事件，最終將時間跨度拉長至上世紀九十年代末。

馬明善被帶走時正與村干部討論一樁道路維修事宜；馬新建正在自家門口，警車駛來后幾分鐘即把他帶到派出所。家庭尚未弄清緣由，他和其他十余人已被關進看守所。

直到公布的立案通報和征集線索公告人們才知道偵查理由。其后陸續有人被叫去問話或寫筆錄。鎮里干部強調這是上級統一部署，不便多言。

二、往事并不如煙

火石崗村的往事通常分散在多份簡單調解記錄或有限的派出所檔案中，跨度約在二十年至三十年之間。

公開資料顯示，這些糾紛覆蓋土地糾紛、村道修繕費用爭執、管理費或協調費收取問題、鄰里打架、煤礦事故等。案件立案時，偵查機關將這些瑣碎事件全部收錄為證據，認定各糾紛相互關聯，形成一個長期存在的黑社會勢力鏈條。

家屬及部分村民表示難以理解，因為在他們的記憶中，這些沖突多已在當年結清，不曾料到還能再度在法庭上出現。

當中較早的一起糾紛可追溯到九十年代中期。

一則材料里記錄本村數人圍堵一輛運煤卡車，起因是村里要求繳納道路維護費，也有人說是煤車撞壞農田。后來究竟怎樣解決，檔案里只寫了調解達成，雙方各退一步。

偵查報告認為這是被告人馬明善、馬新建等在背后指使，不僅是收費糾紛，而且是涉黑組織的一次集體行動。家屬對于這種認定抱有異議，因為當年登記的參與者與后來的資料并不吻合，此次卻被歸到相符筆錄中。

另一個顯著事件在1998年。

材料顯示有警察進村試圖向馬明善送達傳喚手續，現場出現多人圍觀，產生言語推搡。派出所當時做了簡短筆錄，對當事人做了治安處罰。

二十多年后，這起事件被視為“涉嫌聚眾妨害公務”，合并進黑社會案。

家屬翻閱判決發現，這次事件與后續的管理費糾紛、村委會選舉沖突等一起被視作證實組織多年暴力或威脅活動的證明。辯護律師則提出時效已過或當年已處理，但偵查機關解釋說這只是對具體行為的處理，沒觸及背后組織，故可重新評價。

近年來的糾紛主要集中在管理費或協調費收取上，比如本村一條村路年久失修，有工程隊進村開辦項目。村委出面收取費用后將錢納入公共賬戶，用于修繕或其他開支。

相關施工方并無書面證據證實受到暴力脅迫，但在偵查中出現若干口供聲稱，當時很害怕，只能交錢。偵查報告據此視之為敲詐勒索。

家屬回想當時企業自愿出一筆資金，鎮里并不認為此舉違法，結果現今列在法院文書中，成為證明其以商養黑或以黑護商的經濟來源。

在更近的日子里，也有關于村內土地爭議：有人在整理一份記錄提到2014年前后曾挖掘地面石塊，疑似非法開采，卷宗呈現“馬明善等人獲得三萬多元”，卻找不到清晰賬目。

村干部說那是村里平整土地獲得收益并歸到集體賬戶，偵查機關筆錄寫幾名證人證實集體從未接收這筆錢。判決時認定被告人私下占有，作為組織活動資金。

此類糾紛彼此相互輝映，被冠以多條罪名，包括非法采礦、職務侵占等。辯護律師當庭試圖提出財務賬冊，不獲法庭采納。最終卷宗中只有偵查階段的言辭與一些模糊記錄。就這樣，十余起與土地或礦石相關事件被視為同一模式：憑暴力與脅迫牟利。

這些零散糾紛經過偵查機關整合呈現出長期、多次、有組織的沖突格局。被告人多次在法庭表示過去矛盾成因復雜，有時純屬村民私人恩怨或當時治安事件，結果多年后被重新糅合。家屬強調對于每起當年糾紛都可以具體回顧背景與各人立場，現在卻只見筆錄把責任人全部指向馬明善一方。

偵查機關及檢方一致認為這正是黑社會對外暴力或脅迫特征，持久多年而極其隱蔽。

大部分沖突是兩三人甚至親戚間的小摩擦，如今成了一張全網。家屬懷疑偵查在匯總時把互不相干的部分也納入，卻苦于無法否定案卷中那些相互印證的口供。

三、回鍋肉

火石崗村長期使用基層調解手段來化解糾紛。派出所或鎮司法所通常讓當事人簽訂協議，部分費用賠付也就劃下句號。家屬認為這些糾紛都不算懸而未決，理應不會成為新的犯罪。

然而，專案組在偵查時回應說當年只處理了表面行為，對個人行政或刑事責任做了簡單結論，這次重點追究其背后組織屬性。

家屬查看歷次調解記錄，發現其中一些名字與后來卷宗的參與人員不符，有時當時被標注為甲乙雙方，如今指稱還有十來個人。

這樣的不一致被法庭淡化，理由是調解不排除還存在更多涉案人員未被寫入。

例如一件大約在2001年發生的打架。

調解資料上只提馬仁義和另一村民二人互毆，沒有提及馬占偉或虎秋云。新一輪偵查卻在口供中出現馬占偉帶人幫兇，虎秋云在旁放風，說這樣才能凸顯以暴力壓制對方。家屬提交調解筆錄試圖證明當時只處理了兩人，但法庭并未采納這說明其他人不在場的推理，只作一句“調解筆錄載明甲乙雙方并非排他”。

律師無奈表示實地再去取證已困難，這起糾紛隔了二十多年，證人或許早忘記詳情。法庭認定，偵查口供相互佐證強于當年的記錄。

還有一起出現在2005年前后的企業補償爭議。

此事當時通過村委主持達成協議，企業支付一筆補償用于安撫受損農戶。不少村民回憶那時既有鎮里領導認可，也有大伙在村部開過會。

如今，偵查把它視為黑社會以強迫交易方式逼迫企業就范，指控馬明善帶人恐嚇，無證據顯示鎮領導曾批準此事。

家屬從村部賬本找到幾張收支憑證，明明表明該資金用于公共項目，偵查卻認為公共賬只是幌子。法院一審接受了偵查邏輯，把這糾紛列入敲詐勒索范圍。律師稱整整十多年前雙方都認可的補償，現在成了犯罪事實，不免讓村民感到困惑。

火石崗村也曾遇到過較大安全事故：煤礦塌方導致兩人死亡。當時責任人受到調查，部分當事人服了刑。

如今該事故再度列入卷宗，被指“系馬明善等人為組織利益冒險經營煤礦，造成嚴重后果”，加之有人稱組織其他成員隱瞞礦難。

家屬疑問那時法院已有刑事判決，不應重復處理。檢方解釋這次追訴的是組織維系而非單個人過失，性質不同。法庭將其認定為“多次暴力或威脅活動在礦井開采中釀出的嚴重后果”，輔助證明他們殘害群眾的程度。這種重復評價爭議在一審中并未得到深入討論。

四、亦敵亦友

偵查機關的結論認為火石崗村中以馬明善為核心，兄弟、侄輩、姻親等形成了相當穩固的骨干層，虎秋云作為其妻子自然受其領導。另一些名字包括虎二蘭、馬占偉、馬縣委等在家里或村中也有一定影響力。判決提到部分被告看似對外矛盾頗多，但在統一利益驅動下依然服從馬明善指令。

旁觀者感到疑惑，因為梁海松與馬明善曾在村里多次沖突甚至舉報，這段糾紛在很多村民印象中真實存在。如今偵查說這是組織內部爭端，沒有否定他們同屬一個陣營。

家屬難以明白，若他們真同屬上下級，為何長年公開舉報。

也有女性被告如虎秋云、虎二蘭，多年于家務勞作，不具備控制他人的條件。

偵查介紹血緣親戚不用簽訂幫規，也能達到嚴密結構。律師當時想引用她們在村里日常活動的證據來證明她們沒有任何組織管理行為，但判決書以“隱秘性”概括，強調她們是在幕后為首要分子出謀劃策或提供助力。被問及具體過程，偵查僅有多份證言相互印證，說當時她們招呼兄弟子侄前往現場，沒有更多細節。村里大多數人不清楚她們曾對誰發號施令。

內部分歧還在虎保良與馬明善之間體現。

虎保良是本地民營企業人，近年在鎮外開廠，平日不常回村。有家屬寫聲明說二人來往不多，一直各自經營。偵查筆錄卻寫明虎保良在若干場合與馬明善配合，共同向外地承包方索要錢財，也有證人稱虎保良放出狠話。法庭認可這種口供，認定其雖平時忙于企業，但依然聽命于馬明善。

家屬質疑這違反常理，虎保良收入較好，何必加入所謂黑社會；偵查機關仍舊堅持親屬紐帶遠遠大于常理猜測。

過去火石崗村內親屬關系復雜，一度互相舉報或斗氣也不奇怪。有干部不便針對本案細節作評價，只說家庭糾紛和宗族勢力交織是基層社會現象。家屬收集到的幾張村干部證言在案卷中沒被法庭引用，內容顯示這伙人內部并不和諧，見解無法動搖最終認定。如此狀態下，偵查和判決依然將他們連成一體，家屬只能承受結論。

火石崗村的糾紛既分散又陳舊，大多已經調解或處理，近年依舊有零星矛盾。偵查在一次掃黑除惡集中行動中，把這些事件匯為一條長鏈，得出涉黑結論。大量時隔多年的人與事，集中翻出，重復處理或時效突破成為家屬與律師最難理解之處。此外，不少人原本并無統一目標，反而存內部對立，卻被推定為血親領導下的團伙。偵查認為這是隱蔽性和不成文規約的表現，審理最終認可這種推定。律師提出質疑并未得到正面答復，判決維系了偵查口徑。

五、集中力量辦大事

火石崗村的糾紛于近幾年被再次整合，背后是一次全面的打黑偵查過程。

自從本地啟動掃黑除惡專項行動后，新密市公安機關與市局相關部門不斷排查村鎮中長期存在的治安問題。馬明善等人所涉的這個案件由多個警種協同，組建專案組，對村內外幾十條早年糾紛進行走訪，對當事人和知情者采集筆錄。村里流傳過幾版說法，指當時警車頻繁進出，晝夜都能見到執法人員奔走，期間還有群眾被傳喚詢問，短則兩三小時，長則一整日。

案卷最終形成時呈現出大規模拼圖。

偵查機關整理出的材料顯示一條相對線性脈絡：馬明善在數十年間與包括其親屬在內的眾人形成穩定組織，各自分工對外顯示威懾。這種組織認定需要大量口供及旁證支撐。文件中聲稱他們分別在煤礦經營、土地平整、管理費收取、選舉干擾等不同情境中表現出高度一致的行動意志，不顧外部約束。

辦案民警在通報中稱，此案歷時較久，從當初收集線索到最后抓捕耗時幾個月，搜集了上百份詢問或訊問筆錄，調取了幾百份資料。但在民間采訪時，許多家庭尚不清楚專案組是如何迅速串聯所有舊事。

大多數被告及家屬回憶偵查開始時毫無預告，幾乎同時被帶走，隨后出現“集中取證”的做法。

每個人都產生困惑。那時不斷有人員被問話，些許村民也曾接到通知到派出所配合回憶，歸來后只說填了一疊筆錄。

偵查單位對外解釋這是依法辦案，符合程序。但辯護律師后來在審查卷宗時提出好幾處質疑：例如有些筆錄中出現的語言風格過于整齊，而且大段表述異乎尋常地相近。律師想要檢驗同期錄像，得到的回復是部分錄像缺失或設備故障。家屬多次爭取后依然無從獲取完整音像資料，僅存一小部分斷片。

專案組還依托了當地多年前的檔案，查到若干治安處罰文書或調解筆錄，但大多只簡略寫明糾紛主題以及當事人。偵查視角認為，這些文書能證明馬家人及其骨干成員長期參與打架滋事，只是當年未被深入處理。被告方則說凡是在此事件中出現馬明善、馬新建名字的全部推定他們背后指揮，忽略了當時也出現別的名字。

偵查方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專案掌握到了更多口供，可以相互佐證之前文書的缺漏。這樣一來，那些老資料與新筆錄逐步組合，構成對涉黑認定的鋪墊。

偵查采取大量訊問筆錄時，辦案人員介紹稱這是慣常做法，需要查清歷年糾紛細節。但其中若干口供顯得相似度高，律師在庭審中數次指出幾段文字幾乎完全相同。僅替換了名字或數字，連標點都對應。

有人說這樣或許只是當事人表述雷同。律師認為村民或家屬文化程度參差不齊，不大可能出現長篇高度整齊表述。法庭記錄顯示偵查機關給出的解釋是多人確曾經歷同一個場面，其印象雷同。審理時沒有深究這部分爭議，不影響最終定案。

偵查報告對于嫌疑人親筆簽名的筆錄亦相當重視，但若要調用訊問錄像，顯示當時提審場景卻不充分。不少辯護人提交書面意見，列舉數名被告自述曾遇到誘導或恐嚇。被告人說偵查環節有人承諾若簽字認可某些涉黑情節即可獲得輕處。偵查機關并無正面回復，法庭審理時閱讀公安回函，稱筆錄合法有效。程序缺乏硬性對質。當事人則在法庭無力舉證，只能重復自己的說法。最終判決采信偵查筆錄。

家屬表示此做法讓他們感到絕望，因為雙方說法完全無法交叉驗證。

另外一項爭議是有些筆錄中曾寫下“共同分贓”或“統一分配管理費”，可家屬拿出火石崗村三資賬戶流水，表明相關款項確實進入公共賬，沒見個人支取。

偵查筆錄繼續強調分贓暗中進行，不會體現在官方賬目內。審理結論支持偵查這一假設，認為賬外操作無法輕易查證，不代表并不存在。此事在律師看來是推定式認定，但判決無詳細解釋，只在結果部分寫明利用公共賬做掩護，再通過內部走賬分配。家屬當時就此痛陳無法理解，卻未能扭轉局面。

偵查過程中，幾次警車帶走被詢問者不止一次。若有第二次、第三次詢問，也會形成多份相似筆錄。律師拿出幾份比對時發現段落雷同，甚至細微錯別字相同。家屬質問是否存在復制粘貼。辦案單位拒不認可此說。

對于高齡被告，如虎二蘭、馬仁義等，這些筆錄篇幅大卻不見口頭語言特色。審理期間律師反復要求與筆錄記錄人對質，合議庭僅表明偵查機關已按規定取證，審判中不須再展開，最終保留這些筆錄的證明力。后續在判決中相當部分事實正是源自這類“多次重復的口供自相印證”。

六、監控壞了

專項行動以來，各地公安一般都加強辦案監督，許多重要案件要求同步錄音錄像。家屬和律師本以為可從這些視頻中查驗訊問流程。實際上在查看卷宗時僅見少數不連續錄像，更多訊問環節無法調取。

偵查機關在書面說明中稱設備存在技術問題或當日未攜帶錄音設備，無法提供完整資料。若干家屬在信訪場合表達不滿，認為沒有音像數據就難以還原訊問過程合法與否。檢方說不排除這一遺憾，但筆錄有簽名，默認符合規定。

開庭時多名當事人希望再三要求觀看訊問時長數小時的原始錄像。法庭沒有批準。合議庭說明現行法律并未規定必須調取所有錄像，只需保證偵查程序不存在重大違法即可。

據律師透露，這讓他們對口供真實性無法進一步核實，尤其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被告人是否真正明白筆錄含義也無據可查。舉例來說，馬占偉在筆錄中出現“爪牙、脅迫”之類詞匯，平日并不在他語言體系中，質疑是誰寫進筆錄。若錄像能播放也許能分辨。缺失之下，只能作罷。

這一問題在當地類似案件中似乎并非孤例，但家屬認為本案特殊之處在于涉案二十人，涉及二十年左右糾紛。凡如此重大規模更需完整音像，才能讓社會認可其程序正義。

偵查單位沒有公開回應，只通過案卷寫明調查合規。少數家屬透露曾問過一些村民與自己對口供的差異，那些村民也不記得自己具體表述。小范圍內甚至看到有人簽過空白筆錄的現象。無法在法庭公證，結局只能定格在偵查版本。律師試圖引用過去調解記錄或銀行轉賬憑證為對比，但法庭并未對偵查筆錄進行實質性排查。

有三位被告家屬整理一份書面意見，逐條列舉偵查指控的矛盾處。包括時效突破、重復評價、對立人員同列為同伙、管理費去向不明卻不見個人受益等。

他們拜訪過兩位高校教授，得出結論：若干證據成立前提在于大量口供都被認作真實可靠，一旦這些口供失去部分效力，就難以支撐長年有組織的判斷。偵查方在案卷中則以“多份證人和被告人供述相互印證”覆蓋了對真實性的質疑。審理繼續認可這一點，并未進行當面對質。

根據起訴書與判決書，不難發現一種循環式邏輯：從口供出發，證明過去糾紛均受馬明善領導，再從糾紛年限長、次數多的現象反過來證明口供不可能造假。加之偵查援引部分調解或行政處罰文件中出現的馬姓或虎姓名單，說那是一致性證據。

被告人如果試圖強調自己不在場或當時已住院，也難推翻偵查另一端的多口供互證。律師在庭上提出住院記錄，對方筆錄說見到馬仁義在打人，公訴認為記憶有差錯或日期不準，不足以否定該群體的整體事實。

偵查使得這些事件相互支撐：有了大量口供，就能彌補缺少現場記錄的不足，再以村里調解記錄和某些舊檔案去佐證人名重合，呼應長期存在的勢力。

家屬很疑惑，為什么偵查不愿仔細查清公共賬戶資金是否被私分，也不解釋親屬間長期矛盾為何不阻礙他們組成統一領導，這些都被一句“內部整合”帶過。結果形成完整偵查結論。翻看卷宗可見這種內部邏輯牢固，審理沒有要求逐一事實再核對外部資料。辯護人用反面證據并未打破已經建立起的自洽鏈條。

偵查過程的復雜與調查對象的多重口供，讓家屬對此案程序合法性產生極大質疑，但在一審時并無顯著成效。案件卷宗浩大，偵查并未出現明顯缺環。一切爭議也只能作為二審或申訴的攻防材料。一些家屬說如果二審仍然不開庭審理，只做書面復核，那么所有偵查環節的問題恐怕難以重提。至此，被告人的最終命運依賴缺乏更多實質對質的判決。采訪到的若干家屬也承認過去村里矛盾難以一次性化解，但沒想到會走到大規模黑社會定性，偵查一切以筆錄為準，沒有更多證據。

七、庭審的速度

火石崗村涉黑案在當地引起一定關注，開庭前曾傳出法庭需要擴大審理場所，但最后仍在市區一家法院的普通刑事審判庭進行。一審開庭歷時約六天，合議庭為三名法官配合兩名人民陪審員，另有十余名法警負責秩序。二十名被告在法警引領下分批次坐定，家屬與律師被安置在對應區域，還有旁聽人員則被引導至外間或監控室觀看視頻。

審判組織上，從檢方宣讀起訴書開始，內容覆蓋二十名被告及多條罪名：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敲詐勒索、強迫交易、尋釁滋事、職務侵占、非法采礦、非法占用農用地、聚眾沖擊國家機關、故意傷害、妨害公務等。

一審法官對案情作了簡要介紹，稱歷時多年、多地取證，形成相互印證，呼應掃黑除惡專項斗爭要求。部分被告聽到如此多罪名仍然面露茫然。律師提交的程序性意見希望法庭先確認偵查合法性，但合議庭表示將同步在法庭調查階段審查。

一些律師關注是否能當庭調閱偵查錄像、與未出庭證人對質，法官在簡要說明后進入常規流程：公訴人宣讀起訴書及主要證據清單，再圍繞被告人身份、案件來龍去脈開始詢問。法庭現場秩序總體平靜。

大多被告只在念到自己罪名時做出否認，強調并不清楚為何被列入某些指控。某些年長女性被告稱簽筆錄時自己不識字，僅知道偵查人員讓按手印。主審法官表示會在后續質證環節進一步討論。氣氛看上去并不激烈，更多是一種緩慢、沉悶的節奏。

有律師提出本案糾紛數量巨大，單純公訴方宣讀指控就耗費兩天，其間要么被告默默傾聽，要么由律師簡單回應。家屬原本認為會有大量證人出庭，但最終只有很少幾位在現場。多數所謂被害人或證人并未露面，公訴人直接宣讀其書面證言。

針對這種方式，辯護方提出不能全面核對事實。合議庭注釋說目前程序允許宣讀筆錄，若無相反證據可認定其有效。多方意見就此保留。庭審首日結束時，許多被告仍想進一步說明沖突來龍去脈，卻在流程上無法大段闡述，只能在辯護意見環節略提。

法庭調查環節中，公訴人按照涉黑案件慣例先出示核心證據：偵查階段對馬明善、馬新建等人的多次訊問筆錄，以及同村證人、外來企業負責人口供若干份，強調這些人承認被告人通過暴力或威脅收取不合理費用，并在歷年糾紛中統一行動。律師重復提出一些細節：當事人口供中引用了大段相同詞句，似有剪貼痕跡；筆錄中的文化水平與語言風格不符；許多證言與當初調解記錄沖突。公訴人沒有詳細解釋文句相似，只說偵查筆錄均經合法程序，有簽名即可證明屬實。

在土地糾紛和采礦問題上，公訴方宣讀了若干指控稱馬明善等人在未獲許可情況下私挖土石，并將所得收益私分。家屬想提交村委會財務賬本說明這筆錢用于平整荒地。公訴人用三四份偵查人口供為依托，稱該賬本不過是表面文章，暗地里另行分贓。

律師現場提出質問：“任何另行分贓應有轉賬或目擊證人，為何至今查無實證。”公訴人回應“案件中多人承認收錢，不必有書面記錄。”法庭坐在中間不做延伸討論，僅記錄雙方意見留待合議。辯護方的每次追問常因時間或程序限制被法官示意加快節奏。

一些重點爭議出現在指控火石崗村管理費收取是“強迫交易”還是“公共籌資。”馬新建在庭上強調管理費均入三資賬戶，用于村里公共開支。公訴方拿出筆錄說施工方害怕沖突，不得不交錢。

二者誰占主導似乎無法當庭查驗。法院語氣傾向偵查材料，指控結合日常糾紛頻發與多人口供可說明所謂“公共開支”只是表象。律師繼續提出當時鎮政府也認可這筆錢是協調費用，沒有強迫現場。公訴方卻將那認定為涉黑慣用手段。面對這種針鋒相對，法庭依然不作即時評判，只記入質證記錄。

至于沖擊機關或上訪糾紛，有當事人當場聲稱當年只是在市政府門口反映問題，不構成聚眾沖擊。檢方說有多人證言指認他們不止是反映，還進了機關內部，影響公務。

被問及具體人數或是誰帶頭，公訴人口徑是偵查采證得出結論，不必再由證人到場。多位家屬在場只能看著被告表達憤慨，卻沒有進一步對話渠道。經過幾輪較量，法庭宣布“質證完畢”，整場未花太久時間。

多位律師有更多問題想提，被合議庭以審限要求為由表示不再追加質證。

在后續的法庭辯論環節，絕大多數被告人集中火力否認存在“組織領導者”和“統一紀律”，有者只承認自己曾在糾紛中動手，但那是單純沖動或民事沖突。也有人強調自己平時在外務工或與馬明善矛盾嚴重，實在談不上聽命指揮。一些年邁被告重復稱只跟誰是親屬，平常彼此往來不多，不存在結伙干事。

公訴人回應說正是這類親屬血緣才是牢固根基，也許不需明面規約就能形成勢力。審判長提醒被告人在最后陳述階段適可而止，不要反復，最后也未做更多探討。

針對“經濟特征”的攻防也延續。

馬占偉和其他幾名家屬多次嘗試講解三資賬戶運轉模式，拿出收支清單副本想讓法官審閱。合議庭表示只認可偵查機關調取的賬面，不需要重復，隨即轉話題。對于管理費具體數額及走賬過程沒有當庭深入。家屬表示理不清流程，從而失去詳細辯解空間。

律師對照卷宗摘錄發現偵查關于資金部分多是證言寫他們數次持刀恐嚇，導致企業被迫繳納，并將其中大半用作“維系組織”，但刀具或兇器在案中并無實物繳獲。律師提到這一點時，公訴方反駁“拿刀或棍等不必留存，事后可處理掉。”審判長最后將其記錄在案。

一些想要拿出“內部對立”的辯護思路也沒有得到太多裁判長發問機會。

律師列舉梁海松多年舉報馬明善的事實，馬仁義與馬明善也非和睦，可公訴方把它歸納為“黑社會內部的矛盾和利益沖突，”并不影響整體屬性。審判長表示不再深挖此矛盾，記錄后進入下一個議題。

數天庭審時間大量消耗在檢方宣讀和法庭詢問上。最后時刻各被告多數重復一句“沒有組織領導，沒有分贓，簽筆錄是因警察讓簽字。”審判長讓他們簡要陳述即可，不必過多。觀察來看，這個過程中并未見證人當面對質，也沒有更多翻閱偵查時的錄像文檔。幾輪激辯還是以相互隔空呼應結束。

整場審理在第六天收尾。審判長宣布擇日宣判，但未指明具體日期。隨后眾被告被押解離開法庭。家屬在等待數周之后得到口頭消息：判決已經由看守所內宣告，沒有安排公開宣讀。

律師趕到法院領取判決書，發現結果對二十人均作從重處罰，其中多人超過十年刑期，個別人未達十年但也不算輕。

判決理由寫道：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起，馬明善等人打著村干部和親屬關系的幌子，多次實施暴力威脅，強占集體利益與外部工程款，破壞社會秩序，且持續時間長、涉及人數眾多、性質惡劣。對時效和重復評價的質疑在判決書中一句帶過，稱本案乃長期延續犯罪，不存在過時追訴問題。對公共賬戶的賬據不予采信，認定此舉無法排除暗中分贓。對“內部對立”則視為黑社會組織內部恩怨，不影響整體存在。

家屬看到條文后完全無法理解，因為其中許多細節與當事人在庭上講述相左。合議庭沒有大段解釋，只在簡短篇幅寫明“證據相互印證，證據鏈完備。”

最終量刑結果把多人列為骨干積極分子，短者獲刑五六年，重者十余年。七旬老人同樣被科處不小刑期。判決宣示后，家屬有的在看守所門口等候，也沒能見到被告人，只拿到一份簡要訊息稱若不服可以上訴。大部分當事人選擇上訴，準備繼續交由更高法院審理。

律師翻看判決，對關鍵爭議部分沒見到詳細闡述，更多是大篇幅陳列偵查證言，說每個人多次參加違法活動，“造成惡劣影響。”當初想提出的錄音錄像缺失、財務對賬、調解協議舊案結局等都沒有具體回應。

至此，一審落下帷幕。

在這一刻家屬知曉各種努力未獲正面效果。他們對一審宣判方式也提出不少感慨：并未公開當庭宣判，也很少媒體報道。一些律師并無過多驚訝，因為涉黑案在多數情況下多屬從嚴處理，很難在一審環節翻盤。至于是否存在事實不清或程序不當，只能留待二審檢驗。

八、上訴

火石崗村涉黑案一審宣判后，大多數被告及其家屬提交上訴狀，圍繞指控的證據合法性、重復評價、時效突破、組織特征認定等核心問題提出異議。家屬認為二十人全數入罪，量刑偏重，且許多糾紛當年已處理，強行重新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存在定性錯誤。上訴材料包含大量附件，包括村委會賬本復印件、舊糾紛調解記錄和部分醫療或住院證明等。

家屬希望二審法院能夠重新審查偵查階段存在的諸多口供矛盾，允許證人到庭對質，核實公共資金真正流向。

二審審理方式尚未明確公布。有家屬得到信息說法院傾向書面審，除非發現重大爭議點才會決定開庭。許多律師擔心這種形式難以補足一審時缺失的對質環節，也難以深度追究偵查程序。被告在看守所里時常問起上訴進度，得不到確切消息。部分人在獄中身體不佳，尤其是七旬老人，持續服藥。每當家屬去看守所問訊，得到的答復是等待上級法院安排。家屬心里并不樂觀。

上訴書的主要內容集中在四類問題：

1. 組織特征：質問是否真有共同領導，尤其梁海松與馬明善多年矛盾，如何并列同一陣營。
2. 經濟特征：村公共資金與個人財產無法區分的指控是否合理，公共賬目難道就是掩護。
3. 重復評價與時效：許多糾紛曾被行政或刑事處理，現在再度列入是否違背法定原則。
4. 偵查取證程序：大量訊問錄像缺失，筆錄文字雷同。家屬堅持這與客觀真實性相悖。

律師在總結材料時試圖把每條糾紛的舊記錄與偵查筆錄對照，希望二審時能讓法庭看清。但從已經完成的一審判決來看，這種詳盡對照很可能不被全面采納。

家屬于是分頭找過相關部門，但多數得到回復說二審審理尚未開始，需耐心。偶有接近司法系統的人暗示此案系重點掃黑成果，不易翻轉。采訪時家屬承認對改判不抱太大期望，但還是要做程序內的最后努力。許多人不甘心任由親人長年在獄中。

上訴之外，家屬繼續嘗試走信訪渠道。對于偵查存在的錄音錄像問題，他們寫出多份材料投寄給檢察機關或上級部門，請求調查。官方答復多為“若對偵查合規性有異議可在法定程序中提出。”

家屬在一審已提出，卻未獲系統回應，二審或許也難有太大不同。有人擔心最后結果依舊是維持原判，之后再做申訴也要經歷漫長周期。家屬中有人到市里或省里上訪，被勸返回原路徑解決。

律師則認為僅憑信訪難以打開局面，需要媒體或社會關注。家屬曾聯系過幾家媒體，沒有形成大規模報道。或許相關部門在總結掃黑戰果時將此案列為成果，不會輕易出現另一種聲音。

在掃黑除惡背景下，相對容易出現運動式執法，若偵查和審判按照常規流程仍能定罪，也很難被逆轉。

互聯網社交平臺信息也不多。與此案相關的內容僅少見于某些自媒體號片斷提及，稱火石崗村黑惡勢力被徹底摧毀，村民拍手稱快。家屬覺得這種寫法失實，認為他們在村里并不被視為黑惡。兩方說法無交集。另一邊有自媒體撰文表達對證據合法性的質疑，但傳播范圍有限。

家屬繼續等待二審消息，希望任何有力的外界聲援都能帶動真正核查，不然判決生效后他們也只能走申訴。社會層面上一切平靜。鎮政府并未再就此事做公開宣傳，算是階段性結束。

從公開材料與家屬所整理的文件觀察到一些值得討論的點。部分內容概括如下：

1. 關于反復評價： 《刑法》對過時追訴或曾被處理的行為已有規定。若僅因此前處罰不涉及“組織性”而再次追訴，會面臨合法性質疑，需要充分論證當年處理不等于排除后續組織犯罪追究。此案看似每一糾紛都被當作組織活動。若無法說明當時處理不完整，法律基礎較為脆弱。

2. 關于偵查程序： 若確有逼供或錄像缺失現象，則需要嚴謹核查。黑社會性質組織案件量刑動輒十年以上，更應重視程序正義。若證據基石不牢，恐引起長久爭議。對于“多份口供文字相似”的問題，偵查方應給出合理解釋，光靠內部報告難以平息質疑。

3. 財務賬與經濟特征： 黑社會性質組織必須具備較強經濟實力并維系組織。若該案大部分資金流入村務賬戶并用于公共事務，說明主觀意圖并不在個人非法占有，不符合涉黑必需的“坐大成勢”模式。偵查若沒有查到人頭分贓證據，只能依賴口供，這在法庭上通常是薄弱環節。

4. 認定危害性： 黑社會還需在一定范圍形成非法控制或重大影響，當地其他村民是否真正遭持續恐嚇，尚未見更多調查。若僅憑零星糾紛稱其稱霸多年，需要更多第三方證據。若該村日常矛盾沒有到群眾上訪反映受打壓的程度，則沖突本身或許難以必然說明是一股強大勢力。

是否能夠在法治層面推翻原審結論，需要法院依程序操作。實踐中這樣的努力往往遭遇瓶頸。本案不只屬于純粹法律范疇，也牽涉當地專項行動成果展示。決策者是否愿意深度糾錯，尚未可知。

在火石崗村走訪時，人們對案子逐漸淡忘。村干部只說按上級安排補選了新的委員。村里繼續收取類似項目協調費，用于道路等公共支出，未再見公開質疑。該做法在別的村也常見，不見進一步追究。先前二十人被定性為黑社會并收取保護費，事后并未阻止新一屆村委按照類似慣例走賬。

家屬曾發現這種矛盾更顯荒誕，卻無處說明。村民對二十人獲刑尚保持沉默。多數人對大規模辦案手法感到陌生，不愿正面評價。

當事人已經進入看守所或監獄服刑階段，他們中一些人超過六十歲，個別人超過七十，平日依賴同監號的年輕人幫忙照顧。家屬每次接見時要看探視規則，大多只能通話幾分鐘，且受監管。

幾名家屬反映被告人只能和律師通過書面傳遞上訴材料，不得自由討論偵查存疑。有人健康惡化得到有限救治，家屬更憂心，生怕等待二審時再出任何變故。自始至終未見有地方干部來走訪家屬，對接下一步。

鎮政府內部文件曾提過要排查是否還有人被該組織脅迫，但并未對外公布細節。農戶和企業繼續運作，一切如常。掃黑活動的觸角收回后，那一輪轟轟烈烈的偵查宣告進入結案階段。此案對社會層面的影響甚微，也不見外圍群體發起聲援。偶爾有人問到此事，村里只是簡單說他們已經被抓住判了，算是了斷。村委辦公室墻上依舊掛著幾條防范宣傳標語，提醒群眾積極檢舉涉惡線索。這一切仿佛沒有更多波折。

家屬總覺得二審或許存在一線希望，但過去不少類似大要案最終維持原判。有人打算若維持原判，就繼續申訴，不過走這條路更為艱難。律師也坦言距離改變定性難度極大，需要過硬的新證據或程序嚴重違法的證據才行。現階段偵查單位并無意自我糾錯，筆錄真實與否官方結論已寫死。

法學專家屢次強調黑社會案重在組織、紀律與經濟控制的明確證據，但本案似乎更傾向將親屬與資金零散拼接。

此案體現一股“泛黑社會化”傾向，把家族或人情糾紛全部升格為有組織違法，能否真正起到凈化社會作用還需審慎反思。這在公開平臺罕見呈現，因為地方部門常會宣布打掉黑惡勢力是政績成果，外界也難深入調查具體糾葛。文本與律師資料基本清晰，但家屬內心的隱痛依舊無法表達給更廣泛人群。

馬明善和馬新建都在獄中等待終審。一旦維持原判，十數年的刑期足以讓他們年老時還在高墻之內。有幾個同案女性也得到不低的刑罰，要在獄中度過寶貴的中老年時光。村子里已經有人提到他們也許不會再回來承擔村務，等出獄時村莊恐怕徹底改頭換面。涉黑的標簽將刻進他們的人生經歷，很難再剝離。

這場涉及二十名被告的火石崗村涉黑案歷經偵查與一審判決，現處于二審等待中。家屬和律師對偵查與審判中大規模口供雷同、錄像缺失、糾紛重復評價等問題不甘，卻無法在當前程序中找到更強突破口。學界針對涉黑打擊可能的泛化提供了理性思考，卻未見更有力度的機制糾偏。本案家屬也只能在默默上訴與信訪間來回，不確定終局。未來或許在二審出現一絲變數，也可能繼續維持。隨著時間推移，這起大規模糾紛打包為黑社會定案的案例逐漸淡出公眾視線，卻為當事人和村莊留下持久陰影。調查于此結束，真相和法治之間的張力還留待更多時間和渠道評判。

文/李宇琛

2025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