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黨人才濟濟，但毛主席的能力實在太強了，比如：領導能力、戰(zhàn)略能力、政治能力、軍事能力、文學能力等等，毛主席都可以說是第一人，其他人很難和他爭一爭。唯獨有一種能力例外，毛主席也認為周恩來總理應該是第一人，那就是談判能力。

幾乎我黨所有重要的談判場合，都是周總理出馬，無一例外。西安事變的談判、國共兩黨廬山談判、重慶談判、與國民黨代表以及美國政府的南京談判、抗美援朝的停戰(zhàn)談判等等，每一次談判周總理都能取得好的結果，這主要是周總理強大的熟諳人心能力有關。

一、國共之爭的談判，周總理完全掌握老蔣的內心狀態(tài)

國共之爭，不僅僅是戰(zhàn)場上見真章，談判桌上也是你來我往，互不相讓。對于老蔣的無理要求，周總理總是看透了老蔣的內心深處所想，并采取有理有據(jù)的策略應對。

針對老蔣的思想，周總理如此判斷：蔣的思想基本上是限共防共，破壞統(tǒng)一戰(zhàn)線，但目前的方針及形式上還講團結，還主抗戰(zhàn)，而且非常在意他的領袖位置以及國民黨的主導位置。

比如老蔣經常對周總理說：“我是革命領袖，我要你們指揮，你們就能指揮。”

老蔣在廬山上發(fā)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以居高臨下的口氣宣稱：咸使集中于本黨領導之下，意思是中共今后“于本黨領導之下”，亦即在他的領導之下。

老蔣曾經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向周恩來提出《中央提示案》，共四條：

一、劃定“陜甘寧邊區(qū)”范圍，暫隸行政院，但歸陜西省政府指導。

二、劃定第18集團軍及新四軍作戰(zhàn)地域。將冀察戰(zhàn)區(qū)，其冀察兩省及魯省黃河以北并入第二戰(zhàn)區(qū)。

三、第18集團軍及新四軍于奉令后一個月內，全部開到前條所規(guī)定地區(qū)之內。

四、第18集團軍準備編為三軍六師，三個補充團。另增兩個補充團。新四軍準編兩個師。

根據(jù)以上四條，周總理制定的談判策略是應當“在小問題上讓步而在大的問題上求得有利的解決”，比如陜甘寧邊區(qū)改稱陜北行政區(qū)，劃分戰(zhàn)區(qū)，這屬“小問題”，可以尊重老蔣的領袖位置，讓他在名義上能夠主導陜北行政區(qū)；至于地盤問題、還有軍隊編制問題就屬于大的問題，就不能讓步了。

對于如何和老蔣談判，周總理總結：

有利的應立即商定，不要希望將來會有更好的；

無利的應該嚴正拒絕，不要拖泥帶水，使他增加幻想；

讓步的應該自動讓步，不要等他要求；

可能實現(xiàn)的應該適時適當?shù)靥岢鲆螅灰^多也不要太少，免致做不到或者吃虧。

總之一句話，對蔣不要過存奢望，但也不是一成不變。

可以說，國共所有談判，都是周總理出馬，為我黨贏得了時間和主動，確保了黨的基本利益不受損害。而國民黨方面在談判準備上很不充分，方案朝令夕改，一會這樣一會那樣，在談判技巧上與我黨相形見絀，自然沒有占到一點便宜。

二、和美國的艱難談判，周總理以原則和靈活的結合

面對美國這樣的談判對手，不僅僅是難纏那么簡單，最主要是兩邊國力差距太大。很多時候，談判是需要國力作為支撐的。

周恩來總理又擔當重任，成為抗美援朝中方談判的最高負責人。他的指導思想是原則問題不能讓步，非原則問題要適當靈活，但是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也要懂得策略。

比如讓美帝退兵，其實是可以讓步的，因為國力差距太大，想讓美帝完全撤兵是不現(xiàn)實的，但我們一開始就堅決表示要讓美帝退兵，毛主席講“各國派兵到朝鮮是來作戰(zhàn)的，不是來旅行的”，既然是在討論停戰(zhàn)，自然是要討論撤兵的。但后面，我們還是作出讓步了，換取美帝承認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

又比如在戰(zhàn)俘移交問題上，中美談不攏，美帝對北朝鮮進行狂轟亂炸，北朝鮮的許多重要城市、水電站以及志愿軍的補給線均遭到了嚴重破壞。但在戰(zhàn)場上得不到的，談判桌也別想得到，周恩來看準了美帝的色厲內荏，這一點堅決不肯讓步，表示“既不怕和，也不怕戰(zhàn)”，并且只有“不怕破裂，才能停戰(zhàn)”，最終美帝也在戰(zhàn)俘遣返問題上開始有所松動。

毛主席是一位高明的伯樂，他善于發(fā)現(xiàn)和識別人才，并加以任用。正因為周總理強大的談判能力，我黨的所有談判場合，毛主席都放心給周總理去展現(xiàn)，處處都留下了周恩來舌戰(zhàn)群儒、折沖千里的形象，也留下了我黨談判史的輝煌戰(zhàn)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