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帥帥

在競爭激烈的春節(jié)檔，徐克攜《射雕英雄傳》殺入戰(zhàn)局，但票房卻明顯不佳。明知冷飯難炒，徐克為何還是執(zhí)意要做這部電影呢？

從《東方不敗》中林青霞的雌雄莫辨，到《新龍門客棧》里大漠孤煙的詭譎江湖，徐克始終在用電影語言解構(gòu)與重構(gòu)武俠美學。他擅長將傳統(tǒng)精神嫁接現(xiàn)代性表達。徐克也擅長將女性的美發(fā)揮至極：《青蛇》、《倩女幽魂》等影片經(jīng)典鏡頭不勝枚舉。在超級英雄電影統(tǒng)治銀幕的今天，徐克是華語影壇唯一能將“俠”字拍出哲學分量的導演。作者金庸，全球華人的文化圖騰。《射雕英雄傳》作為“武俠民族主義”的巔峰文本，郭靖從草原少年到守將的蛻變，暗合著近代中國從文化自卑到精神覺醒的軌跡。全體演員演技在線，新生代演員張文昕飾演華箏，絕對是此影片中的最大黑馬，也是我認為所有版本中最棒的華箏。這種“去中心化”的選角策略，恰似徐克對武俠本質(zhì)的注解：江湖從來不是一個人的史詩。

作者金庸為何寫下《射雕》？這里不得不說錢學森和夫人蔣英1955年克服各種困難回國；1957年金庸先生開始寫《射雕英雄傳》，看似毫無關(guān)聯(lián)的兩件事其實中間有一絲聯(lián)系——蔣英是金庸的表姐。1957年的香港，殖民地的文化焦慮與冷戰(zhàn)鐵幕下的身份迷茫交織。金庸在《明報》連載《射雕英雄傳》，看似書寫南宋烽煙，實則在亂世江湖中埋藏著中國人的精神密碼。金庸說自己就是郭靖，因為那一批香港愛國者需要有堅定的信念等待回歸祖國的那一天。

郭靖的成長軌跡——從蒙古草原到江南煙雨——本質(zhì)上是一場文化尋根之旅。當“東邪西毒南帝北丐”用各自的方式詮釋對中原文明的守護，金庸完成了一次對中華文化共同體的武俠式確認。 不同于古龍筆下快意恩仇的浪子，郭靖的“俠”始終與家國命運同頻共振。“守城”的設定，讓武俠敘事首次跳出個人復仇的窠臼，指向集體命運的抗爭。這種將俠客嵌入歷史洪流的寫法，是金庸對傳統(tǒng)武俠的現(xiàn)代化改造。郭靖的“愚鈍”反成大道：他的俠義觀不是天賦異稟，而是“克己復禮”的現(xiàn)實踐行。當楊康在權(quán)謀中迷失，郭靖用最樸素的“有所為有所不為”完成了對儒家倫理的武俠注解。金庸在此埋下深意：亂世中最珍貴的不是蓋世武功，而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士大夫精神。

當片尾字幕升起，徐克用銀幕復活的不僅是郭靖黃蓉，更是一個關(guān)于“我們何以成為我們”的永恒追問。在這個時代，《俠之大者》的野心不在于復刻經(jīng)典，而是將金庸的俠義方程式代入當代社會求解。走出影院的觀眾或許會突然發(fā)現(xiàn)：城池從未陷落，它就在每個人選擇善良的瞬間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