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及八屆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

八大是我黨在取得全國執政權以后召開的首次會議，而且也是很成功的一次會議，顯示了黨的團結以及事業的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王稼祥在這兩次會議上分別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圖|王稼祥

當然，八大雖然是一次成功的會議，但從后來選舉結果來看，不免又是幾家歡喜幾家愁，因為有些想當選的人最后并沒有選上。而王稼祥是沒有想到自己能選上，更沒想到自己還當選了中央書記處書記。

據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回憶：

“1956年9月，黨的八大上，王稼祥以全票當選為書記處書記。王稼祥感覺自己難以勝任，當天就去找了毛主席。”

一見毛主席，王稼祥就稱自己無法勝任這項工作，希望中央把這個問題讓給更有貢獻的同志來擔任。

毛主席不光拒絕王稼祥的請辭，還嚴肅的表示：

“你為什么不能？早就該當了，你為黨做的貢獻還少嗎？不要再謙讓了。”

王稼祥動容之余，也不免想起抗戰勝利后，在延安召開的黨的七大。

那次會議選舉結果，和這次選舉的結果完全不同，同樣也是毛主席出面。

一

1945年4月，黨的七大在延安召開，距離六大召開已經過去了十七年。

這十七年時間，無論是全國形勢還是黨的發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當時出席七大的代表總共有755人，其中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

時任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八路軍總政治部代主任的王稼祥在會前也被選為正式代表，被分在晉冀魯豫代表團。

王稼祥是七大會議的籌備者，也是參與者，但是因為病情原因，他實際參與工作很少，至七大召開前夕也未能痊愈，因此正式開會時未能出席。

當時，七大會議要對黨過去幾十年革命做出一個總結，因王稼祥未能參會，毛主席還特意給他送去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

王稼祥不光看了草案，還特意寫了好幾封信給毛主席，檢討自己三十年代期間所犯的一些教條主義錯誤的同時，就決議草案還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本來會議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大會開的很順利。

1945年6月9日，七大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經七大主席團推舉，王稼祥本來是中央委員候選人。

可出人意料的是，上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在投票環節僅得204票，未能超過與會代表半數，未能當選中央委員。

王稼祥這一落選，在當時的影響非常大，特別是有人猜測王稼祥與毛主席的關系。

1945年6月10日，在七大第20次會議上，毛主席發表了《關于第七屆候補中央委員選舉問題》的講話。

盡管毛主席談的是候補中央委員的選舉問題，但在這段講話中，毛主席特意談了王稼祥過去的貢獻，特別指出王稼祥在遵義會議、六屆六中會議期間所作出的貢獻。

毛主席特意講了這些事，主要原因在于當時不少與會的七大代表，不了解王稼祥的貢獻。

從某些角度來看，毛主席算是為王稼祥拉票。

二

過去我們聊王稼祥的貢獻，其實聊得非常多了。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中央紅軍踏上長征路，后來在過湘江時紅軍折兵過半，當時王稼祥和毛主席聊時，率先提出要撤換博古與李德，并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投了毛主席關鍵一票。

毛主席后來多次對人說過：

“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義會議上沒有他不行，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對這個歷史事實，絕大多數與會的七大代表是很清楚的，但對王稼祥的為人處世，卻是很有意見的。

特別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身負重傷后，身體多病，經常不在工作崗位上，很多人對他都不了解。

圖|右起第二位毛主席，第一為王稼祥

七大代表，時任軍委政治部組織部部長胡耀邦就稱：

“43年秋，王稼祥患了很嚴重的腸胃病，因而沒有能參加黨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七大的各項準備工作，由于當時許相當多的代表缺乏對他的了解，選舉中委時他落選了。”

相比之下，同為七大代表、時任中央軍委編譯局局長的曾涌泉回憶就更具有代表性，他出席七大期間，曾與華中代表團討論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名單，當時華中代表團團長陳毅在看到有王稼祥的名字時，還曾發言解釋。

陳老總把王稼祥比喻為漢初時的“韓信”，歸漢則漢勝，歸楚則楚勝，用以形容遵義會議前的狀況。

盡管有陳老總為王稼祥“拉票”，但當時華中代表團中不少人提出，王稼祥雖然貢獻大，但他對下級作風強硬，民主作風差，所以不愿意選他。

曾涌泉所說華中代表團成員討論的情況，在當時很具有代表性。

七大代表，時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的楊尚昆在1997年7月16日接受采訪時也回憶稱：

“關于王稼祥七大落選中央委員，我想可能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他這個人性格比較孤僻，不大接近群眾，人家認為他架子很大，實際上他是個書生氣派濃郁的干部，在中央蘇區，他和下面的干部缺少交流，人們尊重他，是因為他有這個職務。”
“第二、七大是清算王明路線，按照這個情況講，他是王明路線里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熟悉王稼祥的人都清楚，他無論從形象還是工作風格，其實都帶有一股濃濃的“學者風”，曾被人贊譽為“紅色教授”，具有很深的理論研究功力。可這也意味著王稼祥不善與人交流溝通。

圖|前排右起王明、項英、朱德、王稼祥、毛主席、康生

后來到了延安后，王稼祥抱病工作，精力十分有限，在開會或者聽取他人匯報時，常常因對方說的情況不夠簡練而打斷他們，有時還會流露出不耐煩的情緒，使得一些同志對他很有意見。

毛主席后來把王稼祥寫的信拿到七大會議上，很多人看了以后都不滿意，認為寫的太簡單。

王稼祥是留蘇學生，回國以后在很短時間里就出任了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很多經歷過長征的老干部，都認為他是王明路線里的人。

不過，這其實應該算是個誤會。

王稼祥在蘇聯求學時期，就對馬列主義有著很深的研究，因為他沒有在國內實際擔任過領導職務，因此在一段時間里很擁護王明的教條主義見解，被人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這也源于王稼祥的書生意氣，事實上，他很鄙視宗派活動，只是在觀點上贊同王明。

等到王稼祥后來回國后，實際的擔負起領導革命工作以后，就逐漸意識到問題所在，后來進行有意識的糾偏，他一開始以為毛主席不諳馬列主義，但后來發現毛主席不光熟諳馬列主義，更懂得在實際中運用，這正是他缺少的方面。

王稼祥后來聊起那次同毛主席見面，仍然有很深的感觸：

“同毛澤東見了幾次面以后，就給了我這樣的印象：他同我在中國和俄國所遇見的領導人不相同，他是獨特的，他所說的道理，既是那樣的簡單明了，又是那樣的新鮮和有說服力。”

當時鄧小平作為“羅明路線”的代表被撤職后，是王稼祥力主將他調來總政治部任代秘書長，因為他覺得，鄧小平的許多行為是符合馬列主義以及中央蘇區的實際情況的。

王稼祥以辭職為借口，要求博古調鄧小平到總政治部工作。

不過，因為種種原因，王稼祥的貢獻并不為人所熟知。

三

毛主席七大期間為王稼祥“拉票”，這才讓王稼祥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不過，王稼祥因為落選中央委員，自然也就不再擔任政治局委員，對于一個多年從事革命的人來說，這樣的落差難免有些大。

可王稼祥在整個七大期間，始終泰然處之，與老友暢談時，也絕口不提這件事。

圖|長征時期的毛主席、王稼祥

楊尚昆記得很清楚，七大以后，他到楊家嶺探望王稼祥，當時兩人談到了七大的情況，王稼祥很坦然地說：

“沒有什么，我沒有選上還好一些，我身體不好，選上也做不了更多的工作就很不好。”

可見王稼祥那時想得更多的還是工作，而不是身份地位。

1949年3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王稼祥由候補中央委員正式遞補中央委員。

那次會議，王稼祥得以出席，并發表了講話：

“當中國革命很快就要取得全國勝利的時候，主要原因應當歸功于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正確領導。”

除了贊同毛主席的報告外，王稼祥還重點談了兩點，一個是整風時期的自我檢查，另外一個就是由鄉村轉到城市工作的具體建議。

楊尚昆后來在日記也這樣寫道：

“稼祥對自己的錯誤，亦有很好的表示，把自己比作木炭汽車。”

圖|毛主席訪蘇時王稼祥陪同

也是在七屆二中全會期間，王稼祥被中央內定為首任駐蘇聯大使。

1956年9月黨的八大召開，王稼祥當選中央委員，并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本來王稼祥還想推辭，但被毛主席一口回絕。

在后來特殊年代里，王稼祥雖然因為不少主張遭到批評，但毛主席那時仍然記掛著他。

1966年10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提到了王稼祥，再次肯定了王稼祥在黨的歷史上的重要作用。會議期間，周恩來還特意找中聯部的副部長伍俢權談話：

“毛主席曾說過，王稼祥同志是對革命有功的人，他現在身體不好，你們不要找他的麻煩。伍俢權同志，我相信你也了解王稼祥同志，也了解中央對他的態度，你應該出來講講話才是。”

1972年6月，王稼祥夫婦攜同王震夫婦一起去探望朱老總，朱老總看見王稼祥后，還高興的表示：

“毛主席并沒有忘記你，我們都知道你是有功勞的，是在關鍵時刻立了大功的！你很快就會分配工作了！”

王稼祥聽后也很高興，回去后就給毛主席寫信要求工作，毛主席后來看到信后十分高興，還特意囑咐周總理：

“王稼祥同志這樣的老干部只講過，不講功，是很難得的，應該盡快讓他出來工作。他是有功之人，是當初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在遵義會議上，也是王稼祥同志投出關鍵性的一票……”

周總理后來遵照這一指示，在九屆三中全會上傳達。

1973年黨的十大上，王稼祥再次當選中央委員，并被周總理要去協助搞外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