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近日，中國人工智能公司DeepSeek發布的開源大模型R1，在性能上趕超了OpenAI的o1模型，引起了硅谷的巨大轟動。Meta首席AI科學家Yann LeCun表示這正是“開源對閉源的勝利”。

此前，鄭永年教授在“大灣區評論”上發表《中國能否成為一個“開源國家”？｜獨思錄 x 鄭永年》一文。文章指出，開源技術的興起，對科學技術的跨界合作意義非凡。開放的學界合作、跨界或跨境的人才培養，也會反向助推科技和經濟發展。

實際上，“開源與閉源之爭”不僅在技術領域有所體現，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國際環境日趨復雜的今天，國家的“開源”也具有重大意義。文章從政治承諾、自由貿易體系、包容性多邊主義、走出去政策、單邊開放政策等多個維度，闡述了中國將如何以實際行動踐行開放理念。鄭永年教授強調，一旦中國成為一個“開源國家”，必將成為國際發展的最主要動力，也是重塑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特朗普回歸與全球開放的不確定性

特朗普再次回歸給全球帶來的最大不確定性就是未來的世界是否還是開放的，或者借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所著《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話來說，世界是否繼續是平的？

1.“超級全球化”與財富分配問題

過去數十年里，世界經歷了一波很多經濟學家所說的“超級全球化”，資本、技術和人才在全球范圍內相對自由地流動。隨著開放源代碼、外包、離岸生產、供應鏈和搜索技術等新動力的產生，世界被鏟“平”了。這個過程大大促進了技術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為全世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富。但是正因為世界變“平”了，在市場機制的能量被充分發揮出來的同時，各國的內部財富和各國之間的財富分配出現了巨大的變動。

就財富的內部分配來說，巨量的財富流向了那些主導全球化的少部分社會群體（主要是資本）手中，那些有能力參與全球化的社會群體也獲得了一些利益，而那些沒有能力參與或者被排擠出全球化的社會群體不僅沒有能夠受益反而成為了受害者。

就財富的外部分配來說，全球化產生了“拉平”現象，即那些有能力參與全球化甚至主導全球化的國家變得富裕起來，而那些沒有能力參與全球化或者沒有能力抵御全球化沖擊的國家變得貧困。這也就是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全球右派民粹主義崛起的內部和國際根源。

2.全球化面臨挑戰與悲觀情緒蔓延

今天，各種因素影響著全球化，包括大國間的地緣政治較量、區域沖突、關稅主義和貿易戰爭等。全球營商環境日益惡化，越來越多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成為關鍵問題。這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對前途感到異常的悲觀。在過去數十年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現在已經成為社會的主體。這一代人在過去的“好時光”中長大，“好時光”對他們來說是“常態”，但現在“好時光”已經過去，并且不知道如何應付一個未卜的前途，悲觀情緒蔓延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么，人們真的需要那么悲觀嗎？此刻，人類的交流理性或者溝通理性顯得特別的重要。如果悲觀導向了理性，那么前途并不會那么壞；但如果深陷悲觀而不能自拔，導向了躺平或者放棄，那么就很難說有前途了。

近日（2025年1月20日），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主辦了題為“開放合作·可持續發展（BEING OPEN·BEING SUSTAINABLE）”的海納講座圓桌論壇，邀請了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主席、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國際顧問Jeffrey Sachs，美國國家工程院外籍院士、香港科技大學校董會主席、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研究院理事長沈向洋，中國科學院院士、深圳醫學科學院創始院長、深圳灣實驗室主任顏寧，從交叉學科的角度來探討開放、國際合作和可持續發展問題。

作為主持人，我和各位嘉賓做了充分的溝通和交流，感觸良多。我的總體結論是，與其說對環境感到悲觀，倒不如轉向以個體或者集體的行動去改變目前的環境，這樣才可以實現存在主義式的目標，即不讓環境來定義人的本質，而是相反。

“開放合作?可持續發展（BEING OPEN?BEING SUSTAINABLE）”圓桌論壇。圖源：活動主辦方

3.“同球共濟”的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

近代以來，開放幾乎就是全球化的代名詞。無論是被動開放還是主動開放，開放塑造了全球化，各國也都卷入全球化。盡管很多國家在發展的早期都會經歷一段相當長時間的重商主義，以保護民族產業的發展，但最終都必須加入全球化的行列。經驗地看，加入全球化不能自動保證一個經濟體變得富有，但一個經濟體如果一直處于孤立狀態，那么是沒有任何變得富有的可能性的。

過去數十年的超級全球化塑造了今天“同球共濟”的局面，越來越多的國家相互關聯和互相依賴，我們用“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形容今天的世界。也正因為如此，國際合作變得日益重要。在全球性問題面前，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可以憑借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全球性問題。尤其是對較小國家來說，它們面對全球性問題，更是束手無策。例如，就氣候變化而言，如果海平面上升的情況得不到改變，諸多海洋小國就會消失。

但是現實情況是，每當一個國家遇到內部發展問題的時候，或者當感到對外部國際環境無能為力的時候，往往轉向“內向”，趨向于孤立主義和封閉。

現在，即使像美國那樣曾經如此開放的國家也轉向了自我保護主義。這使得全球整體上陷入危機之中。如何改變這種狀況？如何讓各國政治領袖相信封閉不僅不利于自己，也不利于國際社會？如何讓大國政治領袖相信大國在提供國際公共品上承擔著特殊的責任？這些是我向Jeffrey Sachs提的問題。

開放、國際合作與可持續發展的探討

正如中國老話所說，“方法總比困難多”。在現有的全球化遇到困難與挑戰的時候，也有很多積極的因素在出現。美國曾經一個是開放開源的國家，尤其在二戰之后，為世界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現在內部出現了問題，特別在國際層面迷失于地緣政治的意識形態之中。特朗普的再次回歸更使人看不清美國如何走出現在的困局。

但正如Jeffrey Sachs所表示的，下一步中國的國際角色變得重要起來。中國已經成為制造行業的領軍國家，特別是效率很高，綠色技術發展很好，不管是電動車還是5G、可再生能源、能源轉型等，中國都在引領全球。Jeffrey Sachs尤其欣賞中國提出的三大倡議，即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所有這些可以促進技術界、學界、商界之間更深更廣的合作，推進“技術共享”和開放、開源。

1.科學需要開放和全球化

科學更是需要開放和全球化。沈向洋觀察到，互聯網的普及極大地推動了全球學術資源的共享，使得學術信息的獲取更加便捷，從而加速了全球科技的進步。開源技術的興起，對科學技術的跨界合作意義非凡。開放的學界合作、跨界或者是跨境的人才培養，也會反向助推科技和經濟發展。同時，類似人工智能技術對人類構成的挑戰甚至威脅也迫切需要國家間的合作。

顏寧表示，盡管不時地遇到困難，但科學界的合作從未被打斷，科學家之間總是在不斷地進行對話。特別是在生物學領域，國際合作更是常態。顏寧也強調了中國開放的關鍵作用。當美國轉向封閉的時候，中國的科學界不僅必須保持開放，還要更開放。例如，她所領導的深圳醫學科學院不僅要做臨床研究和醫學轉化，更要充當一座國際溝通的橋梁，成為一個開放的國際合作平臺。

實際上的確如此。如果人們僅僅把眼光置于政府間的合作，那么就會覺得悲觀。但如果超越政府，那么看法就會很不一樣了。政府當然重要，各國政府對國際合作的態度深刻影響著國際合作，但是政府并非是唯一的國際角色，尤其在全球化時代和社交媒體時代。

美國之所以變得強大就是因為其開放，開放塑造了美國的教育人才系統、企業系統和金融系統，使得美國能夠吸引和匯集全世界優秀科研人才、優秀企業家和優質資本。但這些并非都是美國政府的政策所為，大都是自下而上的社會力量的行動所致。直至今天，當美國政府奉行保護主義的時候，科學界反而一直在致力于推動國際合作。

2.社會力量與“全球意識”

最近美國的“抖音難民”涌入中國“小紅書”事件也從另一個角度彰顯了自下而上社會力量的能量。當美國方面要以國家安全的名義禁止“抖音”在美國運作的時候，美國抖音用戶就轉向使用“小紅書”。這一事件也促成了美國方面對“抖音”的重新思考。

中國短視頻比小紅書強得多的還有TikTok中文版「抖音」，兩者都同樣來自字節跳動公司。圖源：路透社

其實，現在各國的人民已經擁有了全球意識。一旦當一個國家過于“自私”而使用各種“國家的理由”出臺不利于人民利益的政策的時候，很多人都會選擇“出走”。當特朗普第一次當選總統的時候，很多人因為不滿其政策而離開了美國。

過去幾年，因為美國政府對科學家的打壓而促成了一些科學家離開美國。資本和企業家更是如此。類似的自下而上的力量往往會促成政府政策的改變。例如，盡管美國“白人至上”的原教旨主義者反對一切移民，但考慮到技術人才對美國的重要性，特朗普也在改變對移民的態度，促成不對所有移民實行“一刀切”的政策。

就世界發展大趨勢而言，開放不僅僅是各國的發展所需，開放更是人性的內在本質。誠如亞當·斯密所觀察到的，“交易”是人的本性，而開放則是交易的前提，不開放，交易就不會發生。歷史上看，凡是符合人性的政策會實現可持續發展，會成功，而違背人性的政策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會失敗。

中國要成為一個“開源國家”

全球范圍內，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的開放政策已經成為塑造未來全球化的最重要的變量。人們可以把全球化理解成為一種最重要的國際公共物品，大國要承擔更大的責任來提供和維持這一公共物品，而小國往往選擇“搭便車”。

因此，當美國轉向“內向”的時候，中國就要承擔提供國際公共物品的作用。這樣做，不僅有利于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也有利于國際的發展。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應當對未來全球化發揮關鍵的塑造作用，實際在過去很多年里，中國也是這樣做的。

也就是說，無論是內部的發展還是國際發展，中國需要成為一個“開源國家”。中國的開放政策可以促成中國成為這樣一個國家。為此，我們需要考慮諸多政策要素。

1.我們需要繼續對開放，保持高度的政治承諾

任何一種國家政策不會自動延續，而是需要可持續的政治承諾。盡管很多國家的政治領袖也會作出政治承諾，但一旦發生問題，這種承諾就消失了。中國則不然。自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發起中美貿易戰以來，中國在各種國際場合聲明將繼續推進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政治承諾。

在美國搞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時候，這種政治承諾顯然對國際社會非常重要。中國對全球化的政治承諾不僅僅是自信的表現，更可以給國際社會予信心。今天，即使西方媒體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正在以自己的方式推進全球化。隨著中國推進高水平的制度型開放政策，中國在推進全球化方面的作用會越來越大。

2.繼續推進自由貿易體系

中國已經和29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但這并不足夠。在特朗普大搞“退群”和實行關稅主義的時候，中國需要用更大的力度同更多的經濟體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這也是其它國家所迫切需要的。當美國的市場不再向他們開放的時候，他們需要找到替代市場。而作為全球最大單一市場的中國便是這些國家的選擇。

3.繼續踐行包容性多邊主義

盡管美國和中國都在踐行多邊主義，但兩種多邊主義具有不同的性質。美國踐行的是排他性多邊主義，出發點是地緣政治，主要是要排擠中國等一些被美國視為是競爭者甚至“敵人”的國家和地區。盡管這也是一種多邊主義，但這種多邊主義呈現為封閉性的“團團伙伙”，和全球化背道而馳。

相反，中國踐行的則是包容性多邊主義。中國是“在商言商”，不搞意識形態，不搞文明對立，多邊貿易機制向所有國家開放。包容性多邊主義盡管也呈現區域性或者局部性特征，但因為是開放包容的，和全球化相向而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在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年會，發表題為“堅守多邊主義正道　促進開放包容發展”的致辭。圖源：新華社 ?

4.繼續踐行“走出去”政策

要繼續踐行“走出去”政策，助力世界各國實現現代化。誠如一些觀察家所觀察到，在處理國際事務上，中國和西方國家呈現出不同的方法。西方國家在自己致富之后，就一腳把梯子踢開，讓后來者沒有辦法再爬上來。

而中國則不一樣，在自己獲得發展之后，去幫助其他國家獲得發展。中國早已經是資本過剩經濟體。 如同西方資本一樣，中國資本也要在全球流動。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都是這方面的表現。實際上，如同早發展國家，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也已經到了要構建跨國公司的階段了。很容易理解，近年來，中國企業加速出海。而美國的地緣政治戰略倒逼著中國資本出海。

盡管中國資本在海外也會遭遇困難，但這個大趨勢沒有人可以阻擋。西方經常誣蔑中國是“新帝國主義”或者“新殖民地主義”，但中國的做法不僅為當地國家所接受，也是當地國家所期盼的。很簡單，中國在當地國家修建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是這些國家實現發展的“梯子”。

5.要大力拓展拓寬單邊開放政策

更為重要的是，要大力拓展拓寬近年來中國開始踐行的單邊開放政策。作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中國市場的開放本身是中國提供給世界的最重要的國際公共物品。迄今，中國對越來越多的國家實行簽證免簽政策，有效撬動了旅游業的發展。中國已經宣布包括容許外資在一些主要城市設立全外資企業、外資制造業準入、電信開放等舉措。二十屆三中全會公報已經把“單邊開放”寫入文件。對很多最不發達國家，中國早已經采取了零關稅政策。

在2024年中國—東盟峰會上，李強總理宣布，中國愿意和東盟討論和協商單邊開放政策；在中國上海進口博覽會上，李強總理再次強調了單邊開放政策。在2024年的APEC會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強調了單邊開放政策。中國的單邊開放政策正在促成世界范圍內的生產要素的流動，從而塑造和推動全球化。

更為重要的是，它也會促成其他地區的內部變化。例如，如果中國向東盟國家實行單邊開放，那么中國的單邊開放不僅可以實現中國—東盟共同市場的形成，也可促成東盟本身共同市場的形成。

中國現在面臨來自美國的挑戰，特別在高科技領域，中國必須奮起直追。但是，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國又掌握著中端技術以下的技術，而這些技術則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所需要的。

中國的開放，尤其是單邊開放政策，可以促成中國成為一個開源國家，而一旦中國成為一個開源國家，必將成為國際發展的最主要動力，也是重塑全球化的主要動力。

*文章來源于公眾號“大灣區評論”。?????????

校對 | 朱胤霖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王希圣?

終審｜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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