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

　　直面挑戰根源

　　歲序更替之時，人們往往會習慣性地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在總結 2024 年中國經濟形勢并前瞻 2025 年發展走向之際，諸多問題與挑戰紛至沓來。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各經濟體都難以幸免，面臨諸多問題與嚴峻挑戰，中國亦不例外。

　　然而，羅列問題與挑戰并非是為了營造悲觀氛圍，而是要勇敢地直面它們，探尋切實有效的解決之策。在現實經濟運行中，問題雖難以避免，但辦法總歸比困難多。從以往經驗來看，相較于世界多數經濟體，中國經濟整體態勢良好。即便存在問題與挑戰，只要我們敢于正視困難，深挖問題根源，便能攻克難關、突破困境，最大程度地實現經濟增長與發展目標。

　　首要問題是，部分人群的 “悲觀” 情緒究竟源自何處？這既包含國際層面的因素，也有國內層面的因素；既有客觀現實基礎，也受主觀認知的影響。

　　“悲觀” 情緒一方面源于國際環境的劇烈變化，另一方面來自國內經濟增長所遇的困難。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中國擁有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國內現代化進程與國際全球化浪潮相互配合、協同發展，推動中國經濟快速騰飛，我們在短短不到五十年的時間里就走完了西方耗費 150 年甚至更久的發展歷程。但當下形勢已大不相同：外部，美國等西方主要國家經濟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盛行，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勢力不斷抬頭；內部，自身經濟面臨傳統產業轉型升級艱難、新興產業落地阻礙多、經濟增長動能不足、過度內卷等難題。面對如此復雜的政治經濟局勢與諸多風險挑戰，一些人難免會對未來感到 “悲觀”。

　　保持 “樂觀” 的理由

　　與之相反，我們在此要深入探討保持樂觀的原因。信心至關重要，對于中國經濟，我們應當秉持樂觀態度，且有著充分的依據。信心不足的人往往會回避問題，悲觀的人常常不敢直面問題，而樂觀的人則勇于正視問題。正因為我們能夠清晰地洞察這些問題與風險，深知問題能夠得到妥善解決、風險可以有效防控，所以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充滿信心。

　　就外部地緣政治而言，我們應相信美國的復興對其自身有益，對世界穩定同樣有利。我們需要理解美國，它曾是偉大的國度，如今卻深陷諸多困境。特朗普提出的 “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號，與我們追求的 “中國夢”——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一致。中美作為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若美國再度復興，中國也邁向復興，世界將趨于穩定；反之，若美國走向衰落，中國也會受牽連，世界必將陷入混亂。當下，人們對特朗普 “美國復興” 計劃可能給我國帶來的負面沖擊心存疑慮。盡管該計劃必然會對我國經濟產生不利影響，但這些影響是可控的，能夠進行對沖與抵消。

　　從更高層面來看，盡管中美競爭不可避免，但兩國之間不存在一方徹底擊敗另一方的情況。回顧歷史，大國的興衰多源于自身問題，從未有大國被他國徹底擊垮。蘇聯解體便是前車之鑒，若當時蘇聯不接連犯下顛覆性錯誤，美國也難以將其拖垮。

　　即便面臨逆全球化浪潮，我們也無需過度悲觀。近期我們提出了三個 “不要低估” 的觀點：其一，不要低估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對世界貿易體系的破壞能力與程度；其二，不要低估全球資本再全球化的趨勢與力量，資本逐利的本性決定了特朗普既無法阻止美國資本對外拓展，也難以封殺中國資本走向世界；其三，更不要低估中國開放政策尤其是單邊開放政策在重塑世界貿易體系進程中的關鍵作用。

　　針對國內面臨的諸多問題與挑戰，我們大可不必像部分人那樣悲觀，相反，完全能夠以樂觀的態度去應對。這種樂觀并非盲目，而是有客觀現實作為支撐：一是中國現有經濟仍有廣闊的增長空間；二是未來發展潛力巨大。更為關鍵的是，無論是當下的增長空間，還是未來的發展潛力，都能夠借助有效的經濟政策得以釋放與實現。

　　現有經濟的增長空間

　　首先來探討現有經濟的增長潛力。

　　1. 陸地經濟

　　中國作為大陸經濟體，內循環與外循環均蘊含著增長契機。近年來，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成為目標并穩步推進，這有力地推動了經濟要素的內循環。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與交通技術革新雖已激發了中國大陸經濟的活力，但尚未達到極限。西部及西南部地區具有顯著優勢，勞動力成本低、土地資源豐富、自然資源得天獨厚，然而這些優勢還遠未得到充分發揮。與此同時，東部沿海地區在資本、技術、人才、開放經驗及管理理念等方面獨具優勢。沿海傳統產業雖趨近飽和，但在中西部地區仍有廣闊的發展空間。若能促進西部、西南部與東部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與有機融合，雙方的比較優勢將充分展現，進而開拓全新的增長空間。近年來，中央提出 “戰略腹地建設” 的政策理念，加大對中西部的投入，致力于將西部打造成開放前沿，這無疑是重大機遇。需要強調的是，潛力的釋放需要依靠跨區域體制機制改革的協同推進。

　　同樣，陸地外循環的空間也在不斷拓展。早年開通的中歐班列打通了重慶至歐洲的陸路通道，已初顯經濟效益。中老鐵路的運營為老撾經濟注入了活力，泰國計劃與之接軌，一旦實現，中國與東南亞的陸上運輸將得到大幅優化。中吉烏鐵路即將動工，這條不經俄羅斯連接中國與歐洲的鐵路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應當認識到，沿線大多為發展中國家甚至欠發達國家，中國與之加強交通連接，不僅有助于自身發展，還能助力這些經濟體騰飛。尤為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圍內，中國掌控著中端以下技術產業鏈與供應鏈，這正是欠發達國家所急需的。交通設施的改善必將深化 “一帶一路” 倡議，推動各國共同繁榮。換句話說，隨著交通條件的不斷升級、鐵路延伸至歐洲，中國大陸經濟體在外循環領域的潛力不可限量。

　　2. 海洋經濟

　　改革開放后，海洋經濟開始起步發展，但其潛力遠未充分釋放。當下，沿海省份雖聚焦海洋經濟，但多集中于海洋牧場、水產養殖等傳統領域。實際上，海洋經濟的范疇遠不止于此。以地中海沿岸、美英日新等海洋國家為例，沿海地區的眾多中產家庭不僅 “一家一車”，更是 “一家一船”，我國香港地區的私家船數量也頗為可觀。然而，當前我國的私家船規模甚至不及明朝鄭和下西洋時期。鄭和船隊彰顯了官方的航海實力，當時浙江、福建的海商民間船隊也蔚為壯觀。如今，中國的造船技術與產能均位居世界首位，若政策給予扶持，必將催生龐大的產業。更為重要的是，發展私家船產業，讓民眾擁有船只，既能深度釋放海洋經濟潛能，又有助于培育國民的海洋意識，推動中國邁向海洋強國。

　　3. 空中經濟

　　空中經濟同樣具有巨大的潛力。如今中國已具備大飛機制造能力，大飛機的生產帶動了新興制造業的蓬勃發展。與此同時，低空經濟異軍突起，為經濟增長開辟了全新的空間，當前長三角、珠三角地區正全力發展低空經濟。

　　4. 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數字經濟

　　圍繞互聯網與人工智能構建的數字經濟，已然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盡管其內涵與外延仍在動態演進和重新界定，但基于互聯網與人工智能的基礎共識已經確立。步入互聯網時代，中美兩國在全球新產業領域占據領先地位，在互聯網、人工智能賽道上一馬當先，其他國家難以望其項背。近代以來，歐洲曾是技術創新的先鋒，但近幾十年來，繁雜的監管規則束縛了創新的步伐。時至今日，歐洲的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滯后，卻將重心放在倫理道德的探討上。過度拘泥于此，導致企業創新困難重重。德國率先提出工業 4.0 概念，而工業 4.0 的實踐卻在美國率先落地，根源就在于歐洲規則的繁瑣。馬克龍呼吁放松監管，但收效甚微。在東亞，日本、韓國雖奮力追趕，但錯失了互聯網發展的先機。在人工智能領域，盡管二者的芯片技術領先，但尚未形成類似中美規模的產業集群。無論從技術還是數據維度來看，其他國家若想趕超中美，仍需付出巨大努力。

　　綜上所述，就當前的經濟格局而言，中國無論是大陸經濟、海洋經濟，還是空中經濟、數字經濟，都潛藏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值得我們抱有樂觀的期待。

　　而支撐我們樂觀態度更為關鍵的因素，在于科技創新所催生的未來經濟增長點。在此方面，我們必須直面一個嚴峻的課題：如何通過適度放松監管，推動科創成果落地轉化為新質生產力，進而跨越 “中等技術陷阱”，躋身發達經濟體行列。

　　如何創造新的經濟活動？科創是核心

　　如何培育與拓展新的經濟活動？一方面依靠傳統產業的技術升級，另一方面依賴科技創新，二者緊密相連，傳統產業的升級離不開技術進步的支撐。往昔倡導 “互聯網 +”，如今推崇 “人工智能 +”，都是新技術為傳統產業賦能的舉措。因此，科技創新無疑是創造與豐富新經濟活動的核心驅動力。

　　近年來，學界聚焦 “中等技術陷阱” 問題的研究。研究發現，中國的技術發展軌跡與日本、韓國等亞洲發達經濟體相似，前期二三十載主要借鑒西方技術，之后憑借技術積累逐步從應用邁向原創。當下，諸多領域的技術原創成果豐碩，但生產關系及部分上層建筑層面的體制機制卻滯后不前，引發了過度監管的問題。監管過度直接導致新經濟活動落地困難、增量經濟萎縮，進而制約了發展步伐。換言之，盡管當下中國正孕育著海量的新質生產力，但因體制機制改革滯后，這些生產力要素往往流向監管寬松、利于落地的經濟體，尤其是美國。

　　據相關機構統計，硅谷超三分之二的獨角獸企業由美國一代或二代移民創立，其中不乏來自中國的移民。美國的技術創新并非僅依靠本土力量，而是全球精英智慧匯聚的結果，馬斯克、黃仁勛都是移民的典范。在浙江調研期間聽聞，某種程度上，當前中美芯片競爭實質演變為中國人與旅美浙江人之間的較量。臺積電的張忠謀、英偉達的黃仁勛等芯片巨頭均為浙江籍。雖此說法略帶夸張，但也有一定道理。毋庸置疑，我們的民族基因、文化底蘊深厚，但問題的根源在于體制機制的束縛。

　　我們秉持科技創新跨越 “中等技術陷阱” 的理念，與世界銀行倡導通過科技投資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不謀而合。不過，研究團隊洞察到，“中等收入陷阱” 僅是表象和結果，根源在于科技進步。任何經濟體，尤其是像中國這樣龐大的經濟體，若無法依靠技術進步實現產業的持續升級與新技術的深度開發，便難以從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行列。

　　2024 年 8 月 1 日，世界銀行發布《2024 年世界發展報告》指出，包括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在內的百余個發展中國家未來數十年邁向高收入經濟體的道路充滿挑戰，同時為這些國家量身定制了擺脫 “中等收入陷阱” 的全方位路線圖。基于過去半個世紀的觀察，自 1990 年起，僅有 34 個中等收入經濟體成功躋身高收入行列，其中逾三分之一得益于加入歐盟或新發現石油資源。2023 年末，108 個國家處于中等收入組別，人均 GDP 介于 1,136 美元至 13,845 美元之間，涵蓋 60 億人口，占全球總人口的 75%，其中三分之二深陷極端貧困；其 GDP 占全球比重超 40%，碳排放占比超 60%。相較于過往成功突圍 “中等收入陷阱” 的經濟體，這些國家面臨著人口加速老齡化、發達經濟體保護主義抬頭、能源轉型緊迫等多重艱巨挑戰。

　　報告提出了發展中國家邁向高收入行列的 “3i 戰略”，即投資（investment）、引進（infusion）和創新（innovation）。各國應依據自身發展階段，有序推行、逐步優化政策組合。低收入國家初期應聚焦投資驅動政策，即 “1i” 階段（investment）；步入中等偏低收入階段，政策應換擋升級至 “2i” 階段，融合投資與引進（investment + infusion），引入國外先進技術并廣泛推廣應用；達到中等偏高收入層次后，邁向最終的 “3i” 階段，統籌投資、引進與創新（investment + infusion + innovation），此時發展中國家不僅要借鑒全球前沿技術，更要勇攀技術高峰、推動前沿技術拓展。事實上，二戰以來，成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的亞洲經濟體如日本、“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在經濟騰飛后幾乎每十年便依托技術進步實現一次產業的華麗升級。

　　世界銀行描繪的路徑與中國過往的發展軌跡高度契合。當下，中國人均國民收入逼近 13,000 美元，高收入經濟體近在咫尺。正因如此，近年來 “中等收入陷阱” 議題的熱度逐漸降低，民眾堅信中國躋身高收入行列勢不可擋。不過，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在此凸顯科創的關鍵意義，并非僅僅著眼于邁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更是為了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進程。

　　“松規” 刻不容緩

　　對 “中等技術陷阱” 的深度剖析，為 “未來經濟增長源自何處” 這一問題給出了答案，即發展新質生產力至關重要。而在當下中國的背景下，要推動新質生產力蓬勃發展，“松規” 已迫在眉睫。

　　2024 年 5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座談會上提出問題：中國獨角獸企業新增數量為何下滑？帶著這一疑問，研究團隊深入長三角、珠三角地區調研，有兩大關鍵發現。一方面，諸多政策研究者指出，外資（尤其是美資）流入減緩，獨角獸企業的培育受到阻礙。由于中國的風投體系尚不完善，過去企業的成長多依賴美資風投的助力，騰訊、大疆等企業便是例證。近年來，受地緣政治風云變幻等因素的沖擊，美資撤離，直接影響了獨角獸企業的誕生數量。另一方面，中國本土正孕育著海量的獨角獸企業，但因監管不當或過度，導致其落地生根困難。誠如前文所述，中國的技術發展路徑與日本、韓國等經濟體相似，早期以應用西方技術為主，歷經數十年的沉淀，逐步邁向原創。當下，原創技術轉化為實際經濟活動成為關鍵節點，這急需為新技術落地松綁、優化監管。換言之，生產力已經發生了蛻變，但生產關系卻未能同步適應。

　　近期，中央政府接連出臺寬松金融政策與積極財政政策，期望以此撬動新一輪經濟增長。然而問題在于，為何宏觀政策的利好未能在微觀層面充分顯現成效？回溯 20 世紀 90 年代初，為化解 “三角債” 等難題、提振經濟發展，中央同樣推出了寬松金融與積極財政政策的組合拳，宏觀政策迅速傳導至實體經濟。彼時傳統經濟空間廣闊，各級政府借助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開發、既有技術轉化之力，再加上一系列體制機制改革，使宏觀政策迅速落地為具體的經濟活動，有力地拉動了經濟增長。但今時今日，形勢已大不相同。傳統的 “三駕馬車” 動力逐漸減弱，難以再驅動經濟高速增長。

　　何去何從？答案并不復雜。在存量經濟活動趨近飽和之時，要將宏觀經濟政策紅利釋放至微觀層面，就急需激活更多的新經濟活動。因此，我們認為，除了寬松金融、積極財政政策這兩大 “利箭” 外，還需增加一支 “松規” 之箭。對企業而言，“松規” 即適度放寬監管尺度；對地方政府而言，“松規” 意味著破除體制機制的束縛。企業與地方政府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大關鍵因素，若不能賦予二者充分的權力，中央宏觀經濟政策就難以轉化為微觀經濟紅利。

　　1. 對技術應用的監管需要適度放松

　　先聚焦技術層面，以生物醫藥、互聯網與人工智能領域為例進行探討。

　　在生物醫藥領域，中國實現了從仿制藥向創新藥的關鍵轉型，但創新藥的落地之路卻崎嶇坎坷。企業反饋了兩大核心阻礙：其一，審批流程冗長，申報后常常杳無音訊；其二，即便創新藥獲批上市，受醫保體系定價機制的制約，藥價難以達到預期，企業的盈利空間受限。在此困境下，眾多企業無奈選擇 “出海”，將創新藥海外授權出售。前段時間，兩款生物醫藥產品被美國企業高價收購，其在美國市場的潛在價值高達百億甚至千億美元，而未來若產品回流國內，我們可能需高價回購。此類面臨審批遲緩、落地回報不佳困境的創新藥不在少數。

　　在互聯網領域，近期國產 3A 游戲《黑神話：悟空》在全球爆火，令人矚目。但實際上，珠三角、長三角地區有大量優質游戲因監管因素難以問世。監管部門出于文化輸出的考慮，側重鼓勵蘊含中國文化元素的游戲，這本無可非議。但諸多游戲因文化或意識形態因素受阻，無奈只能轉戰印尼、日本、美國等海外市場。需要強調的是，游戲對青少年的成長影響深遠，適度監管確有必要，各國皆是如此。但同時也應清醒地認識到，游戲不僅是一種娛樂方式，更是通往前沿技術的關鍵路徑，英偉達便是從游戲顯卡起步的。展望未來，游戲產生的數據信息對人工智能的進階發展至關重要。當前，就美國人工智能的發展水平而言，已近乎吸納了人類知識的總和，后續重在分類優化提升。人工智能的迭代急需海量新信息的注入，而未來信息源的很大一部分將來自游戲，以及游戲與人工智能交互場景，如 AlphaGo 下棋過程中產生的數據。倘若我們不能在監管與發展之間找到精妙的平衡，在信息產出領域必將落后于美國甚至其他國家。

　　在人工智能領域更是如此。斯坦福大學、清華大學等權威機構的評估顯示，中國人工智能技術在基礎研究與學術論文發表層面已緊追美國，部分領域甚至實現了趕超，但本土化的實際應用卻相對滯后。盡管中美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備受關注，但實際上有實質意義的競爭多發生在美國公司之間，中美公司之間的競爭還不夠激烈。關鍵問題在于中國在該領域監管過度。不少中國人工智能專家因技術在國內難以落地，紛紛遠走美國。

　　2. 對地方政府要 “松綁”

　　當前地方政府面臨從 “捆綁” 式發展轉向 “松綁” 式發展的挑戰，具體如下：

　　過度頻繁的監管。監管形式多樣且未整合統籌，地方政府需花大量時間配合紀檢、監察、審計和巡視等檢查，一旦被查或巡視，工作就得暫停。此外，告密風盛行，官員間互相揭短及社會層面的誣告不斷，被 “告” 就會被調查影響工作，且如今缺乏 “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傳統，官員犯小錯也難有進步機會。過度細致的考核

　　干部考核指標過細，級數和內容不斷增多細化，表面科學實則不然，貫穿行政全過程的考核嚴重束縛干部作為，導致好事壞事都難干成。

　　官員消費問題

　　此前為建 “親”“清” 政商關系禁止官員與企業互動，如今雖有所放松但相關部門未完全放開，此類消費活動一旦上社交媒體引發輿情，就會對干部產生負面影響，需制度化規定來解決。

　　減薪問題

　　部分地方因財政困難施行減薪緩解壓力，這本應提倡，但后來減薪成了 “政治正確”，一些無需減薪的地方也跟風且幅度不小，影響地方官員情緒，給年輕官員造成生活壓力。

　　這些問題導致部分干部不作為、“躺平”，影響中央宏觀政策落地，因此地方政府 “松綁” 式發展及體制機制改革刻不容緩。

　　面對中美改革競爭，以內部改革應對需從以下方面著手：

　　推動體制機制改革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 60 個領域 300 多項改革舉措，習近平總書記在 2024 年 APEC 會議上也提及，彰顯我國改革決心。體制機制改革有內部增長發展需求及外部壓力的雙重動力。

　　優化企業監管

　　在生物醫藥領域，需簡化創新藥審批流程，優化醫保定價機制，避免企業因審批遲緩、盈利受限而 “出海”。在互聯網領域，應平衡游戲監管與發展，既要考慮文化輸出和青少年保護，也要看到游戲對前沿技術的推動作用。在人工智能領域，要適度放寬監管，避免因監管過度導致技術難以落地應用、專家外流等問題。

　　為地方政府松綁

　　地方政府面臨從 “捆綁” 式發展向更靈活高效模式轉變的挑戰，需破除體制機制束縛，使其在推動科創等方面有更大自主權和積極性，更好地落實中央政策，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借鑒美國經驗

　　美國馬斯克主導的改革意在精簡機構、減少政府干預，我國可在合理范圍內借鑒其經驗，提升制度效率，推動生產力發展，增強在中美制度競爭中的優勢。

　　遵循基本原理

　　依據馬克思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適應原理，明確需通過體制機制改革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以應對中美競爭，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和中國式現代化

　　（來源：峰哥商業觀察）

　　編輯：米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