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哪位作者，獲得了2024豆瓣年度作者？

是哪本書，同時拿下2024豆瓣圖書和豆瓣年度外國文學NO.1？

是哪本書，獲得了《南方都市報》年度十大好書？

沒錯，它就是——亞歷的《我用中文做了場夢》。

誰能想到，年度外國文學，竟然是用中文寫的！！！

意大利青年亞歷2016年從羅馬搬到北京，他從零開始學中文，在豆瓣上寫日記。在2024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我用中文做了場夢》，用中文記錄自己在中國的六年漫游。

在書的末尾，他寫下自己2023年春節他在中國過年的故事。一位熱情的老奶奶仔細研究了他的臉以后判斷：“他是外省來的吧！”

以下文章摘自《唐先生的故事》。

攝影：劉水

2022年11月1日，早上8點。我決定去找劉水。一天兩夜，從上海站出發的K282列車即將完成它的使命，到達成都西站。我從10號車廂的16號中鋪爬下去，坐在已經沒有人的下鋪。我估計它的乘客在天還黑的時候就下車了，床單還沒有被乘務員收拾。我靠著床邊的墻坐著，享受中上鋪的居民無法體驗的舒適。在我的對面，有一個身體姿勢幾乎和我一樣的男人。他應該是最近才上車的，面部表情也沒有那種長途火車帶來的疲憊。“我們是做布料的。留一個電話嗎？”唐先生邊說，邊從商務包里拿出來一張公司營業執照。

我很久沒有跟別人互留電話號碼了。我念完手機號之后，唐先生給我撥了一通電話。我舉著手機給他看。唐先生看一眼我手機上的來電提示，還是沒掛電話，似乎多打一會兒，我更能收到他的號碼。

唐先生希望我給他介紹一些合作伙伴，幫他提升業績。他說，我肯定會認識一些同行。我說沒有的時候，唐先生覺得我只是想謙虛，因此堅持再問一遍。我是真沒有。他們公司總部在成都，工廠在杭州，產品出口到阿根廷。“日韓不做，”唐先生解釋道，“美國也不做。西方國家都不做。”看來，西方國家的布料都不來自唐先生。

快到站的時候，唐先生發現我行李很多，主動幫我推其中一個大箱子下車。“吃個早餐再走吧，”唐先生對我說，“我們很喜歡交國際朋友。”……

亞歷和《我用中文做了場夢》獲得三個豆瓣獎杯

不要覺得唐先生是一個說漂亮話的人。十幾天后，他給我買了一張到陜西的車票，讓我去他的服裝公司參觀。我在公司的小單間住了十天，度過了三年中最后一段無法隨意流動的時光。

我們望著窗外灰蒙蒙的小城市，喝了點白酒來提起精神。唐先生給我轉了一萬塊錢，讓我媽從意大利買幾件衣服寄過來，好給親戚“送點不一樣的”。聊到我姐姐賣茶葉的事情，唐先生安排了一個國際快遞，給我姐姐寄了他朋友在當地產的茶葉的樣品。我有時候會覺得我們是在閑聊，但實際上，唐先生說的每一句話幾乎都蘊含著某種我還沒有看清楚的行動力。他說下個月一起去他老家農村過年，一樣不是客套話，而是他心里的一個計劃。1月14日，唐先生到了成都，中午和我吃了一頓美蛙魚頭。他說他花了八千多買了頭豬，過年我們一起吃。我那頓喝了三杯白酒，和唐先生約了第二天的行程：一路向川東，坐大巴到他的老家達州。

第二天，我在車站餐廳吃了頓十六元無限加菜的午飯。像在一個夜店一樣，車站的洗手間全是來抽煙的人。我毅然決然地走進煙霧，去找個地方刷牙。

車上，司機不敢說我們幾點能到。我要問三遍才能獲得一個預計的到達時間，好跟唐先生交代。他要安排兒子小艾從農村開車到達州來接我。氣氛要比在車站克制一些。沒有人抽煙，也沒有人大聲講話。很多乘客是一個人出行的。路走了一半，我們在南充服務區停車休息，大家有序地下車去買零食和飲料。我一個人走在空曠的服務區，腿部緊縮的肌肉終于得到一些放松。我轉身望著我們白色的大巴，記住它在停車場里的位置。我想，它要是不等我就走了，我會做什么？高速上能打車嗎？我會需要找個陌生人載我一程嗎？我放下這些雜念，快速去買了個巧克力棒和一罐王老吉。

前半段路比較沉默，坐我旁邊的乘客在回到車上之后和我搭起話來。擱在我大腿上的電腦提供了完美的閑聊素材。“你寫的是英文嗎？屏幕這么黑能看得清嗎？”他是達州的一名醫生，剛去了趟成都拜訪他的大學老師。車窗外的天已經黑了，一排一排的人都很安靜，楊醫生小聲地和我說話。他說他的老師“很特別”，是一個作家，還曾經加入過重慶地區街頭上的“棒棒軍”，扛著竹棒，做山城中的搬運工。為了體驗生活，這位老師申請到監獄和囚犯同吃同住勞動了一段時間，他叫周嘉。

我們聊起達州。楊醫生說他們那里很早就有疫情，12月初就有，大家都感染了。晚上9點，我們到達達州車站，下了大巴。楊醫生幫我提行李，陪我去找小艾的車。我祝他新年快樂，準備去農村。

2007年的夏天，一棵樹救了唐先生。他參加完親戚的婚禮，上了車，開上了四川的山路。和唐先生一起在車上的，是他的兒子小艾。開了不久，飯后的困倦漸漸涌上來了。唐先生打著瞌睡，車失控了。小艾眼看著喜事快要演變成悲劇。他往下看，因為只剩往下了。車開到懸崖末端的時候，一棵樹出現在小艾的視野中。樹橫著倒在路邊。這是一場救生性的碰撞。樹擋住了唐先生的車，終止了它致命的軌線。那棵樹避免了唐先生和小艾從懸崖上掉下去。

十五年后的冬天，小艾開車帶我去他們的老家。走出城市、靠近鄉下的第一個信號是路燈變少了。我們還有七十多公里才能到。我感到有些內疚。原來我不跟唐先生一起坐大巴的后果，是他的兒子要單獨跑兩趟來接我和他。我說了一句抱歉。小艾心情很好，看來他不嫌棄開車。

“意大利春節怎么過？”小艾轉移話題對我說。我一時覺得這個問題是可以一笑而過的，那是個對方說完就會意識到自己說錯了的場景。但是小艾期待著我的答案，而且在未來七天，不少村民表達了同樣的疑問。小艾等于是在進村之前幫我先排練了。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意大利那邊不過春節，過圣誕，因為圣誕節就是我們那邊的。

小艾說他父親今天去辦了新護照。在陜西的時候，唐先生有提到過我們一起去意大利的事情。我大概是把它和其他那些喝白酒時許下的承諾放在一起，沒想過會再次被提起。我又低估了唐先生。“我也要去辦，”小艾說，“說不定到時候我們都一起。”我表示歡迎。

“可以的話我還想去德國。”小艾接著說。我從不知道自己什么時候回意大利，又怎么變成了個歐洲小旅游團的團長。我問小艾他想去德國的什么地方。

“那個地方叫啥我忘了。”小艾笑著說。

他說的是特里爾市，位于德國西南部，沿著摩澤爾河而建，曾經屬于羅馬帝國，現在產白葡萄酒。當地人愛吃白蘆筍。但這些都不是小艾想去這里的理由。1818年5月5日，在特里爾的布呂肯巷664號，荷蘭裔猶太女性亨麗埃塔·普雷斯堡生了她的第三個孩子，名字叫卡爾·馬克思。

“一個小夢想吧，”小艾眼睛發光，“從意大利過去遠不遠？遠就算了。”我說不遠。我們剛仔細比較了意大利奢侈品牌在國內和國外的差價，讓從事服裝行業的小艾有些興奮。我現在能想象他提著阿瑪尼的購物袋走進共產主義之父的故居的樣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算是一種信仰吧。”小艾一口氣總結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一座用十四個字可以說完的天宮。

聊到過去，小艾會把中國的八十年代定義為一個“開始走偏了”的時期。他對現在的世界的理解，是“哪里多多少少都有一點資本，這沒辦法”。小艾像是身處某種長久的善惡之爭當中。雖說他不覺得目前的狀態理想，但是可以接受。

深夜的鄉間小道又窄又黑，還到處都是拐彎。透過車窗，我們看到一個獨自走在路邊的村民，讓小艾感慨。“你能想象如果我們現在是在美國嗎？”他笑起來說。問題的語氣意味著我應該能想象得到，但我腦海中沒出現任何畫面。我總為閑聊中就那么容易聊到美國而感到吃驚，并且有時候缺乏準備。

“得多嚇人，”小艾理所應當地說，“走在那種路上，隨時都有可能被槍擊。美國那邊主要是資產階級，所以老百姓還是比較受苦受累的嘛。”

由于工人已經放假了，我住的是一個裝修到一半的新房子。家里只有男人：我、唐先生、他父親、他兒子，各住一間。有電、有煤氣、沒有熱水。在客廳，兩個小太陽對著一個沙發——這個簡陋的環境中接待客人最體面的一處。晚上，如果不被唐先生的父親發現，我會把其中一個小太陽帶到我的房間。要取暖的不止我自己。我電腦的電池失靈了，只能通過插座才能正常運行。房間里的氣溫在七八度左右，低于蘋果公司建議的最低使用氣溫十度。像人一樣，在小太陽邊待了一小會兒，電腦的電池也活過來了。

在農村的第一天，臘月二十六，我中午去參加酒席。是一個村民的七十大壽。現場很熱鬧，有小孩、家長、老人。在外面擺的一個小桌用來處理隨份子、寫禮賬單的事務，像公司前臺，大家需要經過這一關才能進去。一樓的氣氛很好，小朋友們到處玩耍，五六個圓桌相互離得很近，剩余的空間勉強夠讓阿姨們走過去上菜，菜很香，熱乎乎的，是在院子里剛用柴火蒸出來的。作為一個來體驗鄉下生活的城市人，我的農村幻想已經被滿足了。但唐先生把我拉回到現實，他的現實。“我們弄幾個菜，一點酒，就上去吧，”唐先生說，接著找阿姨們來協助實現他的想法，“樓下太亂了。”

我們上了露臺，臨時安排了一個小桌，總共六個男人。回到農村過年，唐先生追求這種VIP待遇。更何況，他覺得把我帶到安安靜靜的露臺上吃菜喝酒才是對我好。他無法想象我會更喜歡待在有煙火氣的一樓。我嘗試說一樓也挺好的，唐先生可能覺得我在客氣。

離我在成都喝醉才過了兩天，我面前又是一杯倒滿的白酒，我一聞就感到惡心。出門之前，唐先生和我說過，到飯桌上他會勸我不要喝多了。“不是不讓你喝，”唐先生當時說，仿佛在道歉，“是我需要這么說，這樣顯得我對你好。”但是也不能不喝。我不斷給自己盛豌豆尖豆腐湯，喝一口白酒，就來一口湯。

唐先生下樓去社交的時候，我趁著機會悄悄地溜了出去。我已經懂了，我在農村這段時間會一直被安排在中老年男性的喝酒桌，因此下樓看看年輕人和各年齡的女性能讓我松一口氣，似乎回到了個正常的世界。我和一個小朋友以及她的媽媽一起玩，聊她們平時在廣東的生活。下午，小艾開車帶我去鎮上的超市。在車上，我問他會怎么形容他和父親的關系。

“也就那樣。”

“怎么講？”

“世界觀不一樣。”

“比如？”

“格局不一樣。”

小艾沉浸于抽象的詞匯，我怕很快就又聊回到列寧，就選擇放下這個問題。

我們經過村里的稻田、養鴨池、柚子樹。幾乎每戶都會在家門外種菜。小艾說村里的一些人在外面掙了錢，花一兩百萬在村里修了個別墅，像是為自己的成功提供標志性的證據。開了沒多久，我們停在一個房子的外面，等一個男生出來。他坐進車的后排和小艾打招呼。他叫小磊。

在鎮上，我們先在“好又來”買餅干，再到超市。我們買了薯片、核桃、地瓜干、土耳其干梅子、牛肉顆粒、巧克力棒。小艾還拿了個零食大禮包，但是把它落在了收銀臺上，等開回家的時候才意識到，并開始糾結是否被算在了賬上。我們看到水果店，就靠在路邊，小磊下車買了幾大包夠吃到明年春節的橘子。我們準備去朋友家割白蘿卜。

“你對中國的年輕人有了解嗎？”小磊問我。我說我應該算是對中國大城市的年輕人有些了解。“其實很多中國年輕人有夢想，但會為父母選擇放棄。”小磊沒聽完我的回答就說。

他的意思是放棄一個沒有經濟保障但是自己喜歡的職業道路，而選擇一份收入更高、性質更穩定的工作。小磊喜歡美術和攝影。他現在在蘇州一家做新能源汽車線路的工廠上班。剛上班那幾年，小磊買了張站票，坐了三十小時的綠皮車回家過年。車票三百多，機票一千八百多，他覺得省的這一千五可以給父母花。

我相信誰都無法概括中國年輕人如此龐大的群體是如何想、如何生活的。比起做一個社會觀察，小磊更像是在形容他做的選擇，甚至在說服自己這樣選擇是對的。那天下午，小磊很熱切地跟我分享了他心目中孝敬父母的方式。在接下來的七天里，我們經常會在各種酒席上碰到。他忙著切菜、倒酒、招待客人。我們時不時會偶然對視，可什么都不說。

在農村的第二天，我精神比較崩潰。是我沒做好心理準備。出發之前，我知道在農村會有聽不懂方言的時候，會吃不到新鮮的面包，身邊不會有什么親人。這些精神上的困難我都有準備。但我沒預測到會有身體上的挑戰。早上是最冷的時候。每要做一件事情，我都先在腦子里過一遍，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再回到床上蓋兩層被子。我用燒水壺燒水，倒到水盆里簡單地洗了個澡。這七天會需要極高的抗寒和適應能力。我可以做到，但這不太像是唐先生說的來玩，更像是過冬。我對他的邀請感到有些心情復雜。關于要住的房子的條件，他怎么沒有早說？

“馬路修得還可以吧？”出門的時候唐先生和我說。他感覺到了我的委屈，并嘗試以一種讓我哭笑不得的方式安慰我。但我還是覺得他挺可愛。我們去親戚家吃午飯。那是一棟舊房子，但這在農村是最好的。在屋里做飯時，大家能圍著柴火坐下來閑聊取暖。這些天，每次去做客，我怕的就是去新房，又冷又大。作為一棟沒修完的新房子，唐先生的家有可能是村里最不宜居的地方。

比起以男性為主導的飯桌交談，在柴火邊更容易聽到女人的聲音。我在這里認識了唐先生的女兒。原來她不是沒有回家，而是住在一棟更暖和的房子里。我聽到父女之間一次比較令人難忘的對話。

“你工作了之后要發紅包。”唐先生說。

“你先把學費交上。”女兒回答。

唐先生的女兒對我的局外人身份比較有共情能力。他們吃飯的時候用方言聊天，她偶爾會大概把聊的內容用普通話和我交代一下。在一個傳統習俗推動一切的日常里，她讓我感到一些新鮮的幽默和思維。下午跟著她下田挖芋頭時，我隨便拍了幾張她的照片。她轉身對我說：“你在拍抖音視頻嗎？女大學生回家干活？”

在酒席上遇到年輕人時，我心里會渴望這種事情發生——一種拋開過節的場合規則、作為同齡人的精神連接，能讓我們聊點彼此的想法和感受。他們有時候會坐我對面，但是一次又一次敬酒的節奏容不下字面意義上的閑聊。

客廳的電視播放著當天的國際新聞：法國人的罷工、緬甸工廠的火災、土美關系的惡化。同時，飯桌上的人在爭取自己的男性尊嚴。倒酒倒滿當，喝酒喝到底，一滴不剩，才算耿直。大家情緒激動，酒壯膽提神。有人說他喝白酒喝二三兩就差不多了。“我能喝半斤，”其他人不服氣地說，“飯都不吃了，就喝酒。”喝不下去的男人試圖用發煙的方式來彌補，但是遭到排斥。“你不喝，我不抽。”唐先生拒絕親戚發的煙時說。

其他適合男人的話題是煙的價格，關稅的問題；事業以及國內外這幾年的狀態；老表的分類，親老表和遠老表；誰算是自己家里的人，誰嫁出去了就不算。酒喝到位了，會出現一些比較現實的問題，唐先生選擇這樣的場景來委托他人幫忙辦事。果然很順利。“我懂你的意思，”對方終結了這個話題，“相信我的能力。”我雖然沒有事要辦，但是喝了兩杯之后便不覺得冷了。白酒是村里的暖氣。我融不太進大家聊的話題，特別是因為方言的障礙。唐先生確保我有臘腸吃，有酒喝。有人問我吃不吃得慣，飯菜是不是比在城市好吃。“在城市也覺得好吃，”唐先生的某個親戚插嘴說，“在國外都是吃肯德基。”這也許是我在整個春節期間聽到的最刺耳的一句話。忍住了反駁的沖動是我在情緒管理上值得標記的成就。

坐我旁邊的八十二歲的大爺借著酒精和我聊起來。他一直重復兩句話：“年輕人多吃點菜，要吃飽。”還有：“大學研究生前途好得很，有能力，也要吃得苦。”他回想起和生產隊一起過的年，說那時候“感情好”。現在大家都隔得遠，“不容易湊齊一家子人”。大爺以前是當兵的，不停地變換地方。他說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國外，都要學會語言。“在美國就說美國話，在中國就說中國話，”大爺用四川話告訴我，“大家才好交流。”

2017年，亞歷初學中文時寫下的信

唐先生說話喜歡把一句分成上下兩部分，中途停頓一下，增強戲劇效果。“上”說得慢，一般是我已經知道的信息；“下”說得快，經常搭配一個手勢來拉滿情緒。

“早餐想吃什么自己吃啊，”他會說，仿佛在對于負責的事務劃分界限，“中午我們喝酒！”

“他們送一兩百，”唐先生說起別人發的紅包，“我送……”這時他的表情會嚴肅起來，并且會舉起食指，等我的反應。

“一千？”我表現得比較驚訝。唐先生放下食指，無奈地點點頭，仿佛在講一次痛苦的經歷。

大年初一的上午，唐先生問我有沒有對公賬戶。他想安排公司把一筆錢轉給我，我再用微信轉給他用來發紅包。他說今年紅包要花三萬。我沒有對公賬戶，所以幫不上忙。他跑去其他地方找辦法。應該是找到了，因為初二他和我匯報，已經發了一萬三的紅包。

初一中午，我們去鎮上，在唐先生“條件好”的姐夫家吃飯。姐夫當過兵，現在做殯儀館生意。“所有人都要請他，”唐先生說，“他很調皮，以前從部隊拿走了一把槍。”在姐夫家，一個花圈掛在墻上，盯著我們吃飯。條件確實好，洗手的時候有熱自來水。

對唐先生來講，回家過年是一個維持關系和處理問題的時機。老人需要做手術，就跟堂弟協商怎么在家庭內部分擔支出。初三天還沒亮，他去參加了縣委主任的兒子的婚禮。晚上，我們到村主任家里吃飯，發現我住的房子是村主任的公司蓋的。我理解了唐先生當初說的“老家還有很多事”。他的春節挺忙的。

除夕祭祖，12點后放鞭炮，初一早餐吃豬蹄，這些事情唐先生都做。但你能感覺到他和這些習俗之間的一種距離。“我不相信這些東西，”他邊點蠟燭、燒紙，邊和我說，“這都是迷信。”這是一個不得不走的流程，跟發紅包一樣。當他點燃鞭炮、快速從墳墓走開的時候，邊跑邊笑，像是找回了一顆童年的心。

正月初三，唐先生用上了他買的豬。去年他母親去世了。初三這天，親戚、村民、朋友來參加他舉辦的酒席，紀念他去年過世的母親。來的人很多，甚至無法同時坐下，需要分兩輪來。

在村里的小賣部打麻將、打牌是唐先生固定的娛樂活動。他會向我匯報自己的手氣：昨天贏了四百，今天輸了一千。“小事小事。幾百塊，千把塊。很正常。就是為了高興才玩嘛。”麻將桌的氣氛平時安靜，但容易爆發沖突。一兩個人會站起來大喊大叫地指責對方。像一場猛烈的夏雨，爭論很快就會平息，一直到下一場。不吃飯的時候，村里的男人很少離開這里。春晚播出的時候，他們同樣留在沒有電視的小賣部。“給我看兩個你老家的美女。”站在麻將桌旁邊的一個男人對我說。場面比較尷尬，我一時不知所措。正在打麻將的唐先生轉身掃了一眼想看美女的男人，和他對視說：“你看不懂。”

打牌的男人們的兒女偶爾會出現在小賣部。一個高三生說他平時在縣里上學。他是村里唯一想了解我學習中文的過程的人。他個子高、說話快、態度禮貌，看起來成績很好的樣子。他說他每周只在家里待“one afternoon and one evening”。他明年想去國防科大讀化學專業。

兩個初中生是為數不多不對我感到奇怪的人。她們站在我旁邊，繼續聊自己的。

“我昨天給他發了一個新紅包，兩角錢。結果他竟然領不到，因為他沒有實名認證，我已經實名認證過了。一分也是愛，嘻嘻。”

“我昨天也給我老娘發了個紅包，因為看春晚嘛，有那個直播領紅包皮膚的活動，還有很多款式，樣子沒變，但是多一些圖畫。”

“好多？”

“一分，因為我就想試一哈發出來的樣子是什么，就發了個一分，哈哈。”

“你老娘沒回來？”

“回了回了，走了昨晚。”

“我昨天給了四個人發紅包，結果……”

“你沒給我發！”

“好，我回去給你發。”

“發個一角吧。”

“大哥，我上次才領二角三嘞，別個在群里頭發的那次。”

“發個一角吧。”

“一分，嘿嘿。”

“哈哈只有一分嗎？！”

“一分也是愛，嘿嘿。”

“這個愛太滿了。”

“我昨天發了四個人，結果兩個人都領不了。還有一個是網友。”

“你還有網友？你給網友發都沒想著給我發。”

“哎呀沒有，我只是看好久沒給你發消息了。”

“哎呀我給你發一個吧。”

“找得到我吧？”

“一角嘛？”

“行吧。”

2024年，亞歷登上《一席》演講

唐先生一直把我當客人，而不是外國人。這是很寶貴的。他的世界很復雜，又很簡單。村民問“我們那邊”吃什么菜的時候，他就會說“西餐”，省下我一個沒頭沒尾的解釋，“他們吃西餐，我們就是中餐”。初四，整個村還沒醒的時候，唐先生開車送我去火車站。“哎，他媽的。沒招待好。”唐先生邊開邊對自己說話，“農村里面就這樣。”

到了火車站，時間不早不晚。進站口對面的廣場像在舉行一個大型送別儀式：車輛來、停、走，留下的人們拎著大包小包準備返回到他們平時的生活。在車里，唐先生又說了那句讓我們成為永遠的朋友的話：“吃完早餐再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