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演義》現(xiàn)存最早版本出于嘉靖年間，有嘉靖元年(1522)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和嘉靖二十七年建陽葉逢春本《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志史傳》。葉逢春本前有元峰子序，序后有“新刊按鑒漢譜三國志傳繪像足本大全目錄”。

葉逢春本《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志史傳》

這里引出一個問題，即“按鑒”是按司馬光《資治通鑒》,還是按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學(xué)術(shù)界有不同意見。

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因為《三國志演義》不少建陽本都標(biāo)出是“按鑒”，如萬歷二十年(1592)建陽書林雙峰堂余象斗本《音釋補遺按鑒演義全像批評三國志傳》、萬歷三十三年聯(lián)輝堂鄭少垣本《新鍥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鑒三國志傳》、萬歷三十八年 楊春元本《重刊京本通俗演義按鑒三國志傳》、萬歷三十九年閩書林鄭世容本《新鍥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鑒三國志傳》、萬歷年間書林種德堂熊成冶本《新鍥京本校正通俗演義按鑒三國志傳》等。

還有不少歷史小說也都標(biāo)出是“按鑒”創(chuàng)作的。如萬歷十六年刊本《京本通俗演義按鑒全漢志傳》等。

學(xué)界許多學(xué)者認(rèn)為“按鑒”是按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石昌渝先生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謂：“此本(指嘉靖本)和葉逢春本所依據(jù)的史書主要是陳壽《三國志》及其裴注和《通鑒綱目》，而不是《后漢書》、《資治通鑒》或《資治通鑒》的其他節(jié)本(上田望，1996)。”(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95頁)

在介紹葉逢春本時又說：“每卷卷首都記起止年代。這在以后的很多版本中都被繼承，而其來源當(dāng)是《通鑒綱目》的書法，因此，不妨想象更多的原本《三國志演義》已經(jīng)如此。此本之所以分為十卷也應(yīng)和起止年代有關(guān)。”(同上書，297頁)

《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

“按鑒”，的確是按《資治通鑒綱目》。在吸收學(xué)界意見的基礎(chǔ)上，我們作簡要的綜合論述。

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以下簡稱《綱目》)在體例上繼承了司馬光《資治通鑒》(以下簡稱《通鑒》)編年的記事方式，在內(nèi)容方面，基本承襲了《通鑒》,重大歷史事件，史實基本相同。

但《綱目》又與《通鑒》有不同之處：

首先在內(nèi)容上進行了大量的精簡，只保留了基本史實，把二百九十四卷的《通鑒》精簡成只有五十九卷的《綱目》。與《三國志演義》所述的歷史相對應(yīng)的部分，《通鑒》有二十四卷，《綱目》只有六卷。

其次是體例不同，朱熹創(chuàng)造性地確立了一種新的史體——綱目體。“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所謂“大書”就是“綱”,為史事概要，在書中用大字書寫；所謂“分注”，就是“目”，為史事詳情，在書中用雙行小字書寫。先提煉大綱，再詳細記述具體內(nèi)容， 正所謂“綱舉目張”，敘事條分縷析，簡明扼要。

《資治通鑒綱目》

宋代以后，隨著朱熹地位和影響不斷提升，綱目體亦因之風(fēng)行于世。

再次更重要是正統(tǒng)觀念。《朱子語類》是朱熹與其弟子問答的記錄匯編，其中有弟子問《綱目》主意，“曰：主 在正統(tǒng)。問：何以主在正統(tǒng)?曰：三國當(dāng)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xùn)?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 ”。

我們說《三國志演義》“按鑒”是按《綱目》,有什么理由呢?

第一，《三國志演義》“擁劉貶曹”思想的來源之一，是《綱目》“以蜀漢為正統(tǒng)，曹魏為僭越”的觀念。

《三國志演義》是一部歷史演義小說，其史實大多取材自陳壽的《三國志》,但《三國志》是紀(jì)傳體斷代史書，《三國志演義》從史書體裁角度來說，屬于編年史。因此，《三國志演義》不是直接取材自《三國志》,而是依據(jù)《通鑒》《綱目》這樣的編年體。

《三國志演義》比較符合史實的部分，《三國志》《通鑒》《綱目》基本相同。舉個例子吧，呂蒙襲荊州、關(guān)羽敗走麥城等，敘述史實基本相同。因為都列出來，文字太長，就引呂蒙襲荊州一小段吧：

《三國志通俗演義》

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購維中，使白衣?lián)u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三國志·呂蒙傳》)

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購鹿中，使白衣?lián)u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 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通鑒》卷六八)

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購舵中，使白衣?lián)u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至 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綱目》卷一四)

這說明要判斷葉逢春本究竟是按《通鑒》還是按《綱目》就要看它們的不同部分，主要是尊劉貶曹部分。

《三國志演義》“擁劉貶曹”傾向?qū)Α毒V目》的承襲是明顯的。

例如：

《資治通鑒》

《通鑒》《綱目》《三國志演義》（葉逢春本）文本比對表

通鑒

綱目

三國志演義（葉逢春本）

（建安元年）己巳，幸曹操營，以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卷六二《漢紀(jì)》五十四）

曹操遷都于許，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卷一三）

操自封為大將軍、武平侯。（卷二第28段）

(建安十三年)夏六月，罷三公官，復(fù)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以曹操為丞相。（卷六五《漢紀(jì)》五十七）

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卷一三）

曹操罷三公之職，自為丞相。（卷四第77段）

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dāng)代漢，見于圖緯。”……冬十月，乙卯，漢帝告祠高廟……禪位于魏……辛未，升壇受璽綬，即皇帝位。”（以后均以“帝”稱之）

（黃初二年）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于武擔(dān)之南。（以后均以“漢主”稱之）

（卷六九《魏紀(jì)》一）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dāng)代漢，見于圖緯。”魏之群臣因表勸丕篡位。（以后均以“魏”或“魏主”稱之）

夏，四月漢中王即皇帝位。（以后均以帝稱之）。（卷一四）

廢獻帝曹丕篡漢（卷七第159段）（以后均以“魏主”稱之）

漢中王成都即帝位（卷七第160段）（以后均以“先主”稱之，如《演義》卷七第162段“劉先主興兵伐吳”）

明帝曹?太和四年，后主劉禪建興八年。大司馬曹真以漢人數(shù)入寇，請由斜谷伐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溯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卷七一《魏紀(jì)》三）

秋，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卷一五）

司馬懿兵寇漢中（卷九第198段）

(魏青龍)二年春二月，亮悉大眾十萬由斜谷入寇。（卷七二《魏紀(jì)》四）

(建興)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卷一五）

至建興十二年春二月，孔明面奏后主曰：“……當(dāng)伐魏，以報先帝之遺恩。臣今番若不取得長安，不復(fù)回見陛下矣！”孔明提蜀兵二十四萬，分五路并進。（卷九第202-203段）

從對照中可以看到，《通鑒》敘曹操為“大將軍”“武平侯”“丞相”,《綱目》都說是“自為”；《通鑒》敘曹丕稱帝，后以“帝”稱之，劉備就皇帝位，以“漢主”稱之，《綱目》說曹丕“篡漢”,以“魏主”稱之，而敘劉備即皇帝位，以“帝”稱之；諸葛亮伐魏，《通鑒》以為“入寇”,《綱目》則是“丞相亮伐魏”。

晉寫本《三國志》殘卷

《通鑒》與《綱目》在魏、蜀誰是“正統(tǒng)”的問題上，涇渭分明，立場完全對立。而《三國志演義》是按《通鑒》還是按《綱目》不是一目了然了嗎?

第二，《三國志演義》“按鑒”紀(jì)年問題。

《三國志演義》嘉靖元年本是“演義”本、江南本，沒有“按鑒紀(jì)年”,葉逢春本是“志傳”本、建陽本，有“按鑒紀(jì)年”,就是正文每卷卷首注明本卷所記事件的起始至終止時間及其年數(shù)。那么葉逢春本是按《通鑒》還是按《綱目》紀(jì)年呢?

《三國志演義》起于桓帝駕崩、靈帝即位的建寧元年(168)。故事真正展開則到了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桃園三結(jié)義。故事結(jié)束于晉太康元年 (280)五月東吳孫皓投降，三國歸晉。

先看《通鑒》與之相關(guān)的紀(jì)年：

《通鑒》卷五六《漢紀(jì)四十八》,起于桓帝永康元年(167),盡于靈帝建寧四年，凡五年。一直到《通鑒》卷六八《漢紀(jì)六十》,起于獻帝建安二十二年 (217),盡于二十四年，凡三年。都以東漢王朝紀(jì)年。東漢王朝結(jié)束，就承認(rèn)魏為正統(tǒng)，從卷六九起，就是《魏紀(jì)一》,起于文帝黃初元年(220)，盡于三年，凡三年。從此以魏紀(jì)年。到《通鑒》卷七九晉代魏，開始《晉紀(jì)一》，起于武帝泰始元年(265),盡于八年，凡八年。卷八〇《晉紀(jì)二》,起于武帝泰始九 年，盡于咸寧五年(279),凡七年。

《資治通鑒全本新注》

再看《綱目》與之相關(guān)的紀(jì)年：

卷一二：起丁未漢桓帝永康元年，盡于癸酉漢獻帝初平四年(193),凡二十七年。

卷一四：起己丑漢獻帝建安十四年，盡丁未漢后主建興五年(227),凡十九年。

卷一五：起戊申漢后主建興六年，盡于壬申漢后主延熙十五年(252),凡二十五年。

卷一六：起于癸酉漢后主延熙十六年，盡于己亥晉武帝咸寧五年，凡二十七年。

很明顯，《綱目》是以漢紀(jì)年，在東漢王朝結(jié)束、三國時代開始后，以蜀漢為繼 承漢朝的正統(tǒng)，以蜀漢紀(jì)年。

那么,葉逢春本是如何紀(jì)年?

卷一：起于靈帝中平元年甲子歲，止于漢獻帝興平二年乙亥歲，首尾共十二年事實。

卷二：起于漢獻帝興平二年乙亥歲，止于漢獻帝建安五年庚辰歲，首尾六年事實。卷三缺。

卷四：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丁亥，至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戊子，首尾共二年事實。

卷五：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戊子，盡漢獻帝建安十六年辛卯，首尾四年事實。

卷六：起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壬辰歲，盡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歲，首尾共八年事實。

卷七：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至蜀章武二年、魏黃初三年壬寅，首尾事實凡四年。

卷八：起蜀章武二年、魏黃初三年、吳黃武元年壬寅，至蜀建興六年、魏太和二年、吳黃武七年戊申，首尾共七年事實。

卷九：起蜀建興六年、魏太和二年、吳黃武七年戊申，至蜀延熙十六年、 魏嘉平五年、吳建興二年癸酉，首尾共二十六年事實。卷一〇缺。

周曰校刊本《三國志傳演義》

這樣的紀(jì)年是嘉靖元年序刊本所沒有的，可是屬于這個“演義”系統(tǒng)的周曰校本等出現(xiàn)了完整的“按鑒紀(jì)年”(不同的是葉本紀(jì)年在每卷卷首，而周本則在卷末) :

卷一：起漢靈帝中平元年甲子歲，至漢獻帝初平三年壬申歲，共首尾九年事實。

卷二：起于漢獻帝初平三年壬申歲(周本作“甲申歲”,誤),至漢獻帝建安四年已卯歲，共首尾七年事實。

卷三：起于漢獻帝建安四年己卯歲，至漢獻帝建安五年庚辰歲，共首尾一年事實。

卷四：起漢獻帝建安五年庚辰歲，至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戊子歲，共首尾九年事實。

卷五：起自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戊子歲至本年止，共首尾一年事實。

卷六：起自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戊子歲至建安十六年辛卯歲止，共首尾四年事實。

卷七：起自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壬辰歲至建安二十三年戊戌歲止，首尾七年事實。

卷八：起自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歲至建安二十五年庚子歲止，首尾二年事實。

卷九：起自蜀昭烈章武元年辛丑歲至后主建興三年乙巳歲止，首尾五年事實。

卷一〇: 起自蜀后主建興三年乙巳歲至建興八年庚戌止，共首尾六年事實。

卷一一：起自蜀后主建興九年辛亥歲至延熙十八年乙亥歲止，首尾二十四年事實。

卷一二：起自蜀后主延熙十九年丙子歲至?xí)x武帝太康元年庚子歲，首尾二十五年事實。

與葉逢春本分十卷相比，周曰校本有所不同，是十二卷本。所以紀(jì)年的起迄年代與葉逢春本不太一樣。而且，葉逢春本除了列出蜀國紀(jì)年，同時列出魏、吳二國的紀(jì)年。周曰校本則只按蜀國紀(jì)年。

嘉興九思堂藏板《繡像三國志全傳》

周曰校本的“按鑒紀(jì)年”,也出現(xiàn)在同為十二卷本的夏振宇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本(如吳觀明刻本)中， 雖然不分卷而是分回，在每十回的正文后、回評前，也有這樣的“按鑒紀(jì)年”。

“志傳”系統(tǒng)的簡本，如熊清波本、黃正甫本也有部分殘留的“按鑒紀(jì)年”(劉海燕《<三國志演義>早期刻本的三個問題》,《文獻》2011年第2期)。

總之，無論《三國志演義》哪個版本系統(tǒng)，如果有紀(jì)年都是按《綱目》或參照《綱目》來紀(jì)年，這是《三國志演義》“按鑒”是按《綱目》而不是按《通鑒》的證據(jù)之一。

這里還提出一個問題，即嘉靖元年本沒有“按鑒紀(jì)年”,為什么周曰校本等這個系統(tǒng)的本子卻有“按鑒紀(jì)年”。

鄭世魁刊本《三國志演義》

是否有這樣的可能：《三國志演義》最初的版本是有“按鑒紀(jì)年”的，而嘉靖元年本把它刪了，葉逢春本更接近最初版本，把“按鑒紀(jì)年”保留下來，而周曰校本是根據(jù)最初的版本進行修訂，保留了初本的“按鑒紀(jì)年”。

但這種假設(shè)需要文獻支持。似乎更大的可能性是，周曰校本參考以葉逢春本為代表的建陽本，采用了“按鑒紀(jì)年”。

我們說《三國志演義》“按鑒”,是按《綱目》而不是按《通鑒》,還有社會文化的原因。

第一，《通鑒》篇幅太大，很難普及。司馬光嘗語人曰：“自吾為《資治通鑒》,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宋史·王益柔傳》)
一般人沒看一點就打瞌睡了，只有王勝之這樣博學(xué)又好學(xué)的人才可能讀完。《三國志演義》的作者很自然地會選擇簡明扼要的《綱目》作參考。

第二，建陽是閩學(xué)中心，又是建本小說的刻印中心，朱子《綱目》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葉逢春本主要參考《綱目》是順理成章的事。

《建陽刊刻小說與地域文化關(guān)系研究》，涂秀虹著，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

在朱子《綱目》影響下，產(chǎn)生了《資治通鑒綱目前編》《續(xù)資治通鑒綱目》《資治通鑒綱目續(xù)編》等著作，《三國志演義》之后的歷史小說，多按照這類“綱目”編寫，如熊大木編撰《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即“以王本傳行狀之實跡按《通鑒綱目》而取義”,以淺近語言鋪敘而成(涂秀虹《“按鑒”:明代歷史演義的編撰方式及其意義——從建陽書坊刊刻通鑒類圖書談起》,《福建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