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啟風

近日，因電影《無問西東》的上映，西南聯大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電影中，陳楚生飾演的吳嶺瀾畢業于清華大學，后隨校南遷昆明，成為西南聯大的一名文科教授，其表現出的“民國范兒”，讓很多觀眾為之折服。王力宏飾演的學生沈光耀，被吳嶺瀾救下后，選擇投筆從戎，最終為國捐軀。在真實的聯大校史中，確實有很多吳嶺瀾、沈光耀這樣的師生。

政府支持的西南聯大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南開大學遷往長沙，組建了“長沙臨時大學”。次年，因戰事發展，再遷昆明，改名“西南聯合大學”，維持至抗戰勝利。

當時國內教育界一致認為，不能讓戰爭影響正常教育，后來掛名西南聯大校務委員的胡適多次說，“國家教育，似仍宜為國家打長久算盤，注重國家的基本需要，不必亟亟圖謀適應眼前的需要。”1939年，國民政府確立“戰時應作平時看”的教育方針，并對高等院校給予充分支持。由于通貨膨脹的影響，教育部撥給西南聯大的常規經費，也連年上漲。1938年撥款不過26萬元，1940年增長至138萬元，1945年達到2000多萬元。

西南聯大校門

針對高校中的教職員工，教育部也有補助措施。如1943年5—12月，教育部為西南聯大部分教授發放“獎助金”，聞一多、朱自清等12人獲得600元，楊武之、鄭天挺等獲得500元，另外還有15人獲得200元。1944年11月，又給家庭困難的朱自清、聞一多、馮友蘭等27人各發放1萬元研究補助費。同時，對聯大員工及家屬也有相應補助。

西南聯大圖書館內部

在這種支持下，中國的大專院校于抗戰期間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從108所增加到145所，在校學生總數也多了一倍。時人評價，大后方“這七年間的科學進步與貢獻，比起過去三十年來，在質在量皆有增無減”。西南聯大的發展與成績，正是最好的例證。

聯大師生的生活困境

雖然有來自政府的援助，但西南聯大師生的戰時生活，依舊極為艱辛。在北平的時候，教授們月薪幾百塊大洋，足夠買一座四合院的。但戰時通貨膨脹，使這些收入大幅縮水。聯大經濟系教授楊西孟寫過一篇《幾年來昆明大學教授的薪金及薪金實值》，反映了聯大教授們的生活狀況。他說，“怎么維持他們的生活呢？這就需要描述怎樣消耗早先的積蓄，典賣衣物及書籍，賣稿賣文，營養不足，只有消蝕資本，而最后的資本只有健康和生命。”

在聯大教政治學的張奚若即曾在課上和學生講，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動物過的是“mere life”（單純的生活），人還要有“noble life”（高貴的生活）。張奚若緊接著話鋒一轉：“現在米都賣到五千塊一擔了，mere life都維持不了還講什么noble life？”

西南聯大“民主墻”

在西南聯大，無數的例子都在證明著張奚若的話。費正清到訪昆明時，看到聯大圖書館館長嚴文郁“在一家皮匠店的閣樓上的房間里”“正半披著衣服躺在床上，貧病交加，為三個孩子沒飯吃而發愁”。聞一多在教學之外，幫人刻印，收費標準是“石章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邊款每分字作一字計，過大過小加信。潤資先惠，七日取件。”朱自清在昆明穿一件水牛皮色的毛氈，看上去就像是蓑衣，李廣田路遇朱自清時，幾乎認不出來。

工學院圖書館閱覽室

為能補貼家用，聯大的教授夫人們也是各展所能。韓詠華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夫人，她回憶，聯大的庶務趙世昌是上海人，教她和潘光旦夫人做“米粉碗糕”。做好后，取名“定勝糕”，由韓詠華“挎著籃子，步行四十五分鐘到冠生園寄賣”。賣糕時，她“自稱姓韓而不說姓梅。盡管如此，還是誰都知道了梅校長夫人挎籃賣定勝糕的事。”

學生們沒有收入，很多都靠政府補助勉強生活。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是聯大數學系主任，但教授收入還不足以支撐一家人的開銷，生活上捉襟見肘。聯大的教學設施也很簡陋，楊振寧晚年回憶說，“那時聯大的教室是鐵皮頂的房子，下雨的時候，叮當作響。地面是泥土壓成的，幾年以后，滿是泥坑。窗戶沒有玻璃，風吹時必須要用東西把紙張壓住，否則就會被吹掉。”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楊振寧和李政道受業于物理系吳大猷教授，并在1957年摘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成為最早獲得這一獎項的華人。

在聯大中，甚至有的學生自1938年到昆明，一直到1942年畢業時，都穿著同一件長袍，且從來沒有洗過，因為沒有衣服換穿。另外一個學生只有一套軍事運輸單位發的制服，是他在一次工作后所得。聯大經濟系的王民嘉是“高干子弟”，她父親是蔣介石表兄、貴州省財政廳廳長，但也與普通學生住草棚宿舍，穿一件藍布袍，每天吃食堂。

聯大師生在這樣的生活困境下，對政府腐敗極為敏感。1941年底，發生“洋狗”事件。《大公報》說，政府置很多重要人物于不顧，卻把孔二小姐的老媽子和“洋狗”從香港給接回了后方。憤怒的聯大師生走上街頭，打出標語“黨國要員不如孔賊的一條狗”、“打倒以飛機運洋狗的孔祥熙”。今天我們知道，這是一則虛假信息，當時香港交通斷絕，無法通知需搶救要人，以至機艙未能坐滿，而四只“洋狗”的主人其實是美國飛行員。

聯大驚人的學術成績

聯大師生維持生計固然不易，但從沒有放松學術上的努力。1942年春天，雷海宗在云南大學講了一次他獨創的歷史周期論，主辦者林同濟稱贊，“這真是the romance of a historian（一個歷史學家的浪漫）。”聯大在抗戰期間，還建立起一批研究所。

在戰時開展學術研究，會遇到很多意外。一次空襲過后，社會學家李樹青回到房間，發現已被竊賊偷得一干二凈，其中包括《關于中國土地問題的調查報告》的20萬字手稿。金岳霖對此是有先見之明的，每次跑警報都要拿著自己三十年的心血——《認識論》書稿。在小山坳中避難時，他就坐在書稿上。但終于有一次，這件寶貝還是被他給忘在了避難處，等到他回去尋找時，早就沒了蹤影。金岳霖打趣說，“很可能被別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教育部從1941年—1946年，還舉辦了六屆學術評獎活動，分別給予一、二、三等獎獲得者2000—10000萬獎勵。其中，西南聯大教師先后獲獎30余次，遍及文理各科。如獲得一等獎的《堆壘素數論》、周培源《激流論》、吳大猷《多元分子振動與結構》、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以及二等獎王竹溪《熱學問題之研究》、李謨熾《公路研究》等等。相比于文科，西南聯大師生在理工科的建樹更多，這一點常被今天的讀者所忽略。

1944年,學校財政困難,被迫將校舍鐵皮屋頂賣掉,換成茅草頂

學生們想從這些名師手下畢業，也要“過五關斬六將”。教育部1940年出臺規定，要求各高校實行“畢業總考制”，學生“除最后一學期所學的課程外，須通過二三年級所習之專門主要科目三種以上”，才能畢業。農、工、商三科學生還要出示課外實習證明。

聯大師生就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創造了一個奇跡：學校8000多名畢業生中，產生2位諾貝爾獎得主、174位兩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學者。

編輯 | 安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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