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劉華杰（哲學博士，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科學傳播中心教授，北京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博物學文化研究者）

導讀

如果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話，那么科技至少在此有巨大的功勞。只是由于唯科學主義成為了我們的缺省配置，通常我們意識不到這一點。不過，今天科技界自身開始意識到全球變暖、環境污染、資源過度開發等問題，并試圖從科學的角度闡明問題的實質，并在行動上按照科技標準，利用科技手段著手解決問題。“低碳生活”是此一攬子計劃中的一小部分。

人是最聰明、最好斗、最自戀的物種。

人這個物種的自信以至于狂妄自大，在地球上數一數二。有時我在想，是什么令人類或其子集如此這般？

如果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話，那么科技至少在此有巨大的功勞。只是由于唯科學主義成為了我們的缺省配置，通常我們意識不到這一點。不過，今天科技界自身開始意識到全球變暖、環境污染、資源過度開發等問題，并試圖從科學的角度闡明問題的實質，并在行動上按照科技標準，利用科技手段著手解決問題。

“低碳生活”是此一攬子計劃中的一小部分。

作為一名普通公民，侈談“低碳生活”合適嗎？因為畢竟主要的排放與工業化、現代化有關，中國依然在大張旗鼓地搞現代化。可是，如果還原論還有一點道理的話，“低碳生活”就可以最終還原到個體上。墻上的標語喜歡在任何事情上說“人人有責”。我考察過，大部分情況屬于推卸責任，拉百姓“墊背”。但在排放問題上，講人人有責、從我做起，倒不過分。

我從來不認為個體的排放本身就是個錯誤，任何生物都要新陳代謝，這是自然現象。問題只出在超量排放，過度排放是罪惡的行徑，最終導致地球各級生態系統在短時間內不適應。而這種不適應反過來危及人和其他物種的持久生存。超量排放的事情，在進化的長河中也許有別人物種曾經表演過，但似乎不大可能如人類做得兇猛。“低碳生活”對每個人來說可能都是可操作的，只要我們向進化史、向大自然學習，適當克制一下自己的欲望。

用田松博士的話講，我們要“做一個有道德的物種”，進而，“我”可以做一個不太壞的個體。暴殄天物、多吃多占、貪得無厭，說到底不是科學不科學的問題，而是個倫理問題，一個公民，是可以通過向大自然學習而提升自己的倫理修養的。比較道德狀況的變化，最好只跟自己比，比如我今天、今年比我昨天、上一年少排放了，那么我就應當感到自豪、高興。至于這種排放量變化的后果在科學家精心計算后看來，對全球生態系統起多大作用，起正作用還是負作用，地球變暖還是變冷了，通常可以不操心。地球在變暖，是不是事實？我本科是學地質的，我知道歷史上的氣溫變化極為復雜，在我看來，這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清楚的。科學，從來也不是想象中純粹客觀的彼岸世界，如今更少不了經濟和政治的介入，普通百姓不可能迅速搞清楚氣候變化的究竟。但可以掌握一條原則，對個體來說，節儉、謙卑、感恩、敬畏總是與美德相伴。本著這樣的原則生活，就可以做到“低碳”，而且不僅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們同時也可以享受人生，感受到幸福、自由。如果看不到這些美德，不注重德性的修煉，而熱衷于小聰明、處處算計，或許最終也做到了“低碳生活”，但在別的方面卻可能做更大的惡。人類近代的歷史不就是這樣嗎？拆東墻補西墻，是容易想到的小聰明，其問題在于，我們過分相信智力而缺乏智慧，智慧是包含美德的。

具體而言，對于食，我堅持少吃肉，多吃菜和飯，時間長了也習慣了。我很佩服因各種理由而素食的朋友，他們真正是道德高尚的人。對于行，盡可能開小排量的汽車，能步行則步行。開車到學校，我會主動避開高峰，一是省時，二是省油、減少排放。我通常早上6：20前開車出發，路上輕松愉快。寧可在目的地等，也不在路上等。為改善交通擁堵，北京公務員改為9點上班，是個好主意，但比較起來遠如下決心普及校車更有實效。據我觀察和粗略計算，道路擁堵與家長開車接送孩子上學放學有緊密關聯，而實際上沒有哪個家庭真的愿意天天開車費時費力冒著被警察罰款的風險接送孩子。對于穿，我從來不講究，通常穿牛仔服，只因為自在，不用經常洗。家居生活各個環節盡可能少用洗滌液，節約一滴、一瓶洗滌液，錢是小事，但對于環境保護，卻是一份功德。此外，我每年堅持以我自己的方式植樹。我也自己種點菜，自然從不施化肥。我在美國和英國都注意到，許多城市周邊都有專供都市家庭種菜的一小塊一小塊的菜地。

順便一提，我覺得盲目城市化是誤區，建設一批超大城市更是災難。政府、人大應當修訂政策、法律，允許城市與農村雙向流動，鼓勵都市人到農村安家落戶。長遠看這樣做會促進文化和人才交流，縮小城鄉差別，從根本上自然而然地解決三農問題、就學問題等等。“大學生村官”制度是一項了不起、意義深遠的創舉。

（本文節選自劉華杰所著《博物致知》，第141－143頁，轉載請聯系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