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平

時間不舍晝夜。遙想600多年前，我國偉大的航海家、杰出的和平使者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不僅在世界航海史上開創了大規模跨洋航海的宏偉業績，也是近代國人在反思晚清海戰失敗之恥時，會反復咀嚼的光榮與夢想。

但是，一般來說，任何一項重大舉措的背后都離不開財力的支持。下西洋作為以國家名義進行的航海活動，自然也不例外。

航海實為緩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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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年，鄭和率領由2萬多人組成的船隊，開始了環繞世界的航海大發現，到1433年共七下西洋。鄭和大航海的首要目的就是對外貿易（盡管坊間傳聞，篡位的永樂帝也是為讓鄭和尋找被推翻的建文帝下落），可以說，鄭和下西洋是中國人溝通大陸與海洋長途貿易的開端。

明朝前期發生了大規模的疾病和瘟疫，需要大量的海外藥材安定局勢、遏制瘟疫。鄭和船隊中大量的“藥船”帶回眾多南洋物種，在一定程度上，這為《救荒本草》《本草綱目》等植物學、醫藥學著作的編纂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補充。與此同時，鄭和航海所引進的礦物，如從阿拉伯世界引進的鈷，乃是著名的明代青花瓷生產的基本原料。可見，鄭和遠航顯然帶有明確的社會目的，特別是醫療衛生目的。

而打擊海盜、綏靖海疆則是鄭和遠航的另一目的。長途貿易與近距離貿易有所不同，前者必須保障長途貿易線路的安全和貿易點的穩定，這就需要相當的護航武力。由大規模的戰艦和兵船構成的鄭和船隊，對于現代海洋戰術的發展具有重要啟示作用。這一點，美國學者李露曄在《當中國稱霸海上》一書中有詳盡闡述。鄭和航海之所以被稱為“和平之旅”，不過是因為當時這支艦隊太強大了，所到之處，基本上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而已。

然而，為了解決明代的貨幣信用問題，應該是鄭和遠航的更為重要和直接的原因。

中國是一個貴金屬產量（包括銅和白銀在內）很低的國家，貨材一向嚴重短缺。在中國國力空前強盛、稱霸海洋的時代，居然也屢次出現“海禁”。如果僅以中國文化“先天的閉關自守性”來解釋，說服力似乎不夠；最為核心的原因，恐怕還在于貨幣問題。

對于歷代中國政府來說，什么商品都可以下海，唯獨貨幣是不能下海的。南宋雖然獎勵海外貿易，但卻嚴令“銅不下海”。元代自忽必烈起，一方面鼓勵海外貿易，另一方面則嚴令“金銀銅鐵貨不許下海”。在國家信用貨幣不能確立的時代，特別是多幣種混用體制下金銀銅鐵等貴金屬，必然充當稀缺性貨幣角色；若任其流失，對于國內經濟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覷。

例如宋代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一直渴求大量馬匹，而馬匹來源又主要依靠西北的馬市交易。而馬市時開時關，其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擔心貨幣流失使然。直到王安石時代，發明了以布、特別是茶，而不是以貴金屬購馬的物物交換模式，這個問題才得以解決。這就是所謂“茶馬交易”。鄭和遠航之所以裝載大量貨物到海外交換，也是為了應對國內貨幣短缺問題。

大明寶鈔一貫紙幣（銀行博物館藏）

明代早期的紙幣——寶鈔，一直未曾充當商品交換的硬通貨。明洪武初年推行鈔法，嚴禁民間使用金銀。“時定每鈔一貫，準錢千文或銀一兩（抵米一石），四貫抵金一兩”。因寶鈔發行量過大且無儲備金，洪武末年已出現成倍貶值現象，信用無法維持。明朝政府想以行政手段維持寶鈔通行，無奈不起作用，寶鈔面臨阻滯狀態。百姓重錢輕鈔，鈔值日益跌落。如洪武二十三年兩浙錢250文折鈔一貫；次年沿海則以錢160文折鈔一貫；永樂五年銀每兩抵鈔80貫，金每兩400貫。正統元年，戶部尚書黃福因此奏言：“今銀一兩當鈔千余貫，鈔法之壞莫甚于此。”

由于貨幣“失靈”，國家的經濟活動和商業活動轉而依靠大規模的以物易物來進行，即需要引進大量海外珍品來刺激國內的商業和交換活動，甚至來給官員們發俸祿和獎金。因此，大規模船隊的遠洋貿易就成為明廷的一種必然選擇。法國學者弗郎索瓦·德勃雷在其著作《海外華人》序言中指出：“皇帝的旗幟飄揚在南洋各處，從菲律賓到印度，從爪哇到阿拉伯甚至非洲的摩加迪沙，中國的商業獲得巨大的發展。”日本學者山田憲太郎則特別指出：“中國對于胡椒的大量需要導致了爪哇和蘇門答臘胡椒種植的增長，這樣必然會刺激經濟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不妨認為，東南亞等地的經濟發展，同鄭和下西洋后興起的大規模香料貿易具有直接的必然聯系。

椒木權充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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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胡椒的價格十分昂貴

鄭和龐大使團漂洋過海，滿載綾絹、紗羅、彩帛，以及瓷器、藥材鐵器等物品，直接去海外進行大規模遠距離貿易活動，不僅深受海外沿途各國人民的喜愛和歡迎，還帶動了海外各國“執圭捧帛而來朝，梯山航海而進貢”的朝貢貿易極盛景象。當時，輸入中國的最大宗海外貨物是胡椒。

15世紀以前，胡椒在中國尚屬珍品。唐代胡椒主要被用作藥物，僅在“胡盤肉食”時才用之調味。大歷十二年（777）宰相元載被賜死，“籍其家，鐘乳五百兩，……胡椒至800石，他物稱是”。從此，“胡椒八百石”成為奢侈富有的代名詞之一。蘇東坡《誦陶淵明》詩便有“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石”的句子。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很長一個時期。

自鄭和遠航，胡椒在中國由珍品變為常物。鄭和船隊是當時亞非地區胡椒的最大收購者。據估計，15至16世紀，中國在東南亞地區收購的胡椒年達5萬包，或250萬斤。這樣大量的胡椒輸入中國市場，當時不發達的交換關系勢必有所改變。

永樂五年（1407）鄭和首航歸國時，明王朝便開始以蘇木（亦稱“蘇方”或“蘇枋”，元明時代主要用作染料）折換北京各衛軍士冬衣布花，事關士兵達20多萬人。永樂十三年（1415）鄭和第四次歸來時，明廷對營建北京督工諸臣論功行賞，分別賞賜以寶鈔、胡椒、蘇木。永樂十八年（1420）鄭和第五次歸來時，又開始了以胡椒折償在京名衛軍士該賞布匹的辦法，但規模還不太大，絹一匹折蘇木一斤六兩胡椒四兩；布一匹折蘇木一斤，胡椒三兩。永樂十九年（1421）鄭和第六次航行時期，“令在京各衛軍士，該賞布三匹者，內一匹折蘇木一斤，一匹折新鈔三錠；該布兩匹者，內一匹折蘇木一斤；該布一匹者仍舊”。顯然，舶來品蘇木、胡椒已成為貨幣的代用品。

蘇木

永樂二十二年（1424）鄭和第六次歸來后，開始普遍出現以胡椒蘇木折換賞賜北京和南京各衛軍士冬衣布花的情況，規定“在京各衛軍士該賞布三匹、棉花一斤半者，與絹二匹，胡椒一斤；……該布一匹，棉花一斤半者，與絹一匹，胡椒半斤。其南京衛所軍士，止賞布匹。該三匹者內二匹折絹一匹。一匹折胡椒一斤，……該一匹者折胡椒一斤”。同時又“令在京文武官折奉鈔俱給胡椒蘇木，胡椒每斤準鈔一十六貫，蘇木每斤八貫”，甚至下令“在京各衙門吏其折色鈔亦照文武官吏例給胡椒蘇木。”等到了正統初年，寶鈔與銀的比價跌落到千余貫鈔折合銀一兩，明廷仍以胡椒和蘇木作為貨幣替代品，企圖以此挽救國家鈔法失敗所導致的危機。

對這種用壟斷椒木銷售來解決財政收支的辦法，明代政治家丘竣評價很高。他指出：“今朝廷每歲恒以藩夷所貢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嚴從簡也有類似看法：“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矣。”可問題是，如此杯水車薪做法，或許能緩一時之急，但能夠從根本上解決明代的鈔法危機嗎？

半途而廢財力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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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航海圖

鄭和征服海洋的航行在1433年之后戛然而止。探究這個問題深層的原因，恐怕比單純地夸耀“中國稱霸海洋”的懷舊要有意義和有價值得多。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推測：遠航的終止“或是因為耗資過甚”；而另一位美國學者彭慕蘭則認為，是由于生態危機和木材短缺。

彭慕蘭指出，要建造鄭和這樣龐大的船隊，除征役砍伐木材之外，還要把木材運到位于揚州的國家造船廠，當時最經濟的、最省人力的辦法就是依靠河流水運；而隨著航海規模的擴大，航海次數的增加，沿河的森林幾乎被砍伐一空。從遠離河道的深山中運出木材，成本會越來越高，最終使得建造大型遠洋寶船的代價難以承受，明朝大規模的航海活動，遭遇了生態和市場的瓶頸，是其最終不得不停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在于，鄭和遠航的邊際效益已經大為降低。鄭和下西洋使海外物品大量輸入。隨著這些物品由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轉化過程加速進行，輸入品的價格理所當然是在下降中，這意味著明朝統治者所得到的豐厚利潤，也要逐漸下降。

永樂朝末期，盡管經過大量的折償和賞賜，皇家庫存的胡椒蘇木仍然很多，如何處理成了大問題。永樂二十二年朱棣死，朱高熾登位時，出現一次規模空前的賞賜：文武官更賞賜鈔幣，低級官吏和城廂百姓賞賜椒木。賞賜的標準是：“旗軍校尉將軍力士等胡椒一斤蘇木二斤，監生生員吏典知印人才天文醫士胡椒一斤，蘇木二斤，城廂百姓僧道匠人樂工廚子等并各衙皂隸膳夫人等胡椒一斤，蘇木一斤”，甚至外地在京聽選及營造的校軍并各王府校尉人等各胡椒一斤，蘇木二斤，朝貢公差在京的生員吏典胡椒一斤。

既然從文武百官到城廂百姓，幾乎人人都領有一定數量的胡椒蘇木，試問胡椒蘇木還有什么市場的需要可言。皇室的壟斷是靠政治權力來維護的，但市場的供求卻不能由法令來加以控制，胡椒的市價實際僅值銀一錢，只是官方壟斷價格的1/10都不到。在這種情況下，要繼續維持壟斷價格實在勉為其難，這應當是明朝廷停止海外航行的另一原因。

但不久，遠洋航行重新被考慮用來作為挽救鈔法敗壞的措施。永樂以后鈔價不斷下跌，市場上出現商販拒用寶鈔的情況。宣德四年設立“鈔關”強迫商販用寶鈔納稅，是當時所采取的補救措施之一。接著便是恢復遠洋航行貿易——宣德六年至八年（1431—1433），鄭和第七次航行。由此，椒木的折償推銷基本上成為一種財政金融上的措施了。

鄭和最末一次航行歸來后一年（宣德九年十一月），戶部建議：“宣德八年京師文武官俸折鈔，請給與胡椒蘇木，胡椒每斤準鈔100貫，蘇木每斤準鈔50貫，南北二京各于南京庫支給。”該建議經奏準后執行，可見當時寶鈔價格已經大大跌落。但胡椒折償的價格仍強制規定為銀一兩左右，更不知北京官吏要千里迢迢到留都南京支取胡椒是如何安排的。

正統元年閏六月，司鑰庫左副龔政奏議：“比因減省買辦，支鈔數少，月進數多，缺庫收貯”，建議將官員折俸全數支鈔，顯然是為鈔法破產作掩飾。戶部在復議時直言不諱地指出，這樣下去，“則支出鈔多，鈔法愈滯”，仍決定采取折俸每歲一半支鈔，一半支取椒木的辦法。在全部俸給中被折償部分的比例，已較永樂二十二年為低，正一品是34%，正七品是20%，從九品是15%，但強迫折償的對象則由兩京文武擴大到萬全、大寧都司和北直隸衛所官軍，廣東、廣西地方官更的俸給隨后也一樣用胡椒蘇木來進行折償。這三個衛所的士兵和這兩省文武官吏的俸給，總計達糧米283464石，遠超過北京南京兩地文武官吏俸給合計糧米214140石的數目。

折俸之法使各級官吏和軍士叫苦不迭，“折俸之薄”使“卑官日用不贍矣”。于是眾多官吏對朝廷這種轉嫁產生不滿，以致對下西洋漸起敵視心理。英宗時張昭、憲宗時劉大夏都竭力阻止再下西洋，應該說是毫不奇怪的。以胡椒、蘇木的作用而言，朝貢貿易給明朝帶來的豐厚利潤不可能維持過久，硬性配給官吏人等必然招致不滿，市場價格一再跌落，壟斷價格無法繼續。在保守的統治者及其臣僚看來，朝貢貿易確有收縮的必要，以免徒有靡費。于是，明中葉的海外政策呈現明顯的收縮趨勢，大規模下西洋的帷幕從此落下。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