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x Guther

利維坦按：

文章中列舉的雖然有些是美國獨有的現象，但大部分卻都是后全球化時代人們的普遍生存狀態——按照作者的話說就是，技術的進步可能也是一種詛咒。這聽起來像是一種老生常談，抑或是直覺性的感受，但事實上，已經有相當多的數據擺在了我們的面前：當代人的自我封閉、社交減少、智能手機的普及，這些已經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心理和精神世界，甚至已經改變了我們與現實的關系。

酒吧關閉了

在我位于北卡羅來納州的家附近，開車不遠處有一家小型墨西哥餐廳，里面有幾張桌子和一個面向廚房的吧臺，吧臺上有四個座位。去年夏天的一個酷熱下午，我和妻子和女兒走進了這家餐廳。餐廳里空無一人，但仔細一看，我發現生意其實很好。吧臺上擺滿了外賣餐點：九個大大的棕色袋子。

我們用餐時，我看到有六七個人走進餐廳，但沒有一個人坐下來吃飯。他們每個人都走向柜臺，從吧臺上拿起一個袋子，然后離開。在廚房和顧客之間微妙的互動中，沒有人說過一句話。這片曾經用于熱鬧社交的吧臺空間，現在被重新安排成一個安靜的外賣取餐點。

直到疫情之前，這個吧臺一直很熱鬧，深受老顧客歡迎。“座位不多，但這里一度是個很熱鬧的地方，”餐廳經理雷·莫舍（Rae Mosher）告訴我，“說實話，我對此感到很難過。吧臺上全是外賣袋，這確實阻礙了顧客和員工之間的交流，但這些外賣餐點沒別的地方放了。”于是她掛起了一塊牌子：“吧臺座位關閉。”

這塊“吧臺關閉”的告示牌象征著餐飲業的現狀。在過去幾十年里，餐飲業逐漸從堂食轉向外賣，而這一趨勢在疫情期間愈發明顯，即便在健康危機緩解后也未曾逆轉。根據美國國家餐館協會的數據，2023年，餐館的74%的顧客流量來自“非堂食”客戶，也就是說，來自外賣和配送。而在疫情前，這一比例是61%。

堂食的減少，反過來也意味著更多人獨自用餐。在過去20年里，任何一個晚上，與朋友一起吃晚餐或喝酒的美國成年人比例下降了30%以上。“餐飲業正在經歷一種孤立化的趨勢，”華盛頓特區的一名餐廳經營者史蒂夫·薩利斯（Steve Salis）告訴我，“我認為，人們如今對這個世界感到不安。他們把家當作自己的避風港，要讓他們離開家并不容易。”即使美國人選擇去餐館吃飯，他們也更有可能是獨自就餐。根據在線預訂平臺OpenTable的數據，在過去兩年里，單人用餐的比例增長了29%。原因之一是人們需要更多的“獨處時光”。

餐飲業的演變軌跡類似于另一個美國行業：好萊塢。20世紀30年代，視頻娛樂僅存在于電影院，典型的美國人每月會看幾次電影。那時，看電影是一種必然的集體體驗，與朋友和陌生人一起享受。但技術將電影變成了一種家庭配送系統。如今，典型的美國成年人每年只會購買大約三張電影票，但每周會花大約19小時觀看電視節目，相當于每周看八部電影。在娛樂和用餐領域，現代化已經將一種團聚的儀式，轉變為一種以居家為中心甚至獨處的體驗。

美國休閑生活的私有化只是更宏大故事的一部分。根據可靠數據，美國人如今花在與他人相處的時間比任何有數據記錄的時期都要少，這些數據可以追溯到1965年。

從那一年到20世紀末，面對面的社交逐漸減少。而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進行的年度調查《美國時間使用調查》顯示[1]，從2003年到2023年，面對面社交時間又下降了20%以上。在未婚男性和25歲以下的人群中，這一下降幅度超過了35%。

在疫情期間，獨處時間可預測地激增。但這一趨勢早在大多數人聽說新冠病毒之前就已開始，并在疫情結束后持續。根據費城聯邦儲備銀行經濟學家恩金·阿塔萊（Enghin Atalay）的研究[2]，2023年美國人花在獨處上的時間甚至比2021年還要多。（在本文中，“獨處”是指一個人獨自待在房間里，即便是在打電話或使用電腦，也算獨處。）

美國當今生活中許多奇怪而令人沮喪的現象，正揭示著伴侶關系的瓦解。男性看電視的時間是他們與家外他人交往時間的七倍。典型的女性寵物主人花在與寵物互動上的時間，比花在與同類朋友面對面交往的時間還多。自2000年代初以來，美國人花在幫助或照顧核心家庭以外的人的時間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主動選擇的獨處可能是21世紀美國社會最重要的社會現象之一。也許不足為奇，許多觀察者將這一現象簡化為“孤獨”的話題。2023年，喬·拜登的外科醫生總監維韋克·穆爾蒂（Vivek Murthy）發布了一份81頁的警告，稱美國的“孤獨流行病”對健康的負面影響可與吸煙和肥胖相提并論[3]。越來越多的公共衛生官員認為，孤獨是發達國家的下一個重大公共衛生問題。英國現在有一位“孤獨事務大臣”，日本也有類似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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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獨處和孤獨并非同一回事。“感到一些孤獨實際上是一種非常健康的情感反應，”紐約大學社會學家埃里克·克林伯格（Eric Klinenberg）告訴我。“這種感覺就是一種提示，讓你離開沙發，與他人面對面互動。”

問題在于，美國大多數人似乎沒有對這種生物信號作出反應，去花更多時間與他人相處。他們的獨處水平在飆升，而許多孤獨的衡量指標實際上保持平穩甚至下降。2021年，對廣泛使用的UCLA孤獨量表[4]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孤獨流行病’這一術語似乎被夸大了。”盡管年輕人比過去更孤獨，但沒有太多證據表明如今的孤獨感整體上在上升。2023年蓋洛普的一項調查發現[5]，2021年至2023年間，表示“昨天大部分時間都感到孤獨”的美國人比例下降了約三分之一，而阿塔萊的計算顯示，同期的獨處時間略有增加。

一天接一天，小時接小時，我們正在主動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它的便利，它的即時娛樂。但這種便利可能是一種詛咒。我們的習慣正在創造阿塔萊所稱的“孤獨的世紀”。這是反社會的世紀。

過去幾個月，我與心理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和技術專家探討了美國這種反社會傾向。盡管這些對話的細節各不相同，但一個主題浮現出來：當個人對獨處的偏好在社會范圍內被放大，并在時間中不斷重復時，它正在重塑美國的社會和心理身份。其影響深遠——對我們的幸福、社區、政治甚至對現實的理解都產生了影響。

社交世紀的終結

20世紀上半葉是一個極度社交化的時期。從1900年到1960年，教會會員人數激增，工會參與率也顯著提高。二戰后，結婚率達到歷史新高，出生率迎來了著名的“嬰兒潮”。各種協會蓬勃發展，包括讀書俱樂部和志愿者組織。新政使美國的分支圖書館系統成為全球的典范；全國各地的社區和開發商建造了劇院、音樂場館、游樂場以及各種聚會場所。

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美國進入了一個退縮的時代，正如政治學家羅伯特·D·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在其2000年出版的著作《獨自保齡球》（Bowling Alone）中記錄的那樣。一些象征團結的制度，如婚姻，在緩慢地衰退；而另一些則迅速瓦解。 從1985年到1994年，積極參與社區組織的人數減少了近一半。 這種下降波及范圍極廣，幾乎影響了帕特南跟蹤的每一項社交活動和每一個人口群體。

20世紀70年代發生了什么？ 社會學家埃里克·克林伯格（Eric Klinenberg）指出，政治優先事項的轉變是原因之一： 政府大幅減少了公共空間的建設投入。 “曾經作為社區生活支柱的場所，比如圖書館、學校體育館和工會大廳，變得越來越不易進入，甚至完全關閉，”他告訴我。 帕特南則提到了新的道德價值觀，例如對無拘束個人主義的推崇。 但他發現，兩項廣泛普及的技術是最重要的因素：汽車和電視機。

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美國人用汽車拉開了彼此的距離，推動了郊區的擴展以及隨之而來的私人后院、游泳池和更私密的生活。一旦下了車，美國人便坐在電視機前。從1965年到1995年，普通成年人每周多出了六小時的休閑時間。他們本可以將這些時間（每年多達300小時！）用于社區服務、籃球、閱讀或編織，甚至全都做到。然而，他們幾乎將所有額外時間都投入到了更多的電視觀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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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改變了美國的人際關系和社區生活。1970年，只有6%的六年級學生在臥室里有電視機；而到1999年，這一比例已增至77%。20世紀90年代的時間日記顯示，夫妻每周花在一起看電視上的時間是交談時間的近四倍。那些將電視視為“主要娛樂形式”的人，參與帕特南統計的幾乎每項社交活動的可能性都較低：志愿服務、參加教會活動、出席晚宴、野餐、獻血，甚至寄送賀卡。就像一場《妙探尋兇》（Clue）式的謀殺案，美國社會關系的死亡有許多嫌疑人。但最終，我相信最可能的兇手顯而易見：是法恩斯沃斯先生（美國發明家。他最著名的成就，是發明了以陰極射管及光電管為訊號來源的電子電視，編者注），在客廳里，用顯像管。

手機綁架

如果說汽車和電視這兩項20世紀的標志性技術開啟了美國孤獨的崛起，那么21世紀最臭名昭著的一件硬件設備，則進一步加速并激化了這一反社會傾向。 無數書籍、文章和電視新聞片段警告美國人，智能手機可能對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尤其對青少年危害更大。 但考慮到這些設備已經深刻改變了我們的意識體驗，所有這些憂慮性的報道甚至顯得過于克制。

一個人一天清醒的時間大約為900分鐘。 據“數字父母計劃”（Digital Parenthood Initiative）統計[6]，美國兒童和青少年在工作日平均花費約270分鐘，周末則為380分鐘盯著屏幕。換句話說，屏幕占據了他們清醒時間的30%以上。

雖然這些屏幕時間中有一部分可以算作“社交活動”，比如分享視頻或給朋友發消息，但與面對面互動相比，這種社交形式顯得蒼白無力。相比于年輕人在手機上做什么，更令人擔憂的是，他們沒有做什么。年輕人拿駕照、約會、擁有多個親密朋友，甚至與朋友見面玩的可能性比幾年前低得多。 從1990年代初到現在，聲稱放學后幾乎每天都與朋友見面的青少年比例下降了近50%，而且下降最為顯著的時期是2010年代。

社交活動的減少不能被輕描淡寫地視為一種無害的世代變化，比如喜歡喇叭褲而非緊身牛仔褲。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其著作《焦慮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中寫道，人類的童年（包括青春期）是動物王國中獨一無二的敏感期[7]。盡管人類大腦在5歲時就達到其全尺寸的90%，但神經回路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成熟。這漫長的童年可能是進化為社會學習預留的一段延長“學徒期”。最好的“學徒期”游戲是身體性的、在戶外的、與其他孩子一起的，并且不受監督，讓孩子能夠在測試能力極限的同時學會如何管理沖突和忍受痛苦。

但如今，年輕人的注意力被導向了將他們與身體分離的設備，從而剝奪了他們所需的物理世界教育。

青少年焦慮和抑郁達到近乎歷史新高： 2023年對高中生進行的最新政府調查發現，超過一半的青少年女孩表示她們感到“持續的悲傷或絕望”[8]。 這些數據令人警醒，但不應令人驚訝。 缺乏游戲的年輕小鼠和猴子會表現出社交和情感上的損傷。 如果我們這些被稱為“社會性動物”的人類表現得有所不同，那倒是奇怪的事情了。

社交貧乏的童年幾乎必然會導致社交滯后的成年。TikTok上有一種流行趨勢，當朋友取消計劃時，20多歲的年輕人會以創造性的方式慶祝，而取消計劃通常是因為他們太累或太焦慮而不想出門。這些視頻可能很搞笑甚至相當搞笑。當然，我們可以共情：在被安排得滿滿當當的一周里，找回一點自由時間的感覺令人寬慰。但大量此類視頻讓人感到有些不安。如果有人應該感到孤獨并渴望物理世界的接觸，那應該是20多歲的人——他們剛從多年的疫情居家“幽閉癥”中恢復過來。但很多時候，美國最孤立的一代似乎并不想離開家門。他們打開相機，向全世界展示“不出去玩”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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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年輕人覺得現實世界中的團聚所帶來的情感成本太高，甚至傾向于與親密的朋友保持距離，這表明，手機不僅僅在重塑青春期，還在顛覆友誼的心理基礎。

在20世紀60年代，位于馬里蘭州貝塞斯達海軍醫學研究所的心理學家歐文·奧特曼（Irwin Altman）與人共同開發了一種描述友誼發展的公式，該公式以逐漸加深的親密關系為特點。在友誼的早期階段，人們通過分享瑣碎細節進行閑聊。隨著信任的建立，他們的談話會深入到更多私密的信息，直到自我披露變得習慣且輕松。后來，奧特曼補充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朋友之間需要界限，正如他們需要親密一樣。獨處以恢復精力對于維持健康的關系至關重要。

手機的普及使獨處變得比以往更加擁擠，而群體變得更加孤獨。“過去，獨處和置身于人群之間有清晰的界線，”《超級綻放：連接技術如何讓我們分裂》（Superbloom: How Technologies of Connection Tear Us Apart）一書的作者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告訴我。“界限對我們有益。你可以在與朋友相處時專注，當獨處時反思。”而現在，我們的社交時間總是被“別處可能發生更有趣的事情”的可能性所困擾；而我們的獨處時間則被大量朋友、同事、敵友、陌生人的動態、帖子和短信所污染。

如果卡爾的觀點是正確的，那么現代技術為外部世界提供的始終開放的窗口讓人們更難恢復精力，導致許多人長期處于精力枯竭的狀態，就像一個永遠處于紅區的電池。

在一個健康的世界中，那些花大量時間獨處的人會感受到那種古老的生物學信號：我很孤獨，很難過，我應該做點計劃。但我們生活在一個扭曲的世界里，輕松的家庭娛樂、過度的線上分享，以及受阻的社交技能引發了一種奇怪而普遍的反應：我很孤獨、焦慮且疲憊，幸好我的計劃取消了。

被困家中

去年，普林斯頓大學的社會學家帕特里克·沙基（Patrick Sharkey）正在撰寫一本關于“地點如何塑造美國人的生活和經濟命運”的書。他意識到，遠程工作的興起可能加速了一種長期趨勢：人們待在家中的時間發生了變化。他進行了數據分析，發現了一個“驚人的變化”，比他預想的還要極端。2022年——尤其是在疫情緩解之后——成年人平均每天比2003年在家多待了99分鐘。

2024年，沙基基于他的發現撰寫了一篇名為《宅家》（Homebound）的論文[9]，其中計算出與2003年相比，美國人在家中開會、購物、娛樂、用餐，甚至進行宗教活動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幾乎整個經濟體系都在重新調整，以便讓美國人能夠待在自家的四面墻內。這種現象不能簡單歸結為遠程工作，而是一種更加全面的生活模式——可以稱之為“遠程生活”。

? The Independent

過去幾十年中，典型的美國家庭住宅變得更大、更舒適、更有娛樂性。從1973年到2023年，新建獨棟住宅的平均面積增加了50%，安裝空調的新建獨棟住宅比例翻了一番，達到了98%。流媒體服務、電子游戲機和平板電視讓客廳變得比20世紀的劇院或游戲廳更吸引人。然而，便利也可能成為一種詛咒。根據沙基的計算，居家活動與“自我報告的幸福感顯著降低”有關。

居家生活不一定是孤獨的生活。20世紀70年代，典型的家庭每月至少一次招待客人。然而，從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舉辦聚會、玩游戲、共進晚餐等活動的頻率下降了45%，這是羅伯特·普特南收集的數據所顯示的。在《獨自保齡球》出版后的20年間，美國人花在組織或參加社交活動上的平均時間又下降了32%。

隨著家庭生活變得不再那么社交化，住宅建筑的設計也變得更加“反社交”。克利夫頓·哈內斯（Clifton Harness）是TestFit公司的聯合創始人，該公司開發用于設計新住宅開發項目布局的軟件。他告訴我，當代公寓設計的核心原則是，每個房間都要滿足最大限度的屏幕使用需求。“在與開發商和建筑師的設計會議中，你必須向所有人保證，每個房間都能安裝壁掛式平板電視的空間，”他說，“過去的要求是‘確保我們的房間光線充足’，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讓最多的人感到最舒適？’答案就是迎合他們的屏幕依賴。”

房地產開發商鮑比·菲揚（Bobby Fijan）去年表示，“大多數情況下，公寓是為‘Netflix和閑居’而設計的。”通過研究平面圖，他注意到，臥室、更衣室和其他私人空間越來越大。“我認為我們正在為孤獨而建房，”菲揚告訴我。

“世俗僧侶”

2020年，哲學家兼作家安德魯·塔格特（Andrew Taggart）在宗教雜志《首要之事》（First Things）上發表了一篇文章[10]，觀察到一種新的男性氣質正在形成：強壯、熱衷于個人優化，并且以獨身為榮。男性和女性都在推遲家庭的建立；男性初婚的中位年齡首次超過了30歲。塔格特寫道，他認識的男性似乎都樂于放棄婚姻和為人父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將30多歲和40多歲的生活專注于鍛煉身體、積累財富和通過冥想提升心智。

塔格特將這些男性稱為“世俗僧侶”，因為他們結合了老派的節儉與現代的自我中心主義。他寫道：“修行者們將自己置于更加嚴格、更加監控的禁欲式自我控制之下，包括冷水浴、間歇性禁食、數據驅動的健康優化和冥想訓練營。”

當我去年讀到塔格特的文章時，頓時感到特別熟悉。在前幾個月，我被一種特定類型的社交媒體內容吸引住了：病毒式傳播的“晨間例行公事”視頻。如果主角是男性，通常帥氣又富有。我們會看到他起床，看到他冥想、寫日記，看到他鍛煉、服用保健品，進行冷水浸泡。

然而，這些視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們通常缺少的元素：其他人。在這些展示美好生活的視頻中，主人公通常一個人醒來，并保持獨處。我們幾乎看不到他的朋友、配偶或孩子。這些視頻是現代奢華隱士生活的廣告，在這種形式中，其他人的存在充其量是一種不受歡迎的干擾，在最壞的情況下，是一種最好避免的不健康放縱——類似于色情片或垃圾食品。

僅憑幾個TikTok視頻對現代男性氣質得出重大結論是輕率的。然而，獨處的男人不僅僅是社交媒體上的現象。根據美國時間使用調查，男性比女性花更多時間獨處，而年輕男性是獨處時間增加最快的群體。

? Motion Physical Therapy

這些獨處的時間從哪里來？馬里蘭大學社會學家莉安娜·C·塞耶（Liana C. Sayer）分享了她對21世紀男女休閑時間變化的分析。塞耶將休閑時間分為兩大類：“參與式休閑”（engaged leisure），包括社交、參加音樂會和運動；以及“靜態休閑”（sedentary leisure），包括看電視和玩電子游戲。與更可能與他人一起進行的參與式休閑相比，靜態休閑通常會單獨進行。

塞耶發現的最顯著趨勢是：沒有孩子的單身男性（擁有最多閑暇時間的群體）大多傾向于獨自度過這些時間。自2003年以來，他們花在獨自靜態休閑上的時間比塞耶追蹤的任何其他群體都增加得更多。這無疑是令人遺憾的，因為正如塞耶寫道的那樣，“那些將較多休閑時間用于與他人相處的成年人，其幸福感更高。”相比之下，靜態休閑則“與負面的身體和心理健康相關”。

“被需要感”的匱乏

美國男孩與男子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Boys and Men）主席理查德·V·里夫斯（Richard V. Reeves）表示，對于男性和女性來說，當我們追求孤立的舒適生活時，會失去一些難以定義的東西。他稱之為“被需要感”（neededness）——即我們讓自己對家庭和社區變得不可或缺的方式。

“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需要覺得自己是拼圖中的一塊，會在某個地方找到自己的位置。”里夫斯說。這種被需要感可以有多種形式：社交、經濟或社區層面。我們的孩子和伴侶可能依賴我們提供照顧或收入；同事可能依賴我們完成項目，或者一起抱怨令人煩惱的老板；宗教團體和周末撲克派對可能指望我們占據一個座位或帶上蘸料。

但建立與社區的這些橋梁需要精力，而今天的年輕男性似乎沒有以過去的方式構建這些關系。取而代之的是絕望悄然滲入。失業或就業不足的男性尤其脆弱。里夫斯說：“缺乏被需要感，實際上在某些情況下是致命的。如果你看看那些自殺的男性在行動前描述自己的用詞，他們覺得自己毫無價值、一無是處。”自2001年以來，數十萬男性死于藥物過量，主要是阿片類藥物和芬太尼等合成藥物。里夫斯強調，這些藥物不是派對藥物，恰恰相反，它們的特性是孤獨。

孤獨對政治的影響

所有這些獨處的時間，無論是在家還是在手機上，不僅影響了我們作為個體，也在削弱社會，使其變得更冷漠、偏激、更不理性。

布朗大學研究員兼作者馬克·J·鄧克爾曼（Marc J. Dunkelman）認為，要看到孤獨如何扭曲整個社會，我們首先需要承認一個有些反直覺的事實：今天，許多關系實際上變得更緊密了。父母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比幾十年前更多，許多夫妻和家庭保持著不間斷的溝通流。

“今天中午時，我聯系鄧克爾曼時，他告訴我：‘從早上告別到現在，我和妻子已經發了10條短信。’”而當他的10歲女兒在CVS買了一塊Butterfinger，他也會收到一條手機通知。同時，消息應用、TikTok視頻流和Reddit子版塊讓我們與擁有共同興趣的全球人群保持連接。“當我看辛辛那提猛虎隊的橄欖球比賽時，我會和體育記者組成一個群組，他們會實時回答我的問題，”鄧克爾曼說，“我還可以在X上關注橄欖球分析師的實時評論，就像站在他們肩膀后面看比賽一樣。我住在羅德島，而這些聯系在30年前根本不可能存在。”

以家庭為基礎、以手機為中心的文化加深了我們與家人和親密朋友（通過血緣和親密關系連接的內圈）以及與興趣相投的群體（通過共同愛好連接的外圈）的聯系。然而，它正在破壞中間圈層，即與住在我們周圍的人之間“熟悉但不親密”的關系，鄧克爾曼稱之為“村莊”。“他們是你的鄰居，是與你同住一城的人，”他說。我們曾經很了解他們，而現在我們不了解了。

? National PTA

鄧克爾曼表示，中間圈層是社會凝聚力的關鍵。家庭教會我們愛，部落教會我們忠誠，而村莊教會我們寬容。想象一下，在一次家長教師協會（PTA）會議上，一位本地家長在平權行動問題上與你意見相左。在網上，你可能會將他視為政治對手，對他嗤之以鼻。但在充滿鄰居的學校體育館里，你或許會選擇沉默不語。隨著時間推移，你發現你們的女兒在同一個舞蹈班。接送時，你們會交流照顧年邁親人的故事。盡管你們的分歧并未消失，但這些分歧被融入了一種和平共處之中。當你們共同加入一個為學校起草多樣性聲明的委員會時，你會發現可以容納彼此的對立觀點。

“在現實世界中遇到有思想的異見人士，會讓人變得更有政治上的溫和性，”鄧克爾曼說，“中間圈層消亡的一個重要后果是，如果你對另一方的敘述毫無理解，你只會希望自己的陣營與他們斗爭，毫不妥協。”

村莊是我們實踐建設性分歧與妥協的最佳場所——換句話說，就是民主的最佳場所。因此，中間圈層的衰退與一種畸形的政治風格的出現并行不悖。在這種政治風格中，每次選舉都像是一場生死攸關的任務，目的是打倒內部的敵人。過去50年來，美國國家選舉研究調查要求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用“情感溫度計”對對方評分，范圍從0（非常冷淡/不喜歡）到100（非常溫暖/喜歡）。2000年，僅有8%的黨員對對方政黨給出0分；而到2020年，這一比例飆升至40%。

在Generation Lab和Axios于2021年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中，近三分之一的共和黨大學生表示，他們不會與一位民主黨人約會，而超過三分之二的民主黨大學生表示，他們也不會選擇共和黨人。唐納德·特朗普在2024年總統選舉中的勝利有很多原因，包括通貨膨脹和對喬·拜登領導的不滿。但特朗普的成功來源之一可能在于他是那種“全部依靠部落、無視村莊”的表演式對抗風格的化身。他煽動對外群體的敵意，迎合對政治分歧極度不容忍的選民。例如，在競選活動中，特朗普稱民主黨人是“民主的敵人”，新聞媒體是“人民的敵人”，并承諾要“鏟除生活在我們國家的那些像害蟲一樣的激進左翼暴徒，他們撒謊、舞弊并操縱選舉”。

社會脫節也有助于解釋進步主義者為何始終無法理解特朗普的吸引力。去年秋天，一塊民主黨人草坪標語寫著“哈里斯·沃爾茲：顯而易見。”這一觀點被大多數選民拒絕，表明未能以現實的方式與世界互動。特朗普勝選后，鄧克爾曼給我發了一封郵件，感嘆民主黨人的無知。“為什么我們這些生活在精英圈子里的人沒有看到，特朗普甚至在我們字面意義上的鄰居中也在獲得人氣？”他寫道。太多進步主義者在家中隱秘地沉浸在左翼媒體中，全然不知街區里的一些家庭正在向右漂移。即使是在紐約布魯克林區，也有三成選民選擇了特朗普。如果進步派仍然認為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是一個異類運動，部分原因是他們已經將自己變成了自己國家的陌生人。

獨自一人在互聯網上實踐政治不僅使我們更可能妖魔化和疏遠對手，還可能在我們之中助長深層的虛無主義。2018年，一組由丹麥政治學家邁克爾·邦·彼得森（Michael Bang Petersen）領導的研究人員讓美國人評估關于民主黨和共和黨政治人物（包括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頓）的虛假謠言。“我們原本期待明顯的兩極分化模式，”彼得森告訴我，人們在左翼分享關于右翼的陰謀論，反之亦然。然而，一些參與者似乎被任何只要是旨在破壞現有秩序的陰謀論所吸引。這個群體的成員通常懷有種族或經濟上的不滿情緒。更重要的是，彼得森指出，他們往往感到被社會所孤立。這些被激怒的孤獨者認同許多陰暗的言論，比如“我需要混亂”和“當我想到我們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時，我忍不住想‘讓它們全都燒毀吧’。”彼得森及其同事創造了一個術語來描述這個群體的動機：“對混亂的需求”。

盡管混亂傾向者在一項普遍的孤獨感測量中得分很高，但他們似乎并沒有尋求顯而易見的補救措施。“他們尋求的并不是友誼，而是認可和地位，”彼得森說。對于許多被社會孤立的男性來說，他們的現實主要是空房間中的發光屏幕，破壞性的投票是最后的政治手段——一種在集體進步或任何形式的集體支持都感覺不可能的世界中留下印記的方式。

內向的錯覺

讓我們暫時公平地看待孤獨。作為一個年幼孩子的父親，我深知獨自安靜的一晚可以是一種慰藉。我曾獨自在酒吧度過晚上，看著棒球比賽，那種感覺就像在天堂一樣令人欣喜若狂。人們以復雜的方式應對壓力、悲傷和日常失望，有時獨處是恢復內心平衡的最佳方式。

但劑量很重要。一晚遠離哭鬧的嬰兒是一回事，十年或更長時間的慢性社會脫節則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年復一年花更多時間獨處的人明顯變得更不快樂。2023年，費城聯邦儲備銀行的恩基·阿塔萊（Enghin Atalay）發表了一篇關于21世紀孤獨上升的論文，按某種衡量方式，他計算出，與金錢相比，社交對幸福的意義更大：獨處時間增加五個百分點，與家庭收入減少10%帶來的生活滿意度下降相當[11]。

? Verywell Health

盡管如此，許多人仍然選擇將閑暇時間花在獨處、待在家中、遠離他人。或許，有人會認為，他們正在做出正確的選擇；畢竟，他們最了解自己。但現代心理學一致發現，人們經常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或者什么會讓他們感到幸福。俗話說，“預測很難，尤其是關于未來的預測”，這句話特別適用于預測我們自己的生活。一次次地，我們期望能帶來內心平靜的東西——更大的房子、一輛豪車、一份收入翻倍但休閑時間減半的工作——只會帶來更多的焦慮。而在這堆我們錯誤以為自己想要的東西中，最頂端的就是孤獨。

幾年前，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心理學家尼克·埃普利（Nick Epley）讓通勤火車上的乘客做出一個預測：如果要求他們在車程中與陌生人交談，他們會有什么感覺？大多數參與者預測，安靜的獨處會讓通勤更愉快，而不是與不認識的人長時間聊天。隨后，埃普利的團隊進行了一項實驗[12]，一些人被要求獨自待著，另一些人被指示與陌生人交談（參與者被告知“聊天時間越長越好”）。事后，參與者填寫了一份問卷。

結果如何？盡管普遍認為沉默的通勤是最好的，那些被指示與陌生人交談的人實際上報告說比保持沉默的人感覺明顯更積極。“人類生活的一個核心悖論是，我們是高度社會化的，周圍有人時會從各方面變得更好，”埃普利說，“但一次次地，我們有機會去建立聯系，卻不去把握住，甚至主動拒絕，而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

研究人員一再驗證了埃普利的發現。2020年，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心理學家賽斯·馬戈利斯（Seth Margolis）和索尼婭·魯博米爾斯基（Sonja Lyubomirsky）讓人們在一周內表現得像外向者，在另一周表現得像內向者。參與者收到幾次提醒，根據一周的主題表現得“自信”、“自發”或“安靜”、“內斂”。參與者表示，在外向周結束時，他們感到更多積極情緒，而在內向周結束時，他們感到更多消極情緒[13]。我們的現代經濟通過家庭配送的便利性操縱人們的行為，仿佛他們是社交恐懼癥患者。但事實證明，我們也可以被操縱向相反的方向發展。而這可能會讓我們更快樂。

我們對孤獨的“錯誤”偏好可能源于一種錯誤的焦慮：擔心別人并不那么想和我們交談，或者認為我們的陪伴會讓他們感到厭煩。“但實際上，”埃普利告訴我，“社交互動并不像想象中那么不確定，因為存在互惠原則。如果你向某人打招呼，他們通常會回你一個問候。如果你贊美某人，他們通常會說謝謝你。” 看起來，許多人并沒有足夠社交來讓自己過得更好。 他們太過頻繁地在孤獨中尋找安慰，而實際上他們會在與他人的連接中找到快樂。

盡管消費經濟似乎被優化為適應內向行為，如果我們能抵抗這種便利詛咒的暗流——更多地與陌生人交談，加入更多的群體，走出家門參加更多的活動——我們將會擁有更快樂的歲月和人生。

人工智能世紀

反社會的世紀已經夠糟糕了： 更多的焦慮和抑郁； 更多的“對混亂的需求”體現在我們的政治中。 但遺憾的是，我們的集體疏離可能還會惡化。 或者，更確切地說，變得更奇怪。

去年五月，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的三位員工在臺上展示了ChatGPT的實時對話語音功能。 一位名叫馬克·陳（Mark Chen）的研究科學家拿起手機，微笑著對它講話。

“嗨，ChatGPT，我是馬克。 你好嗎？ ”馬克說。

“你好，馬克！ ”一個歡快的女性聲音回答。

“嗨，我現在在臺上，”馬克說， “我正在做一個現場演示，坦白說，我有點緊張。 你能幫我放松一下嗎？ ”

“哦，你現在正在做現場演示？ ”這個聲音回應道，表現出一種令人驚訝的擬真驚嘆。 “太棒了！ 深呼吸，記住： 你是這方面的專家。 ”

馬克請求對自己的呼吸給予反饋，然后大聲喘息，像剛完成馬拉松一樣。 “哇，慢點！ ”這個聲音回應， “馬克，你不是吸塵器！ ”臺下觀眾笑了起來。 馬克再次嘗試用更慢、更有節奏的方式呼吸。

“就是這樣，”人工智能回答道， “你感覺怎么樣？ ”

“我感覺好多了，”馬克說。 “非常感謝你。 ”

人工智能的自然對話能力可能看起來像是一個漸進的更新，類似于iPhone新款相機鏡頭的微調。 但據尼克·埃普利稱，流暢的語音代表了技術在侵入人類關系方面的一個根本性飛躍。

“當人工智能可以與你交談時，它會感覺非常真實，”他說，因為人們對口語的處理比對文字更親密、更情緒化。 在2020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14]，埃普利和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心理學家阿米特·庫馬爾（Amit Kumar）隨機安排參與者通過電話或電子郵件聯系一位老朋友。 大多數人表示他們更喜歡發一條書面消息。 但那些被指示通過電話交談的人表示，他們與朋友的“聯系更緊密”，并更強烈地感受到他們“真正建立了聯系”——相比那些使用電子郵件的人。

語言中充滿了“副語言線索”，比如重音和語調，這些能在聽者的腦海中建立同情和信任。在另一項研究中[15]，埃普利和行為科學家朱莉安娜·施羅德（Juliana Schroeder）發現，當雇主和潛在招聘人員聽到候選人解釋“為什么我適合這份工作”的陳述時，比單獨閱讀文字更傾向于認為候選人“更有能力、更有思想和更聰明”。

電影《她》（Her，2013）劇照。? 豆瓣電影

即使在人工智能尚未完全掌握流利的語音之前，數百萬人已經在與機器形成親密關系。據撰寫關于人工智能伴侶興起書籍的記者杰森·法戈恩（Jason Fagone）稱，Character.ai是最受歡迎的人工智能伴侶平臺，每月有數千萬用戶，他們平均每天花93分鐘與他們的人工智能朋友聊天。“他們真的以為自己在與人類交談，”法戈恩告訴我，“人們是自由選擇進入與人工伙伴的關系，并且他們依然深深地依戀，因為這些系統的情感能力。”

他書中的一個主人公是位年輕人，在未婚妻去世后，他設計了一個與已故伴侶相似的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 另一個是位雙性戀母親，她通過與一位自認為是女性的人工智能的關系來補充她與男性的婚姻。

如果你覺得與無實體存在進行情感交流的概念令人毛骨悚然，請考慮那些主要以屏幕上的文字形式存在于你生活中的朋友和家人。 法戈恩說，數字通信已經通過將我們許多現實世界的關系轉變為一系列短信提示和藍色氣泡，為人工智能伴侶做好了準備。 “我認為人工智能伴侶應用能夠如此迅速地吸引人們的部分原因是，我們的大多數關系已經完全通過手機發生了。 ”

埃普利認為人工智能伴侶的指數級增長是一個真實的可能性。 “你可以設置它們永遠不會批評你、欺騙你，永遠不會因為糟糕的一天而侮辱你，并且永遠對你感興趣。 ”與最有耐心的配偶不同，它們可以告訴我們，我們永遠是對的。與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不同，它們可以立即響應我們的需求，而不必像人類一樣分心。

“當然，令人恐懼的部分是，學習如何與現實生活中的人類互動——那些可能會與你意見相左、讓你失望的人——才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關鍵，”埃普利說。我認為他說得對。但埃普利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我出生于80年代。出生在2010年代或2020年代的人可能并不同意我們關于“真實人類”朋友不可替代性的觀點。

這些世代可能會發現，他們最想要的不是一群可能挑戰他們的人，而是一系列感覺——同情、幽默、認可——這些感覺可以更可靠地從硅基生命中獲得，而不是從碳基生命中獲得。長期以來，在技術人員打造出能夠完成無數愛因斯坦工作的超級智能機器之前，他們可能會打造出能夠完成無數朋友工作的情感上高度復雜的機器。

未來的15分鐘

反社會的世紀不僅是因為手機的技術進步，還源于混凝土與鋼筋構建的世界所發生的變化。政府對埃里克·克林恩伯格（Eric Klinenberg）稱為“社會基礎設施”的公共空間投資減少，可能始于20世紀后期，但這一趨勢在21世紀仍在延續。這對幾乎所有人都產生了影響，尤其是對社會中不太富裕的美國人。

“我無法告訴你我去過多少大城市的貧困社區，社區領導人對我說，貧困青少年的真正危機在于，他們現在沒有什么事情可做，也沒有地方可去，”克林恩伯格對我說，“我希望政府能夠像電子游戲公司用創造力和慷慨心態打造吸引青少年宅在家里的玩具那樣，為青少年建設社會基礎設施。我想到的是運動場、公共游泳池以及設有社交區域、讓年輕人可以聚在一起的圖書館。”

改善的公共社會基礎設施并不能解決反社會世紀的所有問題。但退化的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在某種程度上是我們對電子游戲、手機以及更大、更舒適私人空間投資的另一面。正如我們需要時間來了解工業革命帶來的無形排放，如今我們才逐漸認識到“手機世界”和“宅家世界”所帶來的負面外部效應。媒體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談到技術時曾說，每一次增強也是一次切割。我們選擇了一個數字增強的世界，卻未意識到被切割的東西的重要性。

但我們可以做出不同的選擇。在2015年的小說《七夏娃》（Seveneves）中，尼爾·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創造了“技術選擇主義”（Amistics）這個詞，用來描述選擇性接受技術的做法。這一術語來源于阿米什人（Amish），他們通常拒絕許多現代創新，包括汽車和電視。盡管有時人們認為阿米什人完全反現代化，但許多阿米什社區使用冰箱、洗衣機，有些甚至用太陽能發電。他們并非排斥所有技術，而是只采用那些支持其宗教和社區價值觀的技術。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陳泰強（Tay Keong Tan，音譯）研究了一個阿米什社區，在1998年的論文中他引用了一名社區成員的話：“我們不想接受電視或廣播，因為這些東西會破壞我們走訪串門的習慣。我們會留在家里看電視或聽廣播，而不是與其他人見面。”

如果說阿米什人對技術的做法在應用上顯得激進，那他們的觀點卻揭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雖然技術本身沒有價值觀，但它的使用可以創造價值，即使沒有協調一致的努力。在過去幾十年里，我們選擇了那些減少摩擦或增加多巴胺的技術，追求讓生活在當下變得簡單和愉快的事物。但多巴胺只是化學物質，卻不是美德。簡單的事物并不總是對我們最好的。我們應該問自己：根據長期健康而不是即時滿足來選擇技術，意味著什么？如果技術正在傷害我們的社區，我們該如何治愈它？

一個看似簡單的建議是：青少年應該選擇少用手機，而家長應該邀請更多朋友來家中共進晚餐。但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是集體行動的問題。如果一個青少年的同學已經習慣一起出去玩，那么他也更可能離開家。如果一名家長的鄰居已經習慣每周舉辦聚會，那么他也更可能參與。這種深深刻入社區習慣的行為有一個詞：儀式。也許，社交減少的下降與宗教衰退的同步并非巧合，因為還沒有什么比信仰更擅長將儀式嵌入我們的日歷中。

“我有一個在社會科學家中并不常見的觀點，那就是道德革命是真實存在的，并且能夠改變我們的文化，”羅伯特·普特南對我說。20世紀初，一群自由派基督徒（包括牧師沃爾特·勞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呼吁其他基督徒將信仰從狹隘的個人救贖擴展到對社會正義的關注。他們的運動被稱為“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并在推動重要政治改革（如廢除童工）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它還倡導了一種更具社區意識的美國生活方式，體現在工會、社區中心和餐廳中舉辦的各類完全世俗的集會中。這一切源于一種特殊的文字、思考和組織的結合。沒有人能確切說明如何改變一個國家的道德情感氛圍，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氛圍確實會改變。我們最微小的行動會創造規范，規范創造價值觀，而價值觀驅動行為。我們的行為則會帶來一連串的效應。

反社會世紀是這一連鎖反應的結果，是選擇孤獨、由數字世界進步和物理世界退步所加速的結果。但如果一連串的反應將我們帶入了反社會世紀，另一連串的反應則可以帶來一個社會化的世紀。新的規范是可能的，它們一直在被創造。獨立書店正在蓬勃發展——美國書商協會報告自2009年以來增長了50%以上。在紐約和華盛頓等城市，這些書店常常舉辦座無虛席的作者讀書會活動。

更多的地區和州正在學校禁用智能手機，這是一項全國范圍的實驗，樂觀地看，這可能會改善孩子們的專注力和他們的現實世界關系。在過去幾年里，桌游咖啡館在全國各地興起，其業務預計到2030年幾乎翻倍。這些咖啡館逆轉了一個長達80年的趨勢：將一種原本社交的娛樂形式變成了公共活動，而不是私人活動。盡管這種社會革命看起來范圍廣泛，但它是由從基層發起的機構和決策構建的：從一間不起眼的咖啡館，到學校新安裝的手機儲物柜。

當尼古拉斯·埃普利和他的實驗室讓芝加哥人克服孤獨傾向，與火車上的陌生人交談時，這項實驗可能并未改變任何人的生活。它所做的只是讓某個15分鐘的時間塊稍微變得更愉快了一點。但生活只不過是一個接一個的15分鐘時間。我們如何度過這些分鐘，也決定了我們如何度過幾十年。“我所做的研究沒有哪一項比這更改變我的生活，”埃普利告訴我，“并不是說我從未感到孤獨。只是因為我學會了利用生命中的空白時間來結識朋友，所以我的生活每一刻的體驗都更好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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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ociologicalscience.com/articles-v11-2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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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faculty.haas.berkeley.edu/jschroeder/Publications/Epley&Schroeder2014.pdf

[13]sonjalyubomirsky.com/wp-content/uploads/2024/03/Margolis-Lyubomirsky-2020.pdf

[14]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4232654_It's_surprisingly_nice_to_hear_you_Misunderstanding_the_impact_of_communication_media_can_lead_to_suboptimal_choices_of_how_to_connect_with_others

[15]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956797615572906

文/Derek Thompson

譯/tamiya2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5/02/american-loneliness-personality-politics/681091/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tamiya2在利維坦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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