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白》火了，雖然后半段的故事遠沒有前半段的故事緊張與精彩。

伴隨著熱度的不斷高漲，隨之而來的各種熱搜與關注度，也將與《漂白》相關的各類人士推上了風口浪尖。

作為一名觀眾，一名對《著作權法》不甚了解的普通人，一名從未拜讀過“深度調查報道《漂白》”的吃瓜群眾，又會對這場“抄襲風波”作何感想呢？

首先，作為一名算得上是在“自媒體行業”沉浮數載的小寫手，筆者對泛濫于各大自媒體平臺搬運與抄襲，同樣抱有著厭惡且無可奈何的態度。

沒有人會發消息告訴我“誰抄襲或搬運了我的作品”，也沒有人或平臺會站出來力挺我對抄襲或搬運者大加撻伐，更多的時候，我只能做一個如孔乙己般的小人物自愛自憐。

在這場關于《漂白》是否涉及“白漂”的風波中，只要最終沒有鬧上法庭，只要沒有得到法庭終審之后的確定判決。

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就沒有所謂的“白嫖”與否，也沒有所謂的誰對誰錯，即便雙方最終達成了和解或私下賠償協議，也不過是一場有點“炒作”嫌疑的互相成就罷了。

雖然大多數人一生之中都不會與“抄襲”或“被抄襲”扯上關系，但在公眾眼中，當標題中出現“抄襲”二字時，當作者在“抄襲”一事上做出站隊的表態與論述時。

那么必將吸引大量的關注，不斷的互相詆毀與謾罵，甚至還有可能因此將真正涉及此事的雙方當事人推向另外一個層面。

也許正如《漂白》中宋紅玉在鄧立鋼、石畢力挺之下免于死刑一樣，面對這樣一種“不公”的判決結果，作為曾經的受害者與當事人，甄珍向彭兆林提出了拋開法律的靈魂質問。

可作為一名執法者，作為一名時刻要求自己理性大于感性的刑警隊長，彭兆林能回答甄珍的，只能是“法律重的是證據”。

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無奈”與現實，無論“深度調查報道《漂白》”與“小說《漂白》”作者握到多么具有說服力的所謂證據，都不足以讓他們其中任何一位成為最終的贏家。

一個手握長達1.5萬字的深度報道全文卻寂寂無名，一個因寫出10.09萬字小說而變得家喻戶曉，作為旁觀者、作為吃瓜群眾任誰都會浮想聯翩吧。

再次重申，我并不是一個具有一定法律素養或學識的法律工作者，也不具備比大多數人更多的法律常識與知識。

從我簡單的查閱資料來看，在我國最新出版的《著作權法》中，有這樣一條關于新聞報道是否在《著作權法》保護范圍內的描述。

在《著作權法》第四節：權利的限制中有如下描述：為報道新聞,在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中不可避免地再現或者引用已經發表的作品。

同時在這段文字之前還有這樣一段前置條件：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稱、作品名稱,并且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

作為一個門外漢，我無法用專業的法律知識來解讀這段文字，同時我也無法確認從法律層面來說所謂的“深度報道”算不算是“報道新聞”。

不過我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的一本關于調查性報道手冊中看到了這樣一種解釋或定義：調查性報道旨在曝光不為人知的重大社會問題；這些社會問題或者是被位高權重的人物刻意隱藏，或者是淹沒在錯綜復雜的背景和事實之中，顯得模糊不清；因此，做調查性報道既要挖掘隱秘的信息，也要利用公開的資料。

無論如何，我所能列舉的相關法律或權威定義總是不全面的，或者說是在我帶有一定偏見與主觀前提下發現與引用的。

但我可以明確理解或認知的是，無論是否涉及“抄襲”，作為一篇深度報道，即便全文長達1.5萬字，不可能也不該出現對事件或案件本身的虛構、捏造甚至是藝術化表達。

而作為一部長達10.09萬字的小說，無論他是否“抄襲”了深度報道中的內容，都將一個只有1.5萬字擴展到了10.09萬這樣一個近乎于十倍的體量。

在這樣一種體量之下，不是簡單加入一些語氣詞或無關痛癢的邊角料都可以的，如果只是這樣，那么還會有今天我們看到的懸疑劇《漂白》嗎？

另外一方面，作為“抄襲風波”的雙方當事人，幾乎無一例外都提到了自己的作品，與“楊樹彬團伙911殺人碎尸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如果能較真或不講理的角度來說，當一方控訴另外一方涉嫌“抄襲”時，那么作為“楊樹彬團伙911殺人碎尸案”的案件本身又該作何感想呢？

作為一名自媒體作者，我討厭甚至是厭惡抄襲這種行為，可站在法律的角度或層面來看，人微言輕的我卻顯得如此無可奈何。

面對這場關于《漂白》是否涉嫌“抄襲”的風波，作為一個如此厭惡抄襲自媒體人，我卻多少有些都討厭我自己的站在了主觀的對立面，原來客觀這種事情真要做起來，竟然如此艱難、如此具有執行難度。

關于《漂白》的解讀暫時先寫到這里，更多精彩解讀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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