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紫禁城的紅墻金瓦下，雍正登基的那一刻，便預示著他將直面鞏固皇權的嚴峻挑戰。他深刻意識到，皇權的穩固離不開對權力的精準把控，尤其是那象征著軍事力量的“槍桿子”與守衛京城的“刀把子”。

為此，雍正精心布局，慧眼識人，選定了兩位親信大臣——年羹堯與隆科多，作為這場權力游戲中的“關鍵人物”。他們，一個手握“槍桿子”，統御西北邊疆；一個緊握“刀把子”，守衛京城要地，共同構筑起雍正的皇權大廈。

年羹堯（1679年-1726年），川陜總督兼撫遠大將軍。這位手握兵權的大將軍，是西北邊疆的“槍桿子”。他不僅在戰場上英勇無畏，以一桿長槍指揮千軍萬馬，更在民政、財政等多個領域涉足，權力日益膨脹。他的身影，如同唐朝的節度使，威震四方，手中的“槍桿子”成為了西北邊疆的定海神針。隨著權力的增長，年羹堯的野心也逐漸顯露。他獨斷專橫，開始在西北地區經營自己的勢力，擴大自己的影響，對皇權構成了潛在威脅。

雍正深知年羹堯的威脅，尤其是他手中那桿能夠撼動國家穩定的“槍桿子”。因此，他采取了迅速而嚴厲的處理方式。

1725年雍正三年四月，年羹堯從川陜總督兼撫遠大將軍的高位上跌落，被貶為杭州將軍，再降為閑散章京，看守杭州東門。同年九月，他被削奪一切官爵，押解進京，廷臣開列其大小罪狀九十二款。1726年1月13日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堯被賜自盡，終年四十七歲。這一處理過程既迅速又果斷，避免了類似唐朝安史之亂那樣的動蕩，也顯示了雍正在政治斗爭中的高超手腕。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年羹堯的妹妹年氏在1723年雍正元年二月被冊封為貴妃，但在年羹堯被定罪后三個月的雍正三年十一月初，年氏病重，雍正將其晉封為皇貴妃，十一月二十三日年氏薨于圓明園，謚號為敦肅皇貴妃。后與雍正合葬泰陵。這一舉動既體現了雍正的家族情感，也反映了他在政治斗爭中的靈活與復雜。盡管年羹堯的“槍桿子”已經倒下，但雍正仍需警惕其他可能威脅皇權的勢力。

在雍正的執政時期，有一個大臣不得不進入他的視野，那便是隆科多。與年羹堯相比，隆科多的地位顯得尤為特殊。早在雍正登基之前，隆科多就曾作為康熙臨終時的唯一顧命大臣，手中掌握著關于雍正登基的關鍵密詔。這一背景使得隆科多在雍正心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雍正登基后，隆科多繼續擔任著他已經履職十年的九門提督一職，肩負著京城守衛的重任。他因此成為了守護皇權的“刀把子”，其手中的權力直接牽涉到皇權的安危。鑒于隆科多如此重要的地位和手中掌握的巨大權力，雍正在處理與他的關系時采取了相對謹慎且緩慢的策略。

從1725年雍正三年開始，雍正首先撤掉了隆科多的步軍統領就是九門提督的職務，1726年雍正四年，雍正罷免隆科多的尚書職務，1727年雍正五年，雍正以隆科多結黨營私、私藏滿清皇族族譜的玉牒為由，公布其四十一條大罪，將隆科多永遠禁錮。1728年雍正六年，隆科多死于幽禁禁所。

這一處理過程既避免了直接沖突引發的京城動蕩，又達到了穩定皇權的目的，顯示了雍正在政治斗爭中的深謀遠慮。

在處理年羹堯和隆科多的過程中，雍正不僅彰顯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與深邃的謀略，更在雍正年間留下了一場著名的辯證論述。他深刻指出：“凡人臣圖功易成功難，成功易守功難，守功易終功難；為君者施恩易當恩難，當恩易保恩難，保恩易全恩難。”這些睿智的言辭，精準地剖析了權力斗爭中成功與守功、施恩與保恩的復雜性與艱巨性。

雍正嚴厲批判年羹堯的狂悖與隆科多的驕縱，更以年羹堯和隆科多為鏡鑒警示世人，這種狂驕不僅會讓個人身敗名裂，更會使國家蒙受深重災難。特別是年羹堯手中的“槍桿子”與隆科多緊握的“刀把子”，一旦失去控制，將對國家和皇權構成難以估量的威脅。雍正的這一系列行動與論述，無疑是對他“斬斷槍桿年羹堯，掌控刀把隆科多”精準布局的完美詮釋。本文是《雍正和親信的權斗》第四篇，也是最終篇，謝謝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