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編譯

導語：

隨著特朗普的重新上任，美國的外交政策迎來了新的轉折。在新的冷戰氛圍中，特朗普與中國的關系成為了國際關注的焦點。與拜登政府將中國視為所謂“民主對手”的立場不同，特朗普在公開場合多次對中方領導人表示贊賞，提出了更加務實的外交策略。特朗普強調通過談判進行交易，而非單純的對抗。這一做法可能會改變美國的外交格局，打破傳統的意識形態對立，推動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合作。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可能會帶來更多靈活性，也為美國在全球舞臺上的地位重新定位提供新的可能性。

本文編譯自《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網站評論文章，原標題為《特朗普能否最終結束與中國的冷戰？》（Could Trump finally call off the cold war with China?），作者是巴黎前瞻學院（Forward College, Paris）的助理教授魯艾瑞·布朗（Ruairidh Brown）。文章略有刪改，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思考，與公眾號立場無關。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

在2024年美國大選的諸多戲劇性的事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于特朗普對中方領導人的稱贊。在2023年7月的一次活動中，特朗普稱中方領導人“聰明、杰出、完美無缺”。作為所謂的“地緣政治對手”，中國并非是唯一被特朗普稱贊的國家。2022年，在俄烏沖突爆發后，特朗普稱俄羅斯總統普京為“天才”；在前任美國總統拜登將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稱為“純粹的邪惡”時，特朗普卻避免做“道德判斷”，反而稱哈馬斯的盟友真主黨“聰明”。

實際上，特朗普的言論與過去一個世紀里美國如何描述其所謂“意識形態對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過去美國將蘇聯稱為“邪惡帝國”，將伊拉克、伊朗和朝鮮稱為“邪惡軸心”；而現在特朗普將對這些國家的評價轉變為“聰明”，這也是他試圖提升自身形象的一部分。正如德國理論家卡爾·施密特所言，要成為一位有可信度的領導人，必須將自己塑造為對社區構成威脅的對立面。

▲ 特朗普于 2023 年 10 月 11 日在佛羅里達州西棕櫚灘的棕櫚灘縣會議中心發表講話時稱真主黨是“聰明的”。

然而，這種拒絕譴責反而公開贊揚所謂的“民主敵人”的做法，可能會被視為美國意識形態發生深刻且重大的轉變，也表明美國的例外主義正在被放棄。根據美國例外主義的觀點，自由資本主義的民主價值觀不僅是美國的價值觀，也是普遍的價值觀，華盛頓有責任將這些價值觀傳播到全球。它認為，今天的美國將是明天的世界，而每個人心中都藏著一個渴望成為美國人的夢想。在這一邏輯下，唯一阻礙這一“普遍化現象”的力量就是那些所謂“阻礙民主化的威權領導人”。因此，美國認為其外交政策必須支持民主、對抗“暴政”。

在這樣的價值觀下，對抗“敵人”成為了“道德責任”。正如哲學家讓·埃爾斯坦在支持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時所指出的，“對民主敵人的戰爭在道義上不僅是正當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所以，對小布什來說，對“邪惡軸心”漠不關心不是一個合理的選項；對里根來說，拒絕面對蘇聯就是拒絕站在善與惡的對立面；在拜登政府下，中國也被不斷負面地描繪。

與中國的對抗被視為所謂“保護民主的道德使命”。實際上，正如埃爾斯坦所言，這被前眾議長佩洛西視為一種所謂“迫切的任務”。在這種環境下，沖突成為預期中的選擇，而妥協或合作則被視為軟弱。如果不將對手視為“邪惡的敵人”，任何談判似乎都成了姑息，這也不可避免地讓人聯想到前英國首相張伯倫的“慕尼黑協議”。這就是英國工黨政府在尋求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時所面臨的局面，英國財政大臣瑞秋·里夫斯毫不意外地被指責“妥協于原則”，她的訪華行動也被無端地妖魔化。

然而，特朗普沒有這些“意識形態的包袱”。與中國達成協議不會被視為軟弱或姑息，而是視為力量的象征，證明特朗普能夠與全球最強大、聰明的國家展開談判。特朗普拒絕捍衛所謂“民主價值觀”，可能助長了他是“民主敵人”的論調。雖然一系列威脅和關稅行動表明與中國的談判將充滿挑戰，但特朗普不受任何所謂“道德壓力”，也沒有義務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國對抗。

事實上，特朗普有足夠的動機與中國合作，以證明他在談判中的高超技巧，同時也沒有“道德壓力”去與中國對抗。特朗普政府完全有可能將美國引出與中國的沖突，達成某種形式的協議。所謂的“新冷戰”可能會在意識形態的寒冰未完全凝固之前，迎來解凍的時刻。

編譯：鄭思宇

編務：鄭思宇

責編：王加特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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