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十三日，紫禁城一如既往的寧靜。

萬歷皇帝仍舊宣稱身體不便，繼續久居深宮。百官與皇帝之間的權力爭斗，依然水深火熱。為了盡可能攫取大臣手中的權力，皇帝不惜在帝國四方裁減官員，讓百官惶恐不安。整個大明帝國陷入無聲的危機。

這一天，遠在關外。

雖是初夏季節，暖意未曾降臨寒冷的東北。寒風呼嘯，滴水成冰。在赫圖阿拉城（今遼寧省撫順市新賓老城），一身戎裝的努爾哈赤等來了復仇的最佳時機。在他身后，八旗部隊熱情高漲，躍躍欲試。

努爾哈赤當著大家伙的面，宣布了所謂的“七大恨”，正式向關內的大明宣戰。

后金與大明這對生死冤家的決戰時刻，終于到了。

次日，這股士兵趁著撫順集市開集之際，喬裝成趕集的商販，混入人聲鼎沸的撫順城中，發動了叛亂。由于事發突然，未及準備的守城部隊一擊即潰，撫順守將李永芳等人被俘后投降。

大明軍事重鎮撫順城陷落，努爾哈赤首戰告捷。

1

三天后，消息傳入紫禁城。萬歷皇帝看完戰報，登時反應過來，要求兵部與地方一線官員磋商，盡早拿出圍剿方案。

為給百官作出表率，一向身體素質欠佳的萬歷強撐起精神，一改多年來不理朝政的生活方式，忙得熱火朝天。

按說，連萬歷這種出了名不上朝的皇帝也認真起來的話，想要解決努爾哈赤叛變引發的遼東困局，估計也不是太大的難事。

▲萬歷皇帝畫像。圖源：網絡

但接到皇帝命令的代理兵部尚書薛三才卻沒有立即執行，而是向皇帝大倒苦水，稱戶部過去欠發的遼東軍隊兵餉已拖了三年，而自己坐鎮兵部以來，答應給遼東士兵的糧餉也還欠缺十幾萬兩。總之，對于出兵遼東一事，薛三才是十萬個不愿意。

按照薛三才的意思，朝廷根本不需要專門出兵遼東，只要皇帝撥錢讓他去安撫駐扎在遼東的將士，就能打贏努爾哈赤，妥妥的。

薛三才的“底氣”，來自于距此百余年前那場被稱為“成化犁庭”的關外重大勝利，更來自于萬歷二十年到二十八年間，明軍相繼發動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在朝鮮戰場，不可一世的日本關白豐臣秀吉被明軍打得滿地找牙，含恨而終；在西北寧夏和西南播州，無論是總兵哱拜還是盤踞播州多年的土司楊應龍，皆沒獲得個好下場，兵敗身死。而且，從萬歷皇帝親政以來，大明軍隊在國際戰場上還有明緬戰役這種“練手”機會。似乎從哪個方面上看，小小的后金，都不是值得讓大明帝國正面重視的對手。

可惜，薛三才不明白，星星之火，也可燎原。

拿下撫順后，努爾哈赤前進的腳步并未停止，反而比原先速度更快。在他的統籌下，另外四座拱衛撫順主城的軍事要塞也相繼被攻陷，軍民死傷慘重，人畜被擄掠者超三十萬。

在遼東戰局瞬息萬變之際，薊遼總督汪可受已經不能再等了。

拱衛大明、鎮守遼東防線本就是他的職責所在。如今丟了撫順，且不管朝廷未來是否會怪罪自己，就努爾哈赤大軍這樣兇神惡煞地到處掠殺，自己恐怕已在劫難逃。于是，在未得到朝廷下一步具體指示的時候，汪可受命令廣寧總兵張承蔭（胤）發兵進攻努爾哈赤大軍。

但很明顯，在造反的道路上，老天爺沒有給努爾哈赤及其背后的八旗勁旅留有一絲退路。要么成功，要么成仁。他們必須一路朝前，直至打下大明江山，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

張承蔭一行，雖有萬余部隊，不過就是去送死，壓根沒有勝算。

2

努爾哈赤公開宣戰一個星期后，四月二十一日，大明帝國地方上組織的第一場反擊打響了。

但隨即啞火——張承蔭的援軍在半道上遭遇八旗埋伏，全軍覆沒。

遠在北京兵部衙門辦公的薛三才接到戰報后，總算明白自己低估了關外那群“餓狼”。

▲餓狼般的滿洲八旗。圖源：影視截圖

在向皇帝上奏承認自己的過失后，薛三才提出了四點建議：

第一、征調真順、保河等地壯士，可得三萬人；
第二、各邊廢弁家丁，皆許效用軍前，可得數千人；
第三、山海關為薊遼門戶，須任命一員大將提兵彈壓，兼為遼東聲援；
第四、起用原任總兵杜松駐守山海關，總兵王宣駐守關內。

對于薛三才的建議，萬歷皇帝一切照準，立即下令讓名將杜松星夜兼程趕往山海關坐鎮指揮。

但針對薛三才擠牙膏一樣募集到的這么點兵力，萬歷多少心存不甘。要知道，在此時的大明帝國衛所中，還有掛名士兵200多萬。不管怎么看，都不像到了無兵可調的境地。

可大明軍隊體系就是如此奇葩。在沿用了200多年的軍隊衛所制中，士兵的身份是世襲的，只要你祖上被列為軍戶，你家祖祖輩輩都得當兵，免費替大明朝賣力拼命，保土守疆。如此龐大的人群，戰時為兵，閑時種田。以軍事屯田的方式養活自己，然后繼續為朝廷賣命。

這種世兵制，固然有減少國家開支的優勢，在明朝初年因為人丁凋敝、百廢待興，也曾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與所有實行世兵制的朝代一樣，明朝也深受制度的掣肘：

一方面，按照世兵制“15歲襲職，60歲退役”的規定，新兵和兵油子混在一塊，戰斗力良莠不齊。

另一方面，軍隊內部的自給制，讓軍戶與普通百姓完全脫節。為了過上好日子，那些世襲軍官的子弟自然想盡辦法壓榨底層的軍戶。當兵本來就苦，再拼命壓榨他們，軍戶逃亡乃必然現象。

因此，當國家真的有難之時，萬歷皇帝在紫禁城即便喊破喉嚨，能召集到的士兵也寥寥無幾，且多為無用之兵，于當時的遼東戰事，其實并無裨益。

面對國土淪陷，作為帝國最大的“地主”，萬歷當然還是希望延續了200多年的衛所制度能發揮該有的作用。他下旨，要求遼東“各處城堡都要用心防守，遇有虜警，并力截殺，務挫狂鋒”。

他還要求在遼東一線的督撫們應靠前指揮，用心調度，“隨宜戰守，務在萬全”。

▲《出警入蹕圖》中的大明正規軍。圖源：網絡

可這對于剛遭遇張承蔭戰敗惡果的薊遼總督汪可受而言，奉旨率兵出關，直面努爾哈赤，大概是其接到的最壞的命令了。

一到山海關，汪可受就躊躇不前了。在上呈萬歷的奏折中，他開始哭慘：第一、我軍戰斗力不足，還是想先等等裝備精良的朝廷援軍再說；第二、我軍士氣不足，打仗需要錢糧。

如此，又繞回到一開始薛三才問萬歷要錢的問題上。

這錢到底誰出？當初萬歷與薛三才之間就沒談妥。如今，形勢迫在眉睫，這件大事依然沒有著落。

3

內閣首輔方從哲認為，此事不宜再等，隨即上書請求萬歷皇帝發內帑賑濟遼東將士，先提振士氣。以后的問題，以后再說。

萬歷只能摳摳搜搜地從內帑中撥銀十萬兩，以賑軍資。

但這筆錢，說到底算是萬歷自個兒的私房錢。不論萬歷是否就是傳聞中的“守財奴”，要一個坐擁四海、“以國許家”的封建君主自掏腰包，為國為民，就實在高估了他的道德覺悟。

十萬兩，無論用于募兵還是振奮遼東士氣，無疑都是杯水車薪。故而，在拿到錢后，方從哲還是上疏請求皇帝再給點。

結果，萬歷皇帝大怒，數落了一通：“每年戶部按照祖制，就給內帑庫進貢100萬兩作為宮中開銷。這筆錢，朕還得拿去給嬪妃們發工資、修繕宮殿、改善伙食以及每逢年節采辦禮物發放給你們。年年朕這都不夠花，能給你們十萬兩銀子，還是朕省吃儉用積攢下來的。再要，沒有了，自己想辦法去！”

▲紫禁城。圖源：圖蟲創意授權

萬歷的“哭窮”，著實難以說服諸位大臣。畢竟，當初剛打完“萬歷三大征”之一的播州戰役時，福王朱常洵分府，他一次就從內帑里掏了三十萬兩銀子出來大擺宴席，絕對不是他現在所說的這么“窮”。

可他是皇帝，方從哲等人是大臣。“君為臣綱”，皇帝一口咬定自己沒錢，身為大臣，他們還能要得到嗎？

沒辦法，萬歷朝的這群大臣，只能“拆東墻，補西墻”，騰挪騰挪，湊齊了一支約10萬人的援軍。

與之前明憲宗發起的“成化犁庭”一樣，出發前，大明王朝照例致書自己的小弟——李氏朝鮮，要求對方發兵數萬在外圍打打下手，好歹也算報答一下當初大明王朝的“救國大恩”。

此時接替父王統管朝鮮八道的光海君卻打起了“退堂鼓”。無他，此時的朝鮮政局不穩，內憂外患，除了要應對身邊反對自己的大臣發動政變，還得防范著周邊勢力的乘虛而入。還有就是，上次朝鮮戰役時，日本豐臣秀吉大軍把朝鮮士兵揍得太狠，尚未緩過勁來。

對于后金勢力的威脅，光海君的迫切感估計比萬歷還重。畢竟朝鮮半島緊挨著中國東北地區，后金八旗只要想打，不用十天，朝鮮王朝就得開門投降。

據朝鮮王朝《光海君日記》顯示，壬辰倭亂（即萬歷年間朝鮮戰爭）后，光海君元年（1609年），朝鮮八道常規軍為76400人；而在壬辰倭亂剛發生時的朝鮮宣祖二十五年（1592年），這個數字約為148500人。很明顯，光海君在位期間的軍隊人數，幾乎銳減了一半。

就這區區不到八萬人，還得給你大明“數萬大軍”，難啊！況且，若把兵借給了明朝，打不贏的話，招致后金八旗怨恨，那么，朝鮮王朝日后再出現滅頂之災，誰能救？

說實話，光海君著實矛盾。他緊急召集了身邊的兩班大臣商議國是。出乎他本人意料的是，兩班大臣的意見出奇地一致，全體贊成出兵幫助明朝。

朝鮮王朝領議政（相當于明朝內閣首輔）鄭仁弘甚至說：“上國（明朝）有事，則當奔走盡誠，思效其萬一，況有征兵事乎？”

最終，朝鮮方面籌措了13000人軍隊交付明朝。隨軍出征的，還有無償獻給明軍的戰馬700匹。

殊不知，此舉為李氏朝鮮埋下了禍患。當然，這是后話。

4

萬歷四十六年，冬。

征剿努爾哈赤的大明勁旅終于集齊，整裝待發。

根據明人程開祜的《籌遼碩畫》可知，這次大明王朝算是下了血本，不僅超額集合了近9萬的大明士兵，更是破天荒地起用了杜松、馬林、李如柏、劉綎等四員久經沙場的宿將，分率四路兵馬，配合主路大軍作戰。

臨行前，萬歷特授予此次戰役主帥、遼東經略楊鎬一柄尚方寶劍，準許其便宜行事，總兵以下有不聽命者，皆可先斬后奏。

可萬歷終究還是錯付了他人！

大軍到了遼東之后，楊鎬并沒有立即發動反攻，仍在靜待時機。此時，努爾哈赤再度率領八旗部隊進犯大明邊境，連下數城。兵部急報頻頻，看得萬歷眼睛直生疼。

內心頗為不滿的萬歷皇帝下旨詰問楊鎬：“經略任事已久，各處援兵俱集，如何又有會安之失？”按萬歷的想法，兵我給你們了，錢糧我也給你們了，你們好歹給朕打兩場漂亮仗出來瞅瞅。

皇帝這種迫切的心理需求，無疑給一線將士帶去極大的壓力。

▲遼東總兵李如柏畫像。圖源：網絡

而坐在后臺指揮的兵部要員及內閣成員，其實也都有跟皇帝一樣的心理。只不過，他們并非單純關心戰爭勝敗的結果，他們更為憂心的是，如果戰爭時間拖得久了，糧餉損耗大，帝國的經濟負擔持續加重，勢必引發國內一系列動亂。

總之，在皇帝和百官眼中，打仗若不能速戰速決，還不如不打。故楊鎬在接到皇帝的圣旨時，也多次接到來自兵部的催促檄文。

可打仗豈是兒戲，更何況，像這種動輒十幾萬大軍調度的軍事行動，不探聽清楚前方戰報，貿然進軍，無異于帶著大家去“送人頭”。楊鎬雖是文官，但戰場上的這點邏輯還是懂的。

最終，經不住皇帝和朝廷頻頻催促的楊鎬，只得下令出兵攻打努爾哈赤。

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楊鎬下令，兵分四路以赫圖阿拉為目標，分進合擊，四路會攻，一舉圍殲后金軍。

薩爾滸之戰打響了。

根據進兵方略，四路總兵杜松、馬林、李如柏、劉綎各帶一路人馬從沈陽、開原、鴉鶻關（在今遼寧省遼陽縣）、寬奠（即今遼寧省寬甸滿族自治縣）四個方向出擊，約定好日期，到達二道關后，再統一進攻。

這行軍策略乍看天衣無縫：努爾哈赤的老巢赫圖阿拉城的東南西北四路方向，均被有效圍堵得水泄不通。不出意外的話，“萬歷犁庭”估計也能立馬上演。

但自古以來，分兵作戰、四面出擊乃兵家大忌。因為這樣做的一個致命弱點是，無法準確約定精準的時間同時進攻。戰場百態，瞬息萬變。貽誤戰機，必敗無疑。

那四路大軍的統帥估計也都明白這個道理。但不知是懼怕楊鎬的先斬后奏還是其他原因，四路總兵居然都沒有站出來反對楊鎬錯誤的戰略部署。

于是，大明與后金的“薩爾滸絞肉機”如期啟動。

5

因氣溫突降，明朝大軍出發前，遼東平原上正下著鵝毛大雪，大部隊不得不再度推遲進攻時間。

但事情總有例外，四路大軍中，負責從沈陽東進的總兵杜松是個貪功冒進之人。面對大雪，他一馬當先，率著麾下大軍，星夜兼程，先到撫順城稍作休息，再冒風雪急行軍百余里，一天時間就到了渾河北岸，距離匯兵地點——二道關，只有一河之隔。

第二天，杜松不顧其他幾路大軍尚未跟上，孤軍冒進，一頭扎進了渾河南岸的薩爾滸地區，與前來阻擊明軍的八旗精銳展開遭遇戰。

分兵冒進的杜松部隊很快被殺得大敗，全軍覆沒。杜松及其手下副將等人，皆力戰而死。

聞訊，從開原出發才走到三岔兒堡（今遼寧鐵嶺縣橫道河子鎮）的馬林大軍，趕緊停下腳步，固營自守，嚴密監控戰場上的一切信息。結果在猝不及防間，被乘勝追擊的努爾哈赤部隊發現，包了“餃子”，落得與杜松一樣的下場。

其實，三岔兒堡離馬林出發的開原城不過百余里而已，如果馬林大軍能夠及時回城固守，鹿死誰手，還未可知。

但歷史沒有如果。

在接到兩路大軍先后大敗的信息后，楊鎬趕緊叫停了其余兩路大軍繼續進軍的計劃，讓李如柏和劉綎大軍原地待命，再圖進攻。

可惜，從南邊北上的劉綎大軍由于道路不暢、通信中斷等諸多因素，對楊鎬的新命令無從得知。在率軍深入敵陣300余里后，憑借自己多年的戰場經驗，劉綎奪得了此次薩爾滸大戰中，明軍僅有的局部勝利。但此后，遭遇努爾哈赤大軍重點打擊的劉綎，寡不敵眾，兵敗身亡。隨同作戰的朝鮮軍隊也損失慘重。

至此，薩爾滸大戰中，明軍四路大軍，除了李如柏外，其他都沒了，合兵會攻早已沒有意義。

史載，這場大戰實際從二月二十五日打到三月一日，前后僅五天，明軍四路出師，三路敗北，劉綎及以下將領陣亡300余人，士兵死亡4.5萬余人。

消息傳回紫禁城，京師震動。萬歷皇帝完全不敢想象，自己辛辛苦苦籌集的大軍居然在五天時間里，化為烏有。

作為此次大戰的主要責任人，遼東經略楊鎬被下錦衣衛詔獄論死，以慰死節將士之心。

后來的歷史學家說，薩爾滸之戰是明清戰爭史上的重要轉折點。“清史研究第一人”蕭一山指出，明清之興亡交替，此戰是“最大關鍵”。

6

盡管敗象已顯，但大明帝國并非沒有補救的機會。

薩爾滸之戰慘敗后，萬歷皇帝在朝臣的舉薦下，任用賦閑在家的熊廷弼經略遼東，以圖改變明朝國運一蹶不振的困局。熊廷弼還未到任，開原即失守。

比起前任，這位曾巡按遼東多年的文官軍事家有著更清晰的認識。熊廷弼認為，“遼左為京師肩背，欲保京師，欲保河東，開原必不可棄……不復開原，必不能保遼、沈”。因此，他向萬歷建議，應先想辦法重奪開原，然后以開原為據點，一步步奪回其他領土。

對此，萬歷皇帝深表贊同，立即像之前授予楊鎬尚方寶劍那樣，授予熊廷弼遼東地區的最高決策權。

▲熊廷弼畫像。圖源：網絡

萬歷這回人是選對了，可自己的命卻不長了。

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沒能看到遼東成果的萬歷皇帝駕崩了。而遼東地區的重整籌備，才剛剛開始。

根據皇帝的圣旨，熊廷弼到任后，立即著手安撫軍民，殺逃兵祭奠死難將士，上疏罷免了此前在八旗進攻開原、鐵嶺時擁兵不救的李成梁第三子、總兵李如楨，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遼東地區的局勢。

可那座皇帝們住了兩百年的紫禁城，總是充滿著不確定性的黨派之爭。

在帝國的風暴中心，不同政見的大臣對遠在遼東宵衣旰食的熊廷弼指手畫腳，致使其最終卷入大明朝吵鬧了百余年的黨爭之中，成為無休止的口水戰的犧牲品。

天啟五年（1625年），熊廷弼被殺，傳首九邊，遼東局勢每況愈下，大明帝國終究失去了最后一次救命的機會。

這一年，上距薩爾滸之戰慘敗僅6年，下距明朝亡國不到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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