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丨曉麗有話說

作者丨連云山

廣東省公安廳向《人民日報》社求援

一條深圳河，把一個完整的寶安縣切成了兩半。

當年英國強占香港時，說實話，深圳河兩岸幾乎一模一樣地窮，像同胞的兩兄弟，誰也不比誰的兜里多一分錢。 歲月匆匆，對面的香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成了幾百萬人的世界級的大都市，而深圳河北邊卻風光依舊。 如今轟轟烈烈的深圳特區早已成為90年代中國改革的樣板，而30年前的深圳是一種什么樣子，恐怕99%的深圳人都說不出所以然吧。

作為寶安縣城的深圳，坐落在梧桐山和羊臺山邊，全縣的家當只有20多家生產小農具、小五金和加工農副產品的小工廠。深圳僅有4條寬不足10米、長僅0.5公里的道路，破房爛屋建筑面積109萬平方米。

一般的年景也就罷了，深圳的老百姓和中國所有的老百姓一樣有著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承受力，就那樣有一口沒一口地過吧，只要還餓不死就行。偏偏趕上那可怕的三年自然災害，深圳人望著對面燈紅酒綠的香港，終于心動了。

再守著家鄉非餓死不可。 有個羅芳村，距離深圳只有10分鐘的路程，與香港新界隔一條幾米寬的深圳河。河也太不像河了，又淺又窄。

不要說三級跳運動員，有的地方就是一般老百姓，一步也可以躍過，這里是當年逃香港最佳的地段。

至于羅芳村的人就更容易了，不用爬鐵絲網，也不必游水、他們的飛地在香港那邊，有耕作證，大大方方從小橋上過去就行了。那時以糧為綱，什么副業都是資本主義的尾巴，要堅決割掉。

飛地上好好的菜拔了，要種水稻。 種水稻也成，沒水，從深圳這邊抽水過去種。香港的菜農直罵，真沒一點經濟腦瓜，香港菜價翻著跟斗往上漲，而你們種米干什么?沒辦法，計劃呀！

無奈經濟水平相差太大，深圳河畔的這個羅芳村，人均年收入213元。而對面幾百米遠香港的較寮村，人均收入7.8萬港元。

羅芳村的農民有羅芳村農民的辦法，跑過去540個青壯年，比余下的多一倍，在香港邊境對著深圳羅芳村的地段蓋了屋，也建了個村，還叫羅芳村。

以后特區成立后，深圳羅湖區的黨委書記湯錦森帶工作組來到了這里，鼓勵農民種菜，開展邊境小額貿易，1989年羅芳村人均收人8096元，是深圳成為特區前最高一年的57倍。

羅芳村人說，現在讓我去美國我也不去了。不少當年逃過去的羅芳村人又申請回來，經審查也確實回來了一批。 那些發生在60年代初期的鮮為人知的故事，就是當時窮困不已的深圳人也不一定說得清楚。

現在年長的人，也僅僅記得60年代初期，由于三年自然災害和政策失誤造成的那些可怕的饑餓，和由于饑餓引起的拼命逃亡。

那時，深圳是寶安縣邊境一帶。一點不夸張地說，寶安縣的10戶人家中起碼9戶半逃進香港一帶，有些村的男勞力全逃光了，一個不剩，只留下個把婦女和老幼。往日勃勃生機的村莊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溫暖的炊煙。

據統計，1962年，寶安縣跑出去12144人。就是到了1978年，還跑出17456人。那時有個統計，14000名團員銳減到3000名。光在那里閉著眼睛說社會主義好有什么用?

那時縣委的最大任務就是組織機關干部和國家企業職工，包括飲食店的婦女，再加上訓練有素的警犬去堵截偷渡者。 民兵警戒，警犬狂咬，跑急了還鳴槍，甚至把被鱉魚咬斷腿的泅海者尸體展覽在沙灘上。這一切都嚇不住偷渡者，照跑不誤。

就在這種萬戶蕭疏的時候，無奈的廣東省公安廳向《人民日報》求援了，他們想請一位《人民日報》的記者前去參觀采訪。

當時，任《人民日報》社軍事記者的連云山同時兼任著公安部的采訪任務，于是去廣州調查的事就理所當然地落到了他的身上。

這位年輕記者經過一段化裝考察;廣泛聽取了當地干部的意見，寫出了一份特別詳細的內參——關于深圳大逃亡。

他大膽提出應該在沙頭角到蛇口一帶，包括深圳搞一個免除一切賦稅、不搞統購統銷、不使用票證等，同內地完全不同的特殊政策的地區。這個地區縱深100華里的地帶，也可以叫做邊境特區，以從根本上解決再次發生邊境大逃亡的問題。

在現在看來，這么一份材料似乎沒有什么了不起，很平常啊，我們現在不就是這樣干的嘛。可是，在那個如火如茶的階級斗爭年代，這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情。連云山冒著被扣上鼓吹資本主義的危險，冒著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險，幾經周折，送了出去。

這份帶著極新鮮觀點的內參，送到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辦公桌上。可以想見，每一位委員都認真讀了，其中讀得最認真的是鄧小平。距60年代初那場深圳大逃亡將近20年后，鄧小平終于在他三起三落之后，把新中國第一張經濟特區的藍圖鋪展到彈丸之地的深圳土地上。

而后，經濟特區如雨后春筍般地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爭先恐后生長起來，成為中國改革大潮中的獨特景觀。 回想那鮮為人知的一幕，是多么艱難又是多么戰戰兢兢啊。

化裝去香港

在事情過去了30多年后，連云山回憶了那永遠忘不掉的一幕。

那是1961年的秋冬之間，廣東省公安廳的兩位處長邀請連云山去廣東采訪。采訪什么他們沒有說，也許是故意不說吧。連云山經常去公安系統采訪，所以彼此是很熟很熟的。

30年后連云山回憶說，當時曾經在公安部看過關于深圳大逃亡的文件，但他當時并沒有往一起聯想，只是考慮自己已經跑了好多地方，卻沒有去過廣東沿海。于是，跟報社一說，當即成行。到了廣州后，廣東省公安廳給他辦好了邊防證，又去寶安辦理了耕作證。

當時，蛇口、深圳、沙頭角一帶的邊境農村都有數量不等的農田在境外，俗稱飛地。農民去飛地勞動憑耕作證出人。所以，邊境農民是大搖大擺地出人香港的，根本用不著什么逃亡。

廣州方面請連云山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叫他向中央反映，深圳大逃亡還有別的原因。但連云山完全蒙在鼓里，以為就是輕松地看一看。 好，這一看就是一個多月，他被大大地嚇了一跳。

當時的深圳就是寶安縣城，只是一個幾十戶人家的小村鎮，全是低矮的破爛房子，找遍整個縣城，僅有一座兩層小樓。連云山沿著大鵬灣、深圳到蛇口一線的邊境，一個村子一個村子走訪，由兩位換上便衣的公安處長陪著，把那一線的100多個村子全都走了個遍。

真是慘啊!，沿著九龍和大陸邊界的一二百里的土地上，像經歷過一場戰爭炮火一樣，非常荒涼。村村人跡罕見，幾乎是整村整村跑光了，攜家帶口去了香港、九龍、新界那邊了。有的村剩十來家，也大多是走不動的老人。

從沙頭角到大鵬灣，基本上沒了人煙，門窗都是怕人的黑洞，一派死氣沉沉。一般不走的中老年是村干部。一問，村干部就哭，說對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不管，是管不了。活活餓死呀!現在沒有經過極度饑餓的年輕人，恐怕不能理解60年代那三年自然災害給中國人民帶來的饑餓印象是多么刻骨銘心，死了多少人啊!

關于這些觸目驚心的情況。連云山在廣州時已看過材料。 但是他沒有想到深圳大逃亡比材料上更嚴重，也沒想到文件上關于階級斗爭的結論。

他覺得這和階級斗爭沒有更必然的聯系，這中間的事情恐怕并不那么簡單。如果說是地富反壞右以及美蔣特務搞階級斗爭，給煽動出去了的話，那也不能說整村整村的都是地富反壞右呀。

在回北京之前，寶安縣委在小食堂請他吃飯，擺了兩桌，深圳等地區公社的一把手也全來了。 縣里一再征求意見。連云山說什么呢?他覺得實在沒法說。他覺得不是階級斗爭問題，但是他不敢說不是。

關于階級斗爭的問題，在當時強調得那么厲害，你怎么敢唱反調?當地政府官員覺得在自己的轄地發生了如此大的逃亡，烏紗帽很難再保住。

他們清楚這并不是他們力所能及的事，但一切責任又都要攬在自己身上，所以就不停地檢討自己，責備自己。這回記者挨村看完了，該回去了，跟中央怎么說，他們要討個底呀。

但是他們又不好逼問，只好車輪轆話轉著解釋他們工作做得很不夠，階級斗爭意識多么不強，對美蔣特務和地富反壞右警惕性多么不夠，如此才造成大逃亡。

他們一再說明自己哪些地方認識不夠清楚的，最后請老連同志說說吧。 連云山還是什么也沒有說。他沒法說，他實在沒辦法說。

當然他在考慮。連云山明白這個責任決不在寶安縣委，寶安縣委也承擔不了這個責任。廣東省公安廳的兩位處長也流露出這個意思。

這根本不是堵的事情，手把手放哨站上幾萬人也不行，那么多耕作口，一個口子把上一個連也不可能堵住。就是這兩位處長，陪著連云山一個村一個村跑的，足足跑了一個多月。

3個人都化裝成農民，光著腳板，拿著耕作證，白天過去，晚上回來。像這種持有耕作證的農民幾乎每個村子都有，扛著鋤頭走過在邊境鐵絲網上開的一個僅能容一個人通過的耕作口，就大搖大擺地過了邊境，根本用不著提心掉膽地偷渡。

當地在九龍半島和新界土地屬香港范圍，但有很多的土地是深圳一帶的農民耕種的，這是歷史形成的。邊界的鐵絲網每隔一段就割開一個口子，農民推著自行車，挑著大糞憑耕作證自由出入。

對于這種情況，廣東省公安廳和寶安縣委當然很清楚，平時不能堵，要讓農民去種地。在大逃亡期間，就是出動全部警力關押幾百幾千，一放出來，人家又會重新跑過去。香港方面對持耕作證的農民過境是不管不問，因為基本上都認識。

就是不認識，只要有耕作證，他們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基本不問。 因為這些人沒有到破壞治安的份上，談不上抓。而我們這邊，生活困難，強迫人家回來餓死一大片嗎?

連云山在這一個多月的早出晚歸中，對香港也進行了考察。 香港是世界上第一大免稅港，少數商品征稅，稅率也很低。最高的稅率不到12%，大部分商品還沒有稅。

日本、英國等國最先生產出來的產品并不在本國銷售，而是拿到香港先賣，賺足一筆自由外匯再在本國上市。香港是自由兌換區，可以購買黃金以及世界各國的貨幣，不受限制。比如日本人申請黃金還得等批，他們把制造出來的新產品先拿到香港，港元換美元隨便。

所以有些外國商品運到香港出售，價錢反而比原產國還低。

像英國的三五煙和炮臺煙，比在英國還便宜一半。有些海員在香港買上，再回英國賣還能賺上一點錢。這里，臺灣地區、泰國等地的新鮮蔬菜，美國用飛機運來的各種水果，以及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的……應有盡有，有錢買就是了。所有的商品都便宜得不能想象。

連云山身為中國第一大報的記者，也大覺奇怪。 60年代正是香港經濟蓬勃發展的騰飛時期，香港的電子手表、打火機和半導體收音機，非常便宜。當時北京還沒有的半導體收音機，在九龍和新界才區區二三十元。

可以說見多識廣的連云山，有一次在北京華僑信托商店的舊貨架上才初次見過，一個舊半導體收音機賣價6000元人民幣。

以前光宣傳資本主義如何水深火熱，如何是地獄，沒想到這只講了一部分情況，還有許多情況全不是那么回事。真是非常大的反差。深圳的邊民們生活上遇到了極大的困難，他們自然想到了香港。

過去上飛地里干活，稻米挑回來自己吃，稻草就地賣給香港老板。稻草的價錢比稻米還高出好多倍，一公斤稻草上百港元，一畝地上的稻草可以賣上三四千人民幣，而且頭一年就先預定下來，先支付一半訂金。

這并不是聳人聽聞！ 責任不能由寶安縣委承擔。在深圳邊境采訪的過程中，連云山陷人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大逃亡的發生，既然不能完全用美蔣特務搗亂和地富反壞右破壞，以及成千上萬人集體叛變祖國來解釋，那是什么呢?是什么造成了這種情況呢?

表面上看是自然災害，是集體吃食堂等等，實際上這是一個政策間題，只有從我們在宏觀政策的嚴重失誤上才能得到解釋。

三年自然災害和大鍋飯造成了深圳一帶的邊民大逃亡，應當引起的思考是深刻的。 如何防止今后的大逃亡呢？如果我們繼續如此政策的話。從根本上斷絕是不可能的。

連云山認為必須在邊境一帶取消統購統銷，取消公社制度這種大鍋飯，取消布票、油票等等，恢復到初級社或少數高級社的水平。他提出在大鵬灣到蛇口一線設立特別政策優惠區，在深圳這一帶，像香港一樣免除任何賦稅，爭取這個優惠區與香港的貨物等價。

就是不等價，也別相差太多，更別一輛國產自行車在大陸賣100多元人民幣，而到香港才賣28元人民幣，否則就說不過去了。

另外，要允許自由貿易，不要一過去就是叛國，更不要從香港帶一桶食用花生油都要沒收，帶一袋泰國大米也要沒收。如果不采取這種辦法，寶安縣再次發生大逃亡就不可能得到扼制和從根本上解決。

這種觀點在現在恐怕是老生常談了，但在當時，這確實是石破天驚的大膽設想。連云山想到這兒，還沒敢說出口，自己先嚇得心砰砰亂跳。這，這不是歌頌香港的資本主義了么?崇洋媚外，誣蔑社會主義等等等等，任何一頂帽子都可以很合適地扣在腦袋上。

在連云山離開深圳之前，寶安縣委書記李富林把在家的幾位常委找到一塊，又征求連云山的意見。這一個多月，連云山跟農民一般，早出晚歸，香港、深圳兩邊跑，兩邊的天壤之別全被他看在眼里，記在心里。

他是《人民日報》的記者，能通天啊，他是會向中央反映的。寶安縣這幾位左右為難的領導，害怕連云山向中央告他們的狀，就沒完沒了地檢查，對不起祖國說對不起人民，開口閉口失職。

連云山接觸到的寶安縣和一些公社的干部，全都愁眉不展。連云山的思考并沒有成熟，本來他是不想說的，但他最后還是給了當地官員一個底，一個結結實實的底。

連云山說，我千言萬語歸結一句話，請你們放心，我回到北京后，只有兩個可能，要么我什么都不說。要說的話，我只能說，寶安縣大逃亡的責任不能由你們縣委承擔。你們縣里也承擔不了，這是政策問題。

連云山這話一出口，寶安縣委書記李富林立即流下了眼淚。廣東省公安廳的邊防處長也哭了，在場的人全都熱淚盈眶。

1986年深圳特區蓬蓬勃勃發展的時候，連云山第二次去了深圳。這時，當年的寶安縣委書記李富林已經擔任了廣東省鄉鎮企業局長，連云山沒碰見他。 但碰見了當時的一位縣委工作隊長，名叫楊克，他擔任過深圳市的副市長，已經退休。

他是在一個偶然的場合一下子認出了連云山，馬上去和他握手，說我認得你，幾十年前就認得你，你在深圳住了一個多月，好多次去九龍都是我安排的。

楊克說，當時李書記和我們基層干部成天提心吊膽，不知道上面會怎么整我們，而那位能通天的記者也不知會怎么告他們。等待結局的時間實在漫長。終于有一天李書記從省委開會回來傳達說，你們放心好了，《人民日報》的那位老連記者向中央寫了情況反映。

省委領導講了大意，說老連給我們說了公道話。老連說根本原因在邊境政策應當改變。所以根本原因不在于我們省里、縣里階級斗爭觀念不強。省委、縣委都是忠于黨、忠于社會主義、勤懇工作的。

老連向中央反映說，關鍵在于應當有一個不同于內地的邊境政策。我們是扛不住的，廣東省也扛不住，老連給中央的這個反映，給我們扛了一肩膀。他用生命寫出4份內參

其實，那時候的連云山也相當矛盾，看到的一切要不要如實地向中央反映?他苦思了很久才下定了決心。因為如實反映情況風險太大太大。

但是，憑一位記者的良心，他又不能睜著眼睛說瞎話。寫成內參呢?當時新華社內參有好幾個層次，有給縣團一級的，有給部長、省委一級的，有給中央政治局的。連云山跟《人民日報》領導胡績偉談過。

胡績偉說，你這個情況恐怕是只能給最高層的領導反映，面不能大。 連云山去找了當時新華社的內參組組長夏公然。

《人民日報》的內參系統創辦于1953年5月，是中央掌握社會情況的重要渠道。毛澤東曾強調記者寫的內參不用送審，不管地方官員是否喜歡，都要如實反映，中央怎樣判斷，是中央的事。

雖然有最高指示，但經過1957年反右運動后，老記們的膽子小多了。連云山是從朝鮮戰場上直接調到《人民日報》社的軍事記者，一上任就挑起了大梁，擔任《人民日報》國際評論員，主要寫政治、軍事評論，他膽子大一點兒。

夏公然也是參加革命很早的老干部，離休前他是新華社駐浙江分社的社長。因為他在去內參組之前在軍事組，和連云山同事，又一起在小湯山治療胃潰瘍。兩人年齡差不多，又都有戰爭經歷，同在一間病房里住了3個月，自然熟上加熟。

但是因為談話內容過于重大，不敢在屋里，怕隔墻有耳。連云山約夏公然去了爆肉館吃爆肉。在那種階級斗爭十分敏感的情況下，再好的朋友也不敢直通通地說，連云山先拿話慢慢試探他，然后才一步一步地交了底。

夏公然說，你說的這個情況，我第一次聽說，由《人民日報》反映不太好。 連云山說，你說可以反映就反映，不行就當我沒說，你也沒有聽見。

夏公然說，這事不那么簡單，風險很大。任何一個領導都可以說你是站在階級敵人的立場上說話，是為美蔣特務和地富反壞右辯護。這樣吧，讓我考慮兩天。 兩天之后，夏公然對連云山說，我考慮好了，可以反映。你寫好內參，我送中央政治局，注意棱角不要太厲害。

90年代，已經在杭州離休的夏公然還記得這回事。

連云山連夜寫了4篇寶安縣大逃亡的見聞，并且詳細介紹了香港是世界第一自由貿易區的特點和其免稅政策等等，同時，寫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寫完，連云山又反反復復地思考送不送。他先悄悄地拿給胡績偉看。 胡績偉嚴肅地思考了良久后說，你自己看著辦吧。連云山知道，胡績偉當然不能公開表示支持和同意，不反對就很不簡單了。

他想，即使豁出性命送，也要爭取把風險減到最小。他拿著這4篇沉重的稿子去找夏公然。無論如何，老朋友總不能拿大帽子扣我吧。

夏公然一看，很感動，說中央肯定不完全知道。這事萬萬不能聲張，人多嘴雜，一傳就要壞，就送中央政治局的10名正式委員，其余一概不送。

夏公然很快編出清樣，讓連云山過目。

4篇內參的大致內容是這樣的。

一、香港的富裕情況。

二、大逃亡的深層原因是多方面的。香港的經濟吸引力以及人民的高工資的富裕和物價便宜等等，同我們這邊實行的統購統銷政策，還有大鍋飯等等形成鮮明對比。連云山親眼目睹的邊境人民的苦難和貧窮，跟內地一樣幾年沒吃沒喝，家無余錢，無余糧，白薯條子什么的都是吃食。他看到留下的都是走不動的老人，谷倉早已見底，鍋里的食物是那邊黑夜偷偷送來的。

三、連云山建議劃一個地帶，大致是沙頭角、大鵬灣、蛇口、深圳一線，沿香港九龍縱深的100華里，列為特殊區域，給予各種優惠，爭取物價與香港大致相等，取消一切購物券，自由買賣。這樣可以收回一批人來。

四、如果不這樣，會有如何的趨勢，理由以及根據。

這4篇內參送上去了。

接下來連云山開始等待倒霉。

連云山對夏公然說，一有風吹草動馬上通知他。他對家屬說，我要是身遭不測，你要把孩子帶好。但是什么人也沒說，也沒有批示，也沒有批判，也沒有戴帽子。是兇是吉呢?不挨整恐怕就是吉了。

一直是沉默，沒有人對深圳大逃亡說一句話。

直到半年以后，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省委召開的一次縣委書記會議上，提到《人民日報》有個記者反映的情況是符合實際的，但建議是極其荒謬的。全黨要服從中央，你們大家要提高警惕。

連云山往上送內參時就下了決心。他知道他這一生經歷了太多的風險，戰爭幸存者嘛!至今，他的身上還有好幾塊彈片呢。

不知道死過多少回了，不怕這個，再風險也就那么回事了。改革開放以后，連云山任中國國際跨國公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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