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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將自身文明存續下來的國家，其他三個都在異族入侵或者自然災害中逐漸走向消亡。然而，盡管中華文化一直保留，但中間也曾出現過幾次因為異族入侵而亡國的情況，因此便出現了“中華文明中斷過”甚至“某年之后無中國”這樣的爭議。那么，事實是怎么樣的呢？

被同化的征服者

中華文明第一次遭到的巨大危機，是在南北朝時期。

當時，三國的戰亂幾乎將國家人口和資源消耗殆盡，而新的大一統政權晉朝卻顯得有些“能不配位”，到了第二代就完全管不住了。好不容易恢復的那一點元氣，又在“八王之亂”中被耗了個精光。北方的少數民族部落趁虛而入，在一輪又一輪猛烈的攻勢中，實在堅持不下去的晉朝君臣不得不舉國南遷。

北方領土全面淪陷后，中原大地進入了黑暗的五胡亂華時期。在西晉時期一直受漢人壓迫的胡人好不容易翻了身，自然也想體驗一把統治階級的癮。于是立法規定“胡尊漢卑”，還動用了兩套不同的體系來分別管理胡人和漢人，從制度上體現出胡人的“尊貴”來。

然而，這樣的方式顯然引起了極大的反彈。為了迫使漢人屈服，胡人起初采用的方式就是最簡單的暴力殺戮，但這樣的方式除了白白損耗勞動力外對漢人接受他們這套體系起不到一點影響。

另一方面，絕大多數在中原生活過一段時間的胡人不得不接受一個現實，那就是漢人無論是文化還是政治制度都比胡人的要更能適應更高的生產力。如果胡人想要可持續性地享受長城內的資源，就必須做出一些改變，否則等把地大物博的中原消耗光了，那這邊的生活跟艱苦的塞外也沒什么區別了。

于是，各族胡人們開始積極學習漢族文化，努力融入到漢人的社會中去。不少的胡人為了取得漢人的信任，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改了。統治階級為了更加方便管理，不少都聲稱自己原本就是漢族，一個匈奴政權的領袖劉淵還宣稱自己是“漢室正統”。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胡漢之間開始通婚，血統之間的界限開始逐漸變得模糊了。

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后，胡人發現漢人其實相當好相處。他們的民族認同并不全看血統，更是一種在文化和價值觀上的認同。只要充分尊重漢人的文化，長相差距再大也不會被排斥在社會之外。

事實上，當中國北方在進行民族融合時，南方的漢族同樣在與其他的異族人進行融合。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原地區是漢人主要的分布地帶，南方人口則更多是一些山越、五溪等少數民族。永嘉之亂后，大量的北方漢人前往南方，南方的蠻族得以更全面地接觸中原文化。經過一段時間像北方那樣的通婚和教化后，南方的蠻夷逐漸融入了漢族的大家庭中。

此時中國的民族格局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華民族的概念已經開始逐漸形成了。盡管被外族侵占了領土，但不僅保留了血脈，文化和政治都幾乎一塵不變。想要統治漢族人的胡人，最終也變成了漢族的一部分。而他們的民族文化非但沒有替代漢文化，反而還融入到了漢文化中，使得中華文化更加豐富且具有生命力。

對野蠻統治的堅決抗爭

中華民族面臨的第二次接近亡國滅種的危機是在南宋滅亡之后，蒙古人入主中原時。

大家都知道，宋朝因為對外軟弱的政策，一直以來都是在被周邊各國覬覦著的一塊肥肉。然而，無論是遼、金，還是西夏、大理，在推行漢化方面一直都是不遺余力的。對于它們而言，文化方面是它們相對于大宋最大的短板。為了提升自己的競爭力，以便更加名正言順地入主中原，這些少數民族國家無時無刻不想努力證明自己有多“漢”。

遺憾的是，在這場少數民族的群雄逐鹿中，最終的勝利者是野蠻的蒙古帝國，而他們則是漢化意愿最低的那一個。

元朝建立后，漢人徹底淪為了亡國奴，地位比蒙古貴族低了至少兩個等級。朝廷中的要職基本上都由蒙古人擔任，漢人最多也就只能當個沒什么自主決定權的副職。而蒙古人又格外注重血統的純正，這使得漢族人與統治階級之間幾乎產生了“生殖隔離”，想找點“裙帶關系”都沒門。

盡管元朝統治者為了“入鄉隨俗”，也學了些宋朝的政治制度，但總體框架還是按照蒙古傳統模式來的。例如從隋朝時就開始的面向天下寒門的科舉制，到了元朝就完全變成了蒙古人自己的游戲。由于“四等人”這樣的民族壓迫制度，使得漢人一輩子幾乎沒有任何出頭希望。而元朝的地方制度又很難做到像之前的漢族政權那樣的中央集權，一次大元帝國看起來是個龐然大物，實際上管理得相當混亂，很難完全守住自己的領土主權。

不過也多虧了元朝管理上的漏洞，給了漢族人反抗的空間。統治者以為自己的高壓政策天衣無縫，能穩穩地鎮壓住漢人，但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殘暴的統治只會引發更大的反彈。蒙古人的反漢政策成功地使漢人同仇敵愾，變相地達到了團結漢人，保留漢文化的作用。

公元1368年，入主中原僅89年的大元帝國被明太祖“誅殺”，一直保留在民間的漢文化火種終于重新回到了廟堂之上。中華文明在歷經了這次危機后，依然完整地屹立于世界之林中。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中華民族的第三次危機發生在清朝末年，但是筆者在這里想先講一個古埃及文明的故事。

公元前305年，橫跨歐亞大陸的馬其頓帝國的亞歷山大大帝剛去世沒多久，手下的各大地方長官就開始蠢蠢欲動。這一年，帝國的埃及總督托勒密宣布獨立建國，自己則做了埃及的法老，開始了古埃及的最后一個王朝——托勒密王朝。

托勒密王朝的統治階級并不是埃及本土人，而是以托勒密家族為首的一干希臘人。盡管如此，托勒密家族非常重視埃及的本土文化，他們的很多政策也都很注重希臘人與埃及人的民族融合，例如想方設法給每一個埃及神找一個相對應的希臘神等。他們還專門派人對上下埃及的古代遺跡進行維護，并專門撥款興建了不少的埃及神廟。

在他們的努力下，一直遭到波斯人壓迫，本土文化幾乎損毀殆盡的埃及又顯現出了復興的態勢。絕大多數的埃及人民對此都相當喜聞樂見，并完全認同了這些希臘人的正統法老地位。整個國家欣欣向榮，大有恢復埃及古代王朝榮光的趨勢。

然而，和絕大多數封建王朝一樣，托勒密王朝到了晚期也變得昏庸腐朽。統治階級開始不思進取，只想著怎樣從老百姓手中榨取更多的油水。

而更要命的是，在地中海的北方，崛起了一個更加強大的國家——羅馬共和國。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軍事實力，羅馬對埃及都具有碾壓性的優勢。在歐洲所向披靡的凱撒大帝，目光很快就投到了南方，覬覦起了這片沙漠中的綠洲。

最終，在羅馬人的滲透和大大小小的軍事行動中，托勒密王朝氣數將盡。末代法老克利奧帕特拉沒有什么軍事實力，只能用自己的色相拖延羅馬進攻的步伐。在她去世后，埃及很快就淪為了羅馬的一個行省，從此古埃及文明徹底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

之所以這樣提一嘴，是因為托勒密王朝的狀況太像晚清了。異族統治，高度漢化，內憂外患，1840年的中國就好像公元前一世紀的埃及一樣危機重重。

這時的外族已經不再是古代那些沒有開化的蠻夷，而是經過工業革命的強大資本主義帝國。這些國家已經擁有了自己成熟的文明和政治體系，來中國純粹是為了搶占資源，而絕無可能接受漢化的。

可以說，此時的中國就像彼時的埃及一般，已經站在了文明命運的獨木橋上，稍不留神就可能和那位沙漠中的前輩一樣，成為一個歷史符號。

幸運的是，中華民族血液中自強不息的精神始終沒變。在無數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的努力下，中華民族終于度過了那段最危險的時刻，迎來了今天的解放。

結語

比起其他三大文明古國，中國無疑是非常幸運的，因為三次將近亡國滅種的危機都沒將她毀滅。然而需要看到的是，這三次危機的背后都有無數自強不息的同胞的努力，才一次又一次從滅亡的邊緣拯救這個古老的燦爛文明。國歌中那句“最危險的時刻”正是警醒著如今的每一個中國人，危機隨時可能發生，一定要珍惜并維護好這來之不易的和平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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