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LION

韓國國土面積為10.329萬平方公里，人口約 5100萬(截至 2023年7月)，韓國2023年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為 1.7萬億美元，是一個比沙特還富裕的國家。

自1948年成立以來，大韓民國曾創造“漢江奇跡”，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被譽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復興樣板”。

然而，韓國資源匱乏，是嚴重依賴對外貿易的外向型經濟體，國際能源價格波動或經濟震蕩都會對韓國經濟發展和企業經營造成深重影響。韓國國民要生活甚至生存下去，就必須發揮150%的努力，以艱苦奮斗的精神承擔更多工作，企業家群體更是如此。

因此，我們要敘述韓國百年商業史，并非說韓國已有百年歷史，而是一段概括，從上世紀初的政治、經濟環境和商業、產業萌芽起筆，將韓國商業的發展脈絡娓娓道來、徐徐展開。

本文選自新生代企業傳記作者、財經作家陳潤和資深媒體人邢曉鳳的作品《韓國商業100年》的序言《財閥的力量》

一

大而不能倒

韓國學者林炳潤曾指出：“財團就是韓國經濟之全部的比喻，并非夸大其詞。由于財團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和發揮的作用如此巨大，故可以說，沒有對財團的理解，就不能理解韓國的經濟。”

林炳潤所言非虛。《第一財經》2023年11月發布的文章《坐擁 10家世界 500強 控制韓國 50%GDP!解密韓國四大財閥》指出，2022年，韓國 GDP 達到 1.67 萬億美元，其中 95% 的財富被財閥掌控，三星、現代，SK、LG四大財閥坐擁10家世界500強，幾乎控制了韓國經濟的半壁江山。過去10年，韓國財閥的勢力不僅沒有因為改革而被削弱，反而愈加強大，財富集中度更高，壟斷地位更強，對國計民生的影響力更大。

20 世紀 80年代末，韓國“反托拉斯法”將總資產在4000億韓元(約合5億美元)以上的大型企業集團統一劃為財閥，在那個階段韓國有 43 家財閥，共涉及 672家企業。財閥在商業和經濟發展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正如美國電影《教父》所說:"巨大財富的背后，都隱藏著罪惡。”財閥主導型經濟幾乎可以與“政商勾結"“權貴資本”畫等號，自1948年韓國成立以來，幾乎歷任韓國總統都深陷丑間，甚至身敗名裂禍根就是財閥導致畸形政商關系的勾連和博弈。

韓國政經真可調成也財閥、敗也財閥。看似多黨輪流執政，實則財閥當國。財閥對于韓國乃至全球商業的影響，很難以好壞優劣論定，它是在非常復雜的時代背景中形成并發展起來的獨特企業形態。

總結來看，韓國財閥模式具有以下五大特點。

1

第一，政商結盟。

歐美和以日本為代表的東南亞家族財團都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壟斷地位是通過市場手段并購、重組實現的，而韓國財閥是在政府扶持、政策干預的不完全市場競爭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家族財團與政府權力的聯系超過全球任何其他國家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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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家族集權。

財閥由家族控制核心企業，控股公司即最高司令部，以法人持股方式占有旗下企業，家族股份和子公司互相持股，實現所有權控制。盡管家族在財閥中的持股通常不超過10%，外部股東股權占50% 以上，比如李氏家族占三星總股本不到2%，但通過龐大的交叉持股體系牢牢掌控了74家企業。而且，創始人家族成員幾乎占據財閥公司 2/3 以上的總裁、經理和董事席位，這種對經營權的掌控依靠家族世襲而不斷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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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多元化戰略。

財閥經營領域涵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范圍無所不包。例如，三星集團涉及航空、化工、紡織、保險、證券、電子、造船、建筑、鋼鐵、旅游、傳媒等數十個行業，現代集團涉足汽車、造船、鋼鐵、航空、家具、化妝品、百貨、金融、石化、鐵路、建筑、保險等十幾個產業。多元化既與自身能力半徑擴大有關，更是各財閥之間競爭所驅動，與“第一主義”的精神激勵分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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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集群化、規模化。

由于政府的鼓勵、引導和扶持，財閥在擴張過程中規模日益龐大，形成一個個巨型產業集群，逐漸對韓國的資源資金、市場形成高度壟斷，每家財閥旗下公司數量都是數十家、上百家，三星在 1999 年子公司達到159家。要知道，韓國的領土面積和人口規模僅與中國浙江省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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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高負債經營。

財閥高速擴張，急劇膨脹，需要大量資金投入，但資本來源主要靠借貸而不是利潤積累或發行股票，這種轉嫁風險的方式將政府、民眾與財閥捆綁得更緊密，以確保“大而不倒”。1997年，韓國前 30 大財閥平均負債率達到521.5%，有些甚至將近 4000%，金融危機發生后，大量企業破產，政府為此支出168萬億韓幣救市，最終只收回 87 萬億韓幣，民眾發起“攢金運動”，捐獻金銀首飾價值達 22億美元。有評論犀利指出，財閥“將伴隨企業的風險轉嫁給政府和民眾，而成功的時候又卷走其全部的利潤”。

從積極因素看，這五大特點讓韓國財閥具備快速崛起的資源優勢和全球擴張的競爭實力，但弊端似乎更多：政商結盟滋生社會腐敗；家族集權造成體系封閉；盲目擴張導致效率低下；規模龐大形成絕對壟斷；"大而不倒”加劇金融風險。對于政府而言，這些問題都不再是經濟問題，而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

幾乎每位韓國總統上臺時都意氣風發地提出改革計劃，對財閥頑疾痛心疾首，下決心刮骨療毒，卻總是黯然收場。因為隨著反腐和改革的深入，他們無一例外會發現親戚朋友都深陷其中，與財閥有糾維不清的利益瓜葛。

可見，財閥當國，仍將是韓國政壇的潛規則。總統坐鎮青瓦臺，財閥掌控隱權力。

二

“小國大商”的啟示

1961年，韓國人均收入只有82美元，被列為世界上最貧困國家之一，到2022年達到 3.599萬美元，進入發達國家行列。韓國只用了半個世紀，就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的歷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教授表示，韓國發展的特色在于其走出了一條“壓縮式發展道路”，并在短期內走上“價值鏈的高端”。這種“小國大商”的獨特經濟發展模式，其核心優勢在于政府動用大量國家資源扶持幾家大財閥，使其有足夠多的資金和資源快速擴張，進入高端領域。與此同時，大量經濟、社會、政治矛盾凸顯，財閥成為當前韓國最大的隱憂。

已故美國經濟學家曼瑟·奧爾森曾指出:"經濟增長——特別是快速的經濟增長——經常涉及生產方式的巨大變革。生產方式的巨大變革將引起不同產業重要性的巨大變化、勞動力需求的變化及產品的地緣配置的變化，并導致人們生活、工作方式和地點的巨大變化。特別是經濟增長意味著收入分配的巨大變革。此外，經濟增長意味著快速的經濟變革，經濟變革必然引起社會混亂。明顯的，不管是經濟增長的受益者還是受損者都將成為一種不穩定的力量。”經濟增長意味著國家發展，也導致分配不公、社會分化和不穩定因素增多。

作為韓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財閥必然擔當引起社會不穩定的罪魁禍首之惡名，可是，政府責任不能因此撒得一干二凈。當然，這些問題都不足以讓我們對財閥全盤否定。包括政商關系在內，從經營管理角度來看，韓國財閥對中國商業經營者、管理者至少有六點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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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

政府作用有限。伴隨著財閥的成長，韓國政府以"有形之手”干預市場行為，不僅從外部以政策、行政手段調控、引導，還介入企業治理結構、產業方向、管控方式等各個方面，對財權、人權、事權皆有深淺不一的影響，直接造成政府與企業權責銷位。

這種情況在中國也很普遍，大型國企也存在政企不分現象，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要轉變政府職能，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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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效率比規模更重要。

韓國政府以“高層建筑型”戰略布局重點扶持"據點企業"，催生財閥膨脹、擴張，規模大，效率卻不斷下降。而且，大企業的發展通常以犧牲中小企業利益為代價，引發中小企業主和民眾不滿。

中國企業追求規模的潮流日趨明顯，中國企業進入世界 500 強排行榜的數量逐年增長，但很多“500強"實際是“500大"，大而不強，企業要創新、轉型，重在提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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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多元化布局，專業化經營。

韓國財閥普遍采取多元化戰略，產業繁多，關聯度低，幾乎80%的業務與核心領域無關，依然經營得風生水起，許多中國企業家前往韓國參觀考察后內心膨脹，盲目仿。企業應該專業化還是多元化，應該由“范圍經濟"決定，如果因為專業化而喪失必要的范圍經濟，就應該適當多元化；如果離開范圍經濟大舉擴張，多元化就喪失了優勢。應該圍繞核心業務擴張，但是在人才、制造、管控、營銷等各環節都要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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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借助資本，適度負債。

韓國財閥的融資方式主要是借貸，由各子公司互相擔保或者政府擔保，實際上銀行對于負債企業的約束力很低，一旦破產、崩盤，對政府、企業、民眾的信心都是打擊、摧殘，牽連甚廣。

中國企業在融資方面存在兩個極端:一種不敢負債，以自有資金緩慢發展；另一種融資無門，不惜拆借高利貸維持。經營者的思維需要轉變，政府在投融資方面的工作更需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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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家族控股，制度“接班”。

盡管韓國財閥的家族高度集權制度有諸多弊端，但這種管控模式仍然值得中國民營企業借鑒。西方管理文化的最大問題是缺乏主人翁精神，企業被資本市場、經理人的業績、利潤導向裹挾，從而淡化價值觀，因此家族控股很重要。不過，家族企業應該遵循現代化的企業管理制度，實行股東、董事會、經營層三權分立，建立放權機制、培養機制、激勵機制、約束機制，培養職業經理人，讓制度“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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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警惕政商結盟。

韓國財閥都有深不見底的強硬政府背景，因政商結盟形成特權而強大，比如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喆的父親是韓國前總統李承晚的至交，大宇集團創始人金宇中的父親是韓國前總統樸正熙的恩師，現代集團的創始人鄭周永與樸正熙私交甚罵，他們利用子女聯姻、贊助選舉等方式與政界結盟，關系盤根錯節。可是，與韓國歷任總統悲劇收場一樣，大部分韓國財閥都難以善終，幾乎所有人都遭受過政治打擊。政商結盟是一味甜美的毒藥，服用需謹慎。客觀來說，政商關系離不開，更靠不住。

讀懂財閥，就是讀懂韓國商業史、經濟史和政商博弈史。作為近鄰，韓國商業在很多方面可以作為中國企業的一面鏡子，正衣冠、明得失，學習三星的"第一主義”，做到“大而不倒”，實現基業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