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一下子刷到這么多英文帖子？”

最近，打開小紅書，很多人發現，大批自稱“TikTok難民”的美國用戶蜂擁而至，有做自我介紹的，有分享萌寵的，有自愿“輔導英語”的，還有主動表達學習中文訴求的......

而咱本土用戶的熱情歡迎也讓美國網民們直呼這個中國社交媒體平臺“太友好了”！

這是咋回事？

許多“TikTok難民”表示，他們之所以來到小紅書，是為了應對TikTok可能面臨的封禁。而下載、入駐中國社交媒體平臺小紅書，卻不選擇美國其他社交媒體APP，更像是美國民眾的一種“抗議”。

這不禁讓人想起最近南開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知名作者熊培云在近期出版的新書《人的消逝》里的一篇文章，關于精英和大眾的各自反叛，關于寡頭政治與“網絡直接民主”。

文 | 熊培云

精英和大眾各自反叛

精英主義（Elitism）通常被理解為由少數具備知識、財富與地位的社會精英來管理國家與社會。與之相反的是民粹主義。精英主義走過了頭，便會進入寡頭政治；正如與它冤家路窄的民粹主義一旦上升可能會直接導致暴民政治。

然而，盡管有許多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爭論，“何為精英”卻很難有一個準確的定義。在不同的語境下，精英的內涵也不盡相同。

作為正面標簽時，精英意味著舍我其誰的責任感、敢為天下先的開創精神，以及一流的稟賦與才能。他們包括改革家、發明家、經濟能人、優秀的學者、藝術家，以及社會運動倡導者，等等。作為負面標簽時，精英則被矮化為唯利是圖的政治壓榨機和社會財富的汲取者；與他們有關的身份是養尊處優的統治階級，包括地主、資本家、教士，以及其他在大革命時期大眾反叛的對象或各種利益集團。按帕累托的精英循環論，任何社會都有少數精英和被統治的廣大民眾之分。歷史更迭的背后，是一群精英被另一群精英所取代，這也算是精英之間的自然流動。

平等的激情一直左右著人類的歷史，有科幻作家甚至想到未來的某種結局：由人工智能為人類建立等貴賤、均貧富的社會，如果大家厭倦了，想過不平等生活的最好辦法就是定期抽簽了。

為什么沙漠里的沙礫大小相等，河灘上的鵝卵石被磨成圓形？為什么吹起一個氣球，針一扎，里面的氣體便會自動跑出去？同樣兩個房間的空氣密度總是會保持一樣。所有這一切都印證著熵增原理（在孤立系統中，熵增總是大于或等于零，即△S≥0）。盡管人類以某種意志追求有序，建立文明，然而混亂或者趨于平等是宇宙第一神秘。當一種秩序建立起來，慢慢會進入混亂和失序狀態，直到人的意志與行動再次介入，建立新的秩序。當說這也是人類文明不斷演進的動力，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精英更替與其說是進步，不如說是變化。

具體到精英循環的形成，除了代際更迭，還因為沒有哪一群精英能夠在各個領域完勝。而為了讓精英有更好的用武之地，精英主義者畏懼盧梭的“人民主權論”和“公意”等古典民主主義理想。在托克維爾看來，大眾不但缺乏歷史感、自我意識和義務意識，甚至還會以其繁盛的欲望和平庸構成對有理性、有創造力的少數社會精英的壓迫。面對大革命的壓力，托克維爾的世紀之問是：“難道誰會以為，民主在摧毀了封建制度和打倒了國王以后，就會在中產階級和有錢人面前退卻？”盡管并不否定民主的價值，但托克維爾毫不諱言，相較于民主，他“無比崇尚的是自由”。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談到，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可能變得富裕、文雅、華麗，甚至輝煌，平頭百姓可能也會覺得自己很強大，但是“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地下降”。而伏爾泰更是直言不諱：“如果大眾開始推理了，我們可就遇到麻煩了。”他甚至主張給人民這條老牛一副牛軛、一根趕牛棒和一些飼料。

如果遇到難決之事就在政治上訴諸全民公決，這在他們看來不過是精英階層在“逃避責任”或者在政治上的無能。由于這種高高在上的態度，精英主義者容易被一般民眾認為藐視大眾。尤其在眾聲喧嘩的互聯網時代，當民粹主義甚囂塵上之時，傳統精英的沒落也就在所難免。

他們正在重新迎回“陶片放逐”（Ostracism）時代。這不僅體現在政治層面代議制民主正在被“網絡直接民主”擠壓、文化層面意義生產的權威已經垮掉，更體現在整個時代在價值觀層面的無序性，以及精英階層在責任與路徑上的雙重坍塌。正如 2009 年由科德爾·巴克（Cordell Barker）執導的動畫短片《火車快飛》（Runaway）所辛辣諷刺的：當司機不好好開車，而是沉迷于尋歡作樂；當危機來臨時，精英群體不試圖從根本上消除危機，而是將底層剝個精光，以轉嫁危機，最后的結果必然是一毀俱毀。

每個人的光亮

克里斯托弗·海耶斯在《精英的黃昏：后精英政治時代的美國》中展開了一連串衰敗圖景。作為精英政治樣板的美國，過去十年的民調顯示，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它“行進在錯誤的軌道上”，不僅政治上腐敗無能，而且幾乎所有支柱性體制都出了問題。從法院以 5 ∶ 4 的表決結果把小布什送上總統寶座開始，美國安全局沒能阻止 19 個拿著小刀的男子，政客和記者用假情報把美國拖進伊拉克戰爭。接下來是各行各業丑聞迭出，而群眾運動也愈演愈烈。2011 年，克林頓甚至公開承認了精英政治的失敗。按海耶斯的說法，精英政治消除了種族、性別和性取向等方面的不平等，卻又在原地上建立起了新的等級制，甚至是一種“才能上的貴族制”。

盡管如此，海耶斯也承認“精英 - 大眾”結構貫穿著人類歷史。亞里士多德有言：“從誕生的一刻起，有些人就被貼上了服從的標簽，而有些人則是發號施令。”而經濟學家帕累托、巴萊特等人很早就注意到了“二八法則”或者“關鍵少數法則”（Vital Few Rule）、“不重要多數法則”（Trivial Many Rule）。而現在墮落與瀆職的精英與只顧眼前利益的多數再次走到了一起。

近百年前，奧爾特加·加塞特言猶在耳：“我們這個時代的典型特征：平庸的心智盡管自知平庸，卻理直氣壯地要求平庸的權利，并把它強加于自己觸角所及的一切地方。”這句話在今天這個時代同樣顯得意味深長。康德的啟蒙論調早已作古，互聯網時代的狂謬是，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站在光亮處，只有世界是暗的。

雙重悲劇

1957 年，安·蘭德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一書由美國蘭登書屋出版。據說，這部小說曾被 12 家出版社退稿，出版后同樣遭遇如潮惡評。不過，在自由市場條件下，該書很快暢銷無比，因為它提倡“自私的美德”，公開為資本家辯護，在美國該書被奉為“自私圣經”。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便是蘭德的信徒。

作為一部有關“強者罷工”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同樣試圖為精英主義辯護。當強者拋棄了弱者，世界即刻跌進了無邊的黑暗。與此同時，由出逃精英組成的社群卻像世外桃源。這些精英包括自私而精明的商人、科學家、藝術家等。在這個世外桃源里，維系人心的紐帶不是道德，而是象征自由交換和公平正義的金錢。

對于一個社會而言，最可怕的是雙重悲劇——精英失去了心靈，大眾失去了頭腦。20世紀20—30年代，加塞特借助《大眾的反叛》揭示了烏合之眾的危險。幾十年后，克里斯托弗·拉希在《精英的反叛》中分析了精英的墮落。在加塞特的筆下，精英和大眾的構成本來就是一種動態平衡的組合。大眾不是簡單的勞動階層，而精英也不是高人一等的特權階層，他們之間的區別只是一種人對自己提出嚴格的要求，并賦予自己重大的責任和使命；另一種人則放任自流——尤其對自己，在這些人看來，“生活總是處在既定的狀態之中，沒有必要作出任何改善的努力——他們就像水流中漂浮的浮標，游移不定，隨遇而安”。而拉希看到的是，在國際市場的追名逐利取代了對故國家園的忠誠，整齊劃一的精英教育取代了對個性和創造力的培養，娛樂至上的信息轟炸取代了教育大眾的初衷，精心策劃的政治作秀取代了為民謀利的民主辯論……美國的所謂精英已背棄了民主和平等的信仰，普通大眾卻在為消除他們造成的亂局而苦苦掙扎。

無論是大眾的反叛，還是精英的反叛，二者都給時代帶來了巨大的混亂。就像一列向前飛奔的火車，司機與乘客打作一團。若要結束這場混亂，最好的協調辦法是精英能夠尊重民主的價值觀，并肩負起精英的道義之責；而大眾能夠尊重精英的方法論，承認“術業有專攻”和社會分層的重要性。

《人的消逝：

從原子彈、互聯網到人工智能》

作者 ：熊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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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中，熊培云以原子彈為思緒的起點，進而延展到互聯網構建的新型文明，及至近年來欣欣向榮的人工智能，系統、廣闊地分享了自己近年來的思考。試圖在科技一往無前的當下，喚醒“人何以為人”的意識。

熊培云

熊培云，1973 年生于江西永修，畢業于南開大學、巴黎大學，主修歷史學、法學、傳播學與文學。曾任《南風窗》駐歐洲記者，《新京報》首席評論員。香港大學、東京大學、牛津大學訪問學者，“理想國譯叢”創始主編委員之一。現執教于南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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