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這才是戰爭：抗美援朝（第一卷）敵我詳情及初戰》的第9篇連載，在書中位列第六章 根源在于美軍的軍事思想和理論。

從第三章起，本書用四個章節講述美軍的軍事思想、理論和學說。只有講清楚這個問題，才能搞清楚世界頭號軍事強國的軍隊，為什么在戰爭中的表現會是那個樣子？

其中從本文起的第五章和第六章是本書最重要的章節之一。

本文前篇：美軍的派系和山頭斗爭

號稱世界最強的美軍，為什么連弱小國家的軍隊都打不過？

美國的計劃，用核武器炸平俄國

朝鮮戰爭初期，美軍居然打不過朝鮮人民軍，這到底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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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根源在于美軍的軍事思想和理論

美軍的軍事思想是典型的西方軍事思想，又帶有深深的美國印記。

要認識戰爭初期美軍的真實戰斗力水平，1949年版的《野戰條令FM 100-5》是重點考察對象。從戰斗條令的角度來說，美軍1949年版的FM 100-5似乎已經涵蓋方方面面。1954年美軍本寧堡步兵學校編寫的《韓國的教訓》在開篇就認為美軍的軍事理論是健全的，它寫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從陸軍到排的指揮官，都認為我們的基本理論是健全的。它經受住了德國和日本這兩個軍事素質不同的勁敵的最嚴峻考驗。我們在朝鮮的指揮官重申了我們理論的合理性，”但本寧堡方面被迫承認，“但在應用中存在許多不足。使用該理論的錯誤技巧可能是由于對其意圖的不完全理解。”[1]

實際上，美軍的軍事理論只是處于起步階段，并沒有深刻的認識，對于各種概念、術語只停留在表面的歸納。比如，美軍規定了“包圍”，實際上美軍并不真正明白“包圍”的精髓是什么。美軍的理論是基于依靠火力和進攻行動來掌握主動權。

二戰后期美國戰爭部長羅伯特·P·帕特森的觀點就是最典型的，他認為：“火力的大小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殺死的敵人多于敵人殺死你的數量，那么你就贏了。如果你不能，你被打敗了。”而帕特森的觀點代表了當時美軍的普遍觀點。[2]

美國作家羅素·F·韋格利寫道：“在戰略史上，美國戰爭觀所采取的方向使大多數美國戰略家在美國戰略的大部分時間里都成為了消耗戰的戰略家。起初，當美國的軍事資源仍然匱乏時，美國在培養消耗戰略家方面取得了良好的開端；但這個國家的財富及其在戰爭中采取的無限目標縮短了這一發展，直到消耗戰略成為美國在戰爭中的典型方式。”[3]

美軍俘虜和志愿軍一起唱歌

二戰時美國人的答案是空中力量、火力和后勤，這也是美國今天所依賴的答案。從作戰風險的角度來說，美國的戰爭方式導致過度依賴火力來消除作戰風險。當美軍指揮官面臨風險時，他們傾向于立即尋求增加火力——更多的近距離空中支援、更多的火炮或更多的增援是美軍應對風險的傳統方法。這種對火力的癡迷帶來了高昂的代價，即通過火力進行殲滅的文化大大降低了美軍指揮官思考其他方案的能力。在美國的戰爭方式中，機動只是為了獲得位置優勢，以發揮火力。美軍少校喬恩·W·梅雷迪思認為：“這種心態的問題在于，它在美國軍隊中已經變得非常普遍。”[4]

這是因為西方的軍事思維一貫如此，在這種消耗戰的思維下，軍事指揮官尋求通過有利于己的戰斗交換率來削弱對方的實力。在戰術層面，因為目標是殺傷敵人，成功是通過對方“死亡人數”來衡量的。然而因為對方一樣擁有作戰能力，最終雙方通常都會傷亡慘重，而擁有更多資源的一方最后會獲勝。實質就是比拼國力、比武器裝備、比鋼鐵、比工業制造力、比動員能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凡爾登戰役，德國號稱要把“法國的血流干”，然而由于德軍并不具備對法軍的壓倒性優勢，法軍通過大規模的運輸給予了有力的后勤保障，最終成為了同樣把“德國的血流干”。

但是，這樣的觀點并沒有錯，因為戰爭本身就是力的對抗、體系的對抗、國力的對抗，在現代戰爭中用更多、更強的火力（或技術優勢）壓倒敵人是天經地義的作戰方式。只不過對軍事理論的認知必須全面，不能只偏重于某個方面。

西方的軍事思維是典型的火力消耗戰的思維，而中國的軍事思維則非常注重機動作戰（美軍眼里）。這其實和對作戰中的空間權和時間權的理解、掌握的深淺程度有關。作戰中最重要的就是時間權和空間權，掌握“兩權”，自然就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

如何掌握“兩權”，美國人的概念是堆砌自己的實力，在技術、在裝備上壓倒對方獲取“兩權”，在“兩權”被自己掌握的情況下，摧毀對方的戰爭潛力、破壞對方的戰爭能力、殺傷對方的軍隊人員裝備。思路完全沒有錯，這是戰爭的正道，也是軍事科學。但軍事學除了科學外，還有“藝術”，什么叫“軍事藝術”或“作戰藝術”？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效率，最大化的減少自己的成本，最大化的發揮自己的實力，最大化的打擊對方。

所以中國的軍事思維并不是美國人在朝鮮戰場看到的機動作戰，而是戰略、作戰的塑形能力。中國的軍事理論極其重視作戰塑形，力求在開戰前就通過一系列的動作，取得有利的戰場態勢，方才進入作戰，哪怕自己處于劣勢一方，依然力求戰場局部優勢。

什么叫作戰塑形？就是正確估計敵我實力，正確分析敵我優劣，充分利用間接路線，通過向敵方展示自己的軍形來調動敵人，通過隱匿自己的軍形來欺騙敵人，逼迫敵人露出自己的薄弱環節或找出敵人的薄弱環節，通過戰場機動，形成有利于自己的戰場態勢，從而發起打擊。

因為外在表現通常為戰場機動，所以看起來機動作戰就成了中國軍事思維的代名詞。實際上，是通過戰場機動搶占要點以獲取空間權，通過戰場機動先敵進入有利位置以獲取時間權，這只是作戰塑形的一部分。這就是作戰藝術。如何贏得戰斗是作戰科學，如何最有效率的贏得戰斗是作戰藝術。

美軍上將克拉克簽署停戰協議

這就是美軍不能快速擊敗朝鮮人民軍的最根本原因。美軍在各方面都擁有優勢，但未能充分利用，作戰效率太差。其中關鍵的一條就是美軍沒有利用自己強大的機動優勢，以強大的裝甲特遣隊在航空兵掩護下對朝鮮人民軍的后方進行大規模的、深遠的突擊和迂回。美軍做了一些嘗試，但都是淺嘗輒止，原因都是因為感覺作戰風險太大。優勢一方不愿意冒風險是常見的，但如果不敢大膽穿插，僅憑步兵與朝鮮人民軍在一個個山頭反復爭奪，反而只會大量增加傷亡，而且往往還會徒勞無功。

美軍1949年版的《野戰條令FM 100-5》規定：“(指揮官的)評估通常需要快速思考，只考慮基本因素。在戰役中，很少能獲得關于敵人的完整情報。在緊急情況下，因為信息不完整而推遲行動表明缺乏強有力的領導，并可能導致機會的喪失。有時，這種情況可能需要承擔適當的風險。” [5]這就是典型，美軍規定了，但美軍做不到。美軍少校喬恩·梅雷迪思評論道：“美軍雖然以創新、主動性和機動性為榮，但實際上幾乎完全依靠數量、消耗和火力來應對風險。中國人的答案是欺騙、機動和準備。依賴于壓倒性后勤和空中優勢的大型機械化部隊的經驗教訓在當今環境中仍然適用。”[6]

但美軍中并不缺乏有識之士，美軍《步兵雜志》1950年1月號發表了一篇有先見之明的文章，描述了芬蘭陸軍的“莫提戰術”（“切割、切片和包圍敵人”），[7]但沒有引起美軍高層的重視。

朝鮮戰爭中美軍最天才的指揮官范弗里特在1953年5月接受美國《生活》月刊采訪時指出：“只有今天的美國陸軍才有高超的領導力和計劃，能夠進行長期的機動攻擊，即運動戰。我們擁有世界上唯一一支可以在前進過程中重新集結的軍隊，在這里大力打擊，然后在其他地方發起進攻，不斷移動，保持全力進攻，從不給敵人休息或防御的機會。”[8]范弗里特已經完全認識到美軍在充分的后勤保障和強大的機動能力的支持下能夠進行持續的進攻行動，能夠在運動中不斷發起攻擊。但范弗里特還沒有認識到，部隊想要貫徹指揮官的意圖在操作層面完成作戰塑形，執行命令的堅決性才是最重要的基礎。而這一點，解放軍是世界各國軍隊都無法比擬的。

現在，美軍終于在21世紀的《作戰FM 3-0》中寫道：“作戰藝術平衡風險和機遇，創造和維持必要的條件，以抓住、保留和利用主動權，并取得決定性的結果。在執行過程中，機會稍縱即逝。創造機會的最可靠手段是接受風險，同時盡量減少對友軍的危害。”[9]但朝鮮戰爭后，美軍并沒有和世界一流的軍隊交戰過，理論是停留在紙面，或是已經深刻理解？還將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