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周恩來在南京雞鳴寺前后三次接受了美國著名記者沃爾特·李勃曼的采訪，暢談個人歷程與革命歷史。

在談及自己的個人經歷和家庭時，周恩來深情地回憶起自己的岳母楊振德，說到：

“我的岳母是個中醫，當她近六十歲的時候，還在紅軍司令部當醫生……她是一位紅軍戰士們敬重的革命老人。”

楊振德老人是鄧穎超的母親。在女兒鄧穎超大約七歲時，丈夫鄧廷忠因病離世。楊振德攜年幼的女兒，輾轉京津，以教書和行醫謀生，含辛茹苦培養女兒鄧穎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8月，鄧穎超在廣州與周恩來結婚后，楊振德就一直跟隨在女兒、女婿身邊，以教書和行醫的收入補貼女兒和女婿的家用和工作，并在大革命失敗時期，以此身份充當女兒、女婿的交通員，為女兒、女婿的革命工作提供掩護。

本期文章，我們就來了解一下楊振德這位做過軍醫、入過國民黨監獄的革命老人自強自立的不平凡的一生。

楊振德又名楊夢醒，1875年出生于湖南長沙。

楊振德的父親思想非常開明，在當時奉守“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社會，楊振德的父親卻鼓勵女兒勤奮攻讀。在楊振德的祖父因錯吃中醫不幸身亡后，楊振德的父親又鼓勵女兒學習中醫，希望女兒有一技之長，能救人救己。

楊振德的童年時期正是晚清光緒帝即位的初年，女性纏足之風盛行，人們還是以“裙下纖纖作弓樣”為美。可楊振德的父親卻堅決反對女性纏足這一社會陋習。

楊父這種開明、反對封建禮教、追求自由的思想對女兒楊振德的思想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湖南長沙，楊家原本是個富足的家庭。可是由于楊振德的叔伯們都不是做生意的料，在楊振德的祖父去世后，楊家就家道中落，生活陷于困頓。

為了謀生，年幼的楊振德隨父母背井離鄉，遷居廣西南寧，父親在衙門里謀得了一份差使。

楊父的薪水很微薄，勉強能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日子雖然過得很艱辛，但一家人能團聚在一起也是苦中有樂，很有溫情的。

不幸的是，在楊振德14歲時，父母相繼離世。這對還是個孩子的楊振德來說是多個沉重的打擊！

但堅強的小楊振德并沒有被這突如其來的家庭變故擊倒，她表現出了與其幼小的年齡并不相稱的堅韌。

因為楊振德有學習中醫的底子，在父母離世后，她發奮鉆研中醫。由于楊振德悟性很高，在學習三年中醫后，她就學有所成，開始能夠為人看病行醫了。

這樣，十幾歲的楊振德在苦難的環境中，依靠自己的勤奮和堅韌，終于能夠自食其力，養活自己了。

楊振德年齡雖小，醫術卻非常高明，又加上她為人和善，所以在當地中也小有名氣。

后來，楊振德在行醫過程中結識了任職廣西南寧的武官鄧廷忠，當時鄧廷忠的妻子已因病離世。

鄧廷忠是朝廷的一位彪勇悍將。他是光緒年間的武進士，曾任光緒帝的御前侍衛。后調任廣西左江南寧游擊。

鄧廷忠在任期間，由于在對法作戰中英勇果敢，受到老將、廣西關外軍務幫辦馮子材的賞識，升職為參將。

在對法的宣光城之戰中，鄧廷忠率部沖鋒陷陣，攻向法軍駐地越南宣光城。

在這場慘烈的戰爭中，鄧廷忠部彈盡糧絕。但鄧廷忠置生死于度外，揮動旗竿，冒死襲殺法軍少校，鄧廷忠因此也身負重傷。

鄧廷忠是一位愛國的武將。楊振德與其相識后，也深深敬佩其舍身為國的鐵血軍人本色。

1900年，“大齡女青年”楊振德嫁給鄧廷忠。

婚后不久，鄧廷忠升職為南寧鎮臺，也就是統管南寧地區綠營軍的總兵，官階正二品。楊振德就成了身份尊貴的二品鎮臺夫人了。

在封建社會中，婦女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她只是從屬于家庭的，是家庭的附屬物。女人不需要拋頭露面，只要遵從“三從四德”，在家庭中相夫教子。

而楊振德骨子里崇尚自由自立，不愿接受這些封建藩籬的束縛。雖然身為鎮臺夫人，她仍然在打理家庭之余，不忘自己的本業，堅持坐堂問診。

這時的楊振德衣食無憂，本可以坐享榮華富貴。但她仍堅持懸壺濟世，一來是因為她懷有為病人解除病痛的慈悲的助人之心，二來是因為她遵從了自己不愿依附家庭的內心。

1904年2月4日，楊振德在廣西南寧生下一女，取乳名玉愛。身為武官的鄧廷忠重男輕女，非常冷落這個剛剛降生的女兒，甚至要將這個女兒送人。

性情剛正、思想開明的楊振德被丈夫激怒了，為了守住這個剛剛降生的小生命，她憤然舉起菜刀，以死相逼丈夫，這才守護住了小女兒。

正是由于母親楊振德剛烈的抗爭，小玉愛才沒有離開母親的身邊。如果當時沒有母親的以死相護，小玉愛離開了媽媽的懷抱，沒有了母親的教導和后來的支持，那么我國歷史上可能就不會出現鄧穎超這位偉大的女性了。

1907年，鄧廷忠攜家人回河南光山老家祭祖。

此時的鄧廷忠在仕途也非常不順，他性情耿直，與上司經常發生不睦。因此鄧廷忠在回河南后，通過關系直接到云南任新軍管帶候補游擊。

正是鄧廷忠的這個決定，被上司向朝廷告發“擅離職守、欺君罔上”。朝廷因此以“恣為弊混、法紀蕩然”為由，將鄧廷忠革職，流放新疆。

面對家庭的重大變故，楊振德沒有被擊垮，她變賣家當，湊足二百兩文銀作為丈夫流放新疆的路費，又以柔弱的雙肩和強大的內心承擔起照顧家庭的重任。

雖然楊振德醫術非常高超，以此來養家是不成問題的。但由于鄧廷忠是朝廷的罪臣，作為犯官親屬的楊振德是不允許在廣西掛牌行醫的。

楊振德為生活所迫，只得攜帶年幼的女兒背井離鄉，輾轉在廣州、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靠做家庭教師和行醫養活自己和女兒。

1910年，楊振德在天津長蘆育嬰堂找到一份醫生的工作。此時的小玉愛也到了入小學的年齡。小玉愛長期隨母親顛沛流離，在母親的教導下，也成長為一個自強、懂事的孩子。在課余時間，她總是在育嬰堂做一些編織工作，力所能及地賺點家用，希望能為母親分擔一點生活的壓力。

1911年，鄧廷忠流放新疆即將期滿。在天津的楊振德收到了丈夫鄧廷忠的來信。

在信中，鄧廷忠告訴楊振德，他的流放期限已滿。不日，他將官復原職，與妻女團聚。

收到家書的楊振德母女自然高興萬分，多年辛酸的生活終于熬出頭了。

但天有不測風云，正當楊振德母女滿懷期待與鄧廷忠團聚時，又傳來消息，鄧廷忠在新疆暴病身亡。

生活到底要給楊振德這個柔韌的女人多少痛苦的打擊！堅強的楊振德強忍喪夫之痛，擦干眼淚，再次站立起來。因為她知道，她是幼小的女兒的羽翼，女兒是她的軟肋，也是她的鎧甲。為了女兒，她不能倒下！

長蘆育嬰堂在1913年初停辦。楊振德又一次失去工作。在朋友的介紹下，她來到北京平民義務學校教書。此時的小玉愛已9歲，也進入該校讀書。在這里，母親楊振德為女兒另取學名鄧文淑。

北京平民義務學校是一所進步的學校，創辦人是進步人士陳翼龍，教職工多為同盟會成員。在這所學校里，楊振德母女開始接受新思想，鄧文淑也接受了愛國、救國的啟蒙教育。

1913夏，陳翼龍準備在京津舉行反袁起義。袁世凱得知消息后，于7月將陳翼龍逮捕，并在一個月后將陳翼龍殺害。北京平民義務學校也因此被袁查封。

就在這個夏天，楊振德和學校的其他教師為陳翼龍收殮后，又攜女兒文淑回到了天津。

在天津，鄧文淑入讀天津女師附小。這時的楊振德沒有固定的工作，由于要供女兒讀書，她同時兼任了四個家庭的家庭教師，教書之余還要在家與女兒編織毛巾，以補貼家用，日子過得非常辛苦。

有一段時間，楊振德失業了，小文淑只得輟學，在家由母親楊振德輔導學習。

就這樣，在母女二人的不懈努力下，雖然過程充滿了艱辛，但小文淑也完成了小學教育。

鄧文淑在小學畢業后，于1915年夏進入直隸女子師范學校（1916年改稱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預科學習。

此時的楊振德仍以擔任家庭教師為生，女兒鄧文淑則住校學習。日子雖然艱辛，但母女倆相互扶持，對生活充滿信心。

在直隸一師，鄧文淑努力學習文化知識，在思想上也不斷追求進步，積極參加學校社團組織的愛國活動。

蔡鍔將軍病逝后，學校校友會組織發起紀念蔡鍔將軍的征文活動。鄧文淑的文章成為入選的四篇佳作之一。在文中，鄧文淑飽含愛國熱情、滿懷救國之志寫道：

“望吾國同胞從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謀國家之進步……世事靡常，豈能一定，安知吾國異日不立于萬國之上哉！”

時至今日，我們在讀到當年鄧穎超的這段振奮人心的語言時，仍然感到熱血沸騰。今天，我們可以驕傲地告訴老人，盛世終于如您所愿，您當年的宏愿已成為現實。

對于女兒的不斷進步，母親楊振德看在眼里，心中深感欣慰。日子雖然苦點，但為了女兒的成長，楊振德認為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鄧文淑積極地投入到這場愛國運動中，并被推選為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講演隊的隊長，此時的鄧穎超只有15歲。

正是在這場運動中，鄧穎超結識了后來成為她終生伴侶的周恩來。

鄧文淑在1920年從直隸一師畢業后，便去了北京的京師國立高等師范附小任教，兩年又回到天津達仁女校任教。這時，鄧文淑開始使用鄧穎超這個名字。

鄧文淑在直隸一師讀書時，她的地理老師白眉初非常喜歡這個聰明的學生，并為她改名“穎斌”。由于鄧文淑不喜歡“斌”字，就自己改作“穎超”。1922年鄧文淑由北京回天津后，正式使用此名。

1925年，鄧穎超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女兒一直追求進步，并最終投身革命。對于女兒的選擇，母親楊振德是擔心女兒的安危的。但是，楊振德不但是位開明的母親，還是位具有愛國思想的母親。

所以，對于女兒鄧穎超走上革命的道路，楊振德是理解的，也是積極支持的。

鄧穎超入黨后，擔任了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

在“五卅慘案”發生后，鄧穎超當選天津各界聯合會主席團主席，投身天津各界群眾的反帝愛國運動，被天津當局通緝。

根據黨組織的安排，1925年7月，鄧穎超與北方局干部李國瑄南下廣州。

楊振德與女兒鄧穎超相依為命，這是二十多年來，母女倆的首次別離。

楊振德心中對女兒有萬般不舍。但既然選擇了革命這條充滿荊棘的道路，為了女兒的安全，為了女兒選擇的事業，她還是在女兒身后，默默支持女兒南下廣州。

同年10月，周恩來與鄧穎超委托周恩來的小弟周恩壽將楊振德護送到廣州。

此時鄧穎超已與周恩來結為伉儷，楊振德也已年滿50歲。但楊振德非常自強自立，不想讓女兒、女婿養活自己，她又在一處中學擔任了教師職務，后又到執信中學做校監。

楊振德對工作非常認真負責。她在做執信中學校監期間，因晚上檢查學生宿舍，碰傷眼睛落下了殘疾。在鄧穎超和周恩來的勸說下，楊振德這才辭掉了工作。

1927年4月，鄧穎超住進廣州德國教會醫院待產。因男嬰體重過大，生產過程中難產沒能保住孩子。

由于在1926年12月，周恩來已調往上海工作，所以，鄧穎超的生產過程都是母親楊振德陪伴照顧的。

當時鄧穎超產后身體非常虛弱，由于四·一二政變發生，時局也變得異常嚴峻。鄧穎超所住的醫院也不是安全之地。

廣東省委婦女部干部陳鐵軍這時受黨組織之托，裝扮成貴婦人進入醫院，通知鄧穎超母女趕快離開廣州！

在醫院醫生的協助下，鄧穎超和母親打扮成護士和女工，乘坐德國領事去香港采購藥品和醫療器械的船只，這才離開了廣州，前往香港。

同年5月1日，鄧穎超與母親由香港輾轉到達上海。

由于當時黨在上海的活動已全面轉入地下，鄧穎超只能以母親楊振德的名義在報紙刊登尋人啟事與周恩來聯系。

周恩來與鄧穎超母女聯系上后，將產后虛弱的鄧穎超送入醫院治療。

但是由于鄧穎超產后不久受時局的影響，車馬勞頓地輾轉香港、上海，情緒緊張，又加上沒有得到及時的休養，所以身體狀況不容樂觀，今后恐怕不宜懷孕。

這個消息對鄧穎超的打擊是巨大的。看著女兒憔悴的面容，楊振德痛在心里，默默陪伴著女兒，悉心照顧著女兒。

當時黨組織在上海面臨的形勢非常嚴峻，楊振德就以行醫看病為名，充當黨組織的地下交通員，幫助女兒、女婿的革命工作，并以行醫所得贊助女兒、女婿的工作經費。

1934年5月，楊振德來到中央蘇區瑞金，與先期到達這里的女兒、女婿團聚。

這時的楊振德已年近60歲，但她仍然不想吃閑飯，就在瑞金的紅軍醫院當了醫生，為傷病戰士服務，并在軍中開設中西醫門診部，為紅軍的衛生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得到了紅軍官兵的深深敬重。

鄧穎超與周恩來隨紅軍長征后，楊振德因年邁被留了下來。在轉移過程中，楊振德在南昌被捕。

當時在法庭上，法官要求楊振德勸女兒鄧穎超脫黨。這位革命的媽媽回懟法官也非常有力：

“女兒的事情，父母管不著，委員長不是也管不了自己的兒子嗎？”

楊振德入獄三年后，直到西安事變發生，國共二次合作，才被釋放出獄，到武漢與女兒團聚。

這時，周恩來也將自己的老父親周劭綱接到武漢與自己一起生活。

但不久后的武漢也不是容身之地。

1938年8月，日軍逼近武漢時，楊振德與周劭綱等八路軍家屬隨工作人員撤退至湖南。

此后，由于日軍步步進逼，楊振德等人又從湖南、貴陽，于1940年秋輾轉撤退重慶。此前，1939年9月，周恩來因骨折赴莫斯治療，并于次年5月回到重慶。

回到重慶后，周恩來夫婦就把楊振德和周劭綱兩位老人接到重慶，與自己團聚。

到達重慶后，楊振德老人的生活總算安頓下來。但這時，老人的年齡已65歲了，長期的顛沛流離，三年的牢獄生活，已極大損害她的健康。

與女兒、女婿團聚幾個月后的11月，一生辛勞的楊振德病倒了，高燒不退。

楊振德自知病體沉疴，大限將至，她慈愛地安慰女兒、女婿：

“我要回老家去了，你們不要難過。”

次日，楊振德老人便與世長辭。

老人一生自強，不愿給別人添麻煩。她在臨終之前還在囑咐身邊的人：“我不重要，不要為我奔忙了！”

楊振德老人14歲父母雙亡，婚后丈夫早逝，獨自拉扯年幼女兒輾轉南北，靠教書和行醫培養出優秀的女兒。她的一生很曲折很坎坷，但她自強自立，給女兒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鄧穎超曾這樣回憶起自己的母親：

“我媽媽是一位平凡的婦女，慈祥的母親，她自強自立，對我的教育和影響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謹以此篇文章向剛強賢良的革命母親楊振德老人致以深深的敬意！

正是這些像楊振德一樣剛強明理的母親，才培育出了鄧穎超這些共和國的優秀、杰出的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