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南模式”的最大價值在于，讓這些地區率先擁抱市場經濟的浪潮。它雖然已經成為一種歷史概念，但奠定了發展的基因，直到今天，依舊對地區發展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撰文丨熊志

全國第二個5000億縣級市，誕生了！

近日，江蘇省轄、無錫代管的江陰市官宣，2024年地區生產總值預計突破5000億元，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標志著江陰成為昆山之后，全國第二個GDP超5000億的縣級市。

江陰、昆山，以及張家港、常熟，這四個縣級市，被稱為江蘇“四小龍”，它們富可敵省會的經濟體量，是江蘇縣域經濟強大的一個縮影。

作為“蘇南模式”的重要代表，江陰、昆山等城市，為什么能將一些省會城市都比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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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級市江陰，在全國的知名度不算高，但它卻擁有諸多響當當的頭銜，比如“中國制造業第一縣”、“中國資本第一縣”。此外，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一村”華西村，以及我們所熟知的服裝品牌海瀾之家，都是江陰出品。

在體現縣域經濟競爭力的百強縣名單上，江陰已經連續多年霸榜，在這背后，是開掛般的經濟增長速度。

數據顯示，江陰的GDP在1993年突破百億元，2007年GDP突破千億，2023年為4960.51億元，這個經濟體量直追南寧、貴陽，比烏魯木齊、呼和浩特、蘭州等省會（首府）城市還要更高。

而到2023年，江陰的年末全市常住人口只有178.51萬人。不到兩百萬人，創造了5000億元的GDP，換算下來，江陰的人均GDP接近28萬元左右，位居全國前列。

全國工商聯發布的2024年民企500強，江陰有12家企業入圍。更夸張的是，作為“中國資本第一縣”，江陰的上市公司數量多達62個，在全國的縣級市中排名第一。

我們知道，江蘇有著“散裝大省”的稱號，大家調侃它下面的各市縣各自為政，從縣域經濟的角度看，這也是因為，下面“能打”的城市太多了，沒有形成斷層式的發展差距。

比如大家熟知的昆山，最強縣級市，2022年的GDP就突破了5000億元大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像蘇州、無錫、南通、常州、泰州所轄的各個縣市，經濟體量全部過了千億。

從地級市到縣級市，每個城市都有幾把刷子，實力不俗，在爭奪發展資源時，自然也會誰也不服誰，形成各領風騷的“散裝”格局。

“蘇南模式”是蘇南地區縣域經濟崛起的關鍵經驗之一，江陰、昆山等地，又是典型的代表，它們的高速發展，折射出“蘇南模式”生命力的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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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江蘇南部的蘇州、無錫、常州、南通等地農民，憑借自身力量，開創性地發展鄉鎮企業，推動非農化進程，這一創新模式被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命名為“蘇南模式”。

其主要特征是：農民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所有制結構以集體經濟為主；鄉鎮政府主導鄉鎮企業的發展；市場調節為主要手段。

“蘇南模式”的最大價值在于，讓這些地區率先擁抱市場經濟的浪潮。它雖然已經成為一種歷史概念，但奠定了發展的基因，直到今天，依舊對地區發展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以江陰為例，它能有今天的經濟和民富水平，民營經濟功不可沒。

當地官方數據提到，江陰民營經濟呈現“778899”的特征，即民營經濟貢獻了全市70%以上的稅收、70%以上的GDP、80%以上的工業經濟總量、80%以上的固定資產投資、90%以上的就業人數和90%左右的企業數量。

而江陰民營經濟的繁榮，很大一層因素在于，當年較早地突破計劃經濟的體制束縛，積極發展鄉鎮企業，進行市場化的改革，從而確立了明晰的產權制度，為民營經濟的后續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回顧江陰的“蘇南模式”，市場化的改革，始終保持著持續推進的態勢。

改革開放初期，江陰便率先邁出了發展社隊企業的步伐，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些企業已成功轉型為鄉鎮企業。

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前后，鄉鎮企業原有的集體經濟模式，因政企不分、權責模糊而逐漸顯露出效率低下的問題。在此背景下，江陰積極應對，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朝著現代企業制度邁進。

據統計，到1996年底，江陰全市共改制形成6家股份有限公司、313家有限責任公司和316家股份合作制企業。到2001年，該市近萬家市屬、集體企業的改制工作基本完成。

這一過程中，集體產權逐步退出，行政權力也不再干預企業經營決策，為民營經濟的發展騰出了充足的空間。

得益于較早進行的企業所有制改造，這些源自集體經濟的企業，擁有了更為清晰的產權結構，得以順利進入資本市場，為孵化上市公司，創造了得天獨厚的制度條件。

同樣，正是由于江陰、昆山等蘇南城市較早地打破了計劃經濟的束縛，秉持市場化的理念，積極對外開放，并深度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它們在改革開放后，很快成為外商投資的重要陣地，利用外資企業的資本、技術溢出效應，帶動了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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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蘇南模式”不行了，蘇南地區要沒落了，類似的聲音不絕于耳。

蘇南地區的發展，當然也面臨著一些問題。

以縣域經濟的代表昆山為例，這里曾是臺商投資的熱土。然而，最近兩年，屢屢傳出臺商撤離的消息，2023年甚至有謠言稱，“昆山當地臺商有三分之一已撤離”。

這些傳言或許不實，但在國際形勢日趨復雜的當下，昆山的產業鏈和供應鏈，難免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戰和影響。

再看江陰，雖然頂著“制造業第一縣”的頭銜，但由于發展模式較為粗放，導致眾多“散亂污”的低端企業涌現。并且，這些企業過度占用土地資源，使得當地的土地開發強度已逼近承載極限。

昆山與江陰所面臨的發展瓶頸，在蘇南地區無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長遠來看，產業鏈處于較低層次，科技創新驅動力不足，新興產業發展緩慢，服務業發展滯后，這些將成為制約區域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這與其說是蘇南的問題，不如說是眾多中小城市的通病。

相比之下，蘇南地區憑借早期的市場化改革，市場經濟、開放意識深入人心，在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懂得恪守邊界，專注于優化營商環境，讓市場力量自由發揮。

因此，蘇南地區在面對轉型挑戰時，擁有更強的自我修復與調整機制。

談及轉型過程中的陣痛，真正值得擔憂的，并非那些早已融入全球市場、市場經濟觀念根深蒂固的蘇南乃至沿海城市，而是那些地處內陸、發展觀念相對保守、民營經濟發展不夠充分的中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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