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我們對政策的效果，往往都有一個誤區，那就是認為政策的落地，往往都是立竿見影的。

但事實上，任何大型政策的落地，都是以調整人，作為最終的落地手段。

而調整人需要花費大量時間，新人來落地政策又需要時間，因此一個大型政策最終落地見效，往往都需要數年的時間。

譬如我們最為熟悉的，基辛格訪華破冰是1971年，徹底宣判“四大金剛”要等到73年，小平同志恢復工作要等到74年。

而這已經是中國速度了，很多西方國家還要等通過選舉來走一遍法律流程，往往耗時更多，這也導致了很多“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局面。

這里，政事堂舉三個大家最為熟悉的例子，

由俄羅斯和以色列發動的特別軍事行動，雖然都是在抓拜登疫情和大選的兩個關鍵Timing點，但究其根源，都是特朗普埋下的種子，導致政治力量的深層調整與改變，給了普京和內塔尼亞胡動手的底氣。

特朗普對以色列：

1、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并遷移大使館，大幅提升了猶太復國主義力量的支持率，

2、支持以色列對敘利亞戈蘭高地的占領并承認為以色列領土，大幅提升了以色列軍方主戰派的力量

3、簽署《亞伯拉罕協議》，使得以色列在中東的友邦數量激增，對手被孤立

4、推動美國政府給予以色列大量的軍事援助與情報支持，極大強化了美國院外援以集團的力量。

特朗普對俄羅斯：

1、大幅縮減了對俄羅斯反對派的資金援助，導致大量親西方派官員被普京清洗出隊伍，

2、在中東、中亞等地區收縮力量，使得俄羅斯軍方主戰派力量激增，

3、減少對俄羅斯能源的制裁力度，使得俄羅斯的能源寡頭們實力激增，歐洲朋友變多，

4、對烏克蘭多次凍結軍事援助，遏制了美國院外援烏集團的力量。

因此，接下來幾年，我們不僅要面對特朗普2.0的一系列沖擊，還會承受拜登四年重塑國際地緣帶來的持續余波，進而形成一個非常復雜的局面。

面對復雜的局面，就要搞清楚誰是潛在的敵人，誰是潛在的朋友。

之前跟大家聊過，這個世界的背后，有兩大主要的利益陣營，一個是制造業集團，一個是金融集團，特朗普是制造業集團推出的代理人，他此番上臺后的主要任務，是通過一系列的國內與國際人事布局，遏制金融集團對制造集團的持續吸血，把利潤揣到制造業集團的兜里。

因此，在這個主要任務之下，他會重新梳理誰是美國的敵人，誰是美國的朋友。

正所謂親不親階級分，全球制造業集團下的各股力量，從普京代表的俄羅斯能源，到小薩勒曼代表的中東能源，以及美國本土的能源集團，都是特朗普制造業集團需要積極主動團結的對象，通過推動他們增產來降低能源成本。

而猶太人則會被分成兩個陣營，一類是依附于全球貿易的金融猶太人，譬如國際資本的代表索羅斯（民主黨），石油美元代表的基辛格（共和黨），都是特朗普打擊的對象，一類是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者，譬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特朗普提名商務部長的盧特尼克，這些是他引以為援的隊友。

搞清楚了陣營關系，有幾個結論可能會顛覆大家的認知。

1、特朗普雖然支持普京與俄烏停火與談判，但是俄烏的長期對抗并不會停止。

因為背后支持烏克蘭跟俄羅斯對抗的是全球金融集團，兩國持續的對抗，會對全球金融集團持續性的放血，會為特朗普在美國國內戰場清剿金融集團提供便利，而且俄羅斯處于制裁狀態才會低于成本的賣油，降低全球通脹。

這跟當年的中美貿易戰有不少的相似之處，特朗普一開始的確是真想停戰，但慢慢會發現保持對抗狀態對他換美利堅房本更有利。

2、特朗普雖然會把巴以沖突停火作為主要功績，但以色列在中東/伊朗的新一輪主動出擊不會停止。

大部分美國和國際觀眾，是分不清猶太復國主義和猶太國際資本的，以色列的猶太復國主義在中東造成的傷亡與惡性事件，很容易被樸素的民眾一股腦扣在特朗普的敵人，美國的猶太資本頭上，這會為特朗普的改革累積強大的民意基礎，以及國際博弈中交易的籌碼。

這個我們也很熟悉，“一切責任都在猶太方”，是緩解改革陣痛的一劑良藥。

3、中美的對抗一定會有，但持續時間和烈度都不遠如特朗普1.0，特朗普也不會過早確定對華政策。

雖然中美高科技領域的長期競爭無解，但短期有緩和的機遇。

因為一方面，特朗普接下來的重心，是對美國與共和黨換房本，他的主要敵人在內部，另一方面，經過過去四年，中國跟猶太人勾兌的國際資本，已經被“有棱有角”的清理差不多，階級屬性已悄然改變。

雙方短期也的確存在共同的敵人，特朗普也要考慮到避免把中國推向全球金融資本陣營。

根據力量和局勢的變化，特朗普除了對對抗外，也在考慮另一種可能方案，接納中國一起向國際金融資本開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