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lma van der Bijl

利維坦按：

荷蘭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為防止安樂死被濫用，設立了三項核心規定：1、只有醫生才能實施安樂死，其他人實施安樂死依然構成犯罪。2、在安樂死的三個階段 （即安樂死實施前、實施過程中及實施后） 都為醫生設置了法定義務。3、設立了“安樂死審查委員會”作為監管機構，監督醫生是否在安樂死三階段都遵守了法定義務。

估計有很多人都很好奇，文中所言“無法忍受的精神痛苦作為安樂死理由”，什么才算是“無法忍受的精神痛苦”呢？荷蘭的立法并未予以明確界定。從荷蘭醫學和法律界實踐來看，這主要包括三種情況：1、醫學上公認的不治之癥晚期 （例如癌癥晚期） ，2、老年癡呆癥，3、某些精神疾病。

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夏日清晨，佐伊（Zo?）打開了手機上的倒計時日歷。時間赫然顯示：零天七小時。

還有七個小時。這就是渴望某件事的壞處：等待似乎無比漫長。為了打發時間，她沿著萊頓（Leiden）的運河散步。“這是我最后一次在這里了，”她心想。她漫步經過一家有機薯條店、一家餐館，還有幾周前她偶爾喝杯金湯力的咖啡館露臺。

2023年6月19日——是22歲的佐伊獲準結束自己生命的那一天。她原本選擇的是18日，因為這個數字有象征意義。1代表將自己放在首位，8是橫躺的無限符號，象征著永恒。然而，當精神科醫生通知她安樂死會推遲一天時，她在脖子上已經文了一個18。

佐伊后頸下文的數字18。? Selma van der Bijl

佐伊穿過街道，回到了她過去幾周所居住的臨終關懷醫院。一個黑色靈車從通往花園的小巷里緩緩駛出。她停住了腳步：那輛靈車是為她準備的。棺材就在車里。

“想看看嗎？”殯葬服務負責人伊芙琳（Evelien）問道。

“可以，”佐伊低聲說。

這時她注意到了女人T恤上的字樣：“Ook al is alles kut, er is altijd liefde.”（生活糟透了，但愛永存）

伊芙琳指了指司機：“她也穿著同樣的T恤。”

“生活糟透了”是佐伊的座右銘，這些T恤是為今天特別定制的。佐伊自己則會穿一件白色的裙子走完最后一程。白色，因為她的生活已經足夠黑暗了。

終于到了下午兩點。在她的臥室里，佐伊擁抱了每一個人：她的母親、弟弟、一位在看護機構里認識的朋友，以及她的心理醫生保羅（Paul）。她躺在床上，面對窗戶，窗上貼滿了照片。這是一小塊美好回憶的拼貼：她的第一次跳傘、和媽媽一起去巴塞羅那、和奶奶一起在澤蘭度假、和朋友去海灘。

她害怕自己會在呼吸停止時仍具有意識。

所有人圍在床邊。伊芙琳站在床頭。她答應過佐伊，在她死后一段時間內，會一直和她說話。

精神科醫生最后一次逐步解釋整個過程：“第一針會麻痹你的靜脈。”

佐伊全身冒汗，心跳加速。

“第二針會讓你停止呼吸，隨后很快就會死亡。”

為了遵守安樂死相關法律，精神科醫生必須問最后一個問題：“你確定嗎？”

佐伊開始哭泣，起初只是輕輕地抽泣，但當她看到精神科醫生拿著的注射器時，哭泣聲變成了嚎啕。她害怕自己會在呼吸停止時仍具有意識。佐伊的母親也在哭。

佐伊走到臨終關懷的花園里，去見一直在外面等待這一切結束的弟弟。她抽了一支煙，和精神科醫生一起散步，并與伊芙琳一起聽了他們為她葬禮挑選的鋼琴曲。

下午三點半，她給所有聯系人發了一條信息：“親愛的大家，我在最后一刻改變了主意，今天不會死了。對于可能引起的任何恐慌，我深表歉意。”

佐伊生活在荷蘭，這是世界上三個將無法忍受的精神痛苦作為安樂死理由的國家之一。根據荷蘭安樂死審查委員會的統計數據，去年有138人因此選擇安樂死。其中22人未滿30歲[1]。

說服家人和精神科醫生同意她結束生命，佐伊花了四年時間。然而在最后一刻，她決定不再繼續。

第二天，她從臥室的窗戶上揭下了那些照片。既然她不再打算死去，她必須離開臨終關懷醫院。但她不知道該去哪里。在進入臨終關懷之前，她是獨自居住的，但她已經退租。她的母親也認為讓佐伊搬回家并不是一個好主意。

知道自己有權選擇死亡曾讓佐伊找到了一種她從未想過會有的內心平靜。但現在，焦慮像回旋鏢一樣迅速襲來。她害怕。害怕自己無法從深淵中爬出來，但更害怕別人對她改變主意的評判。人們會怎么看她的突然轉變？還有，為什么昨天的消息發出后，大家都保持沉默？

“生活糟透了，我只能這么說。”佐伊在WhatsApp上說，2023年6月20日

佐伊曾想死，因為她無法、也不愿意忍受童年創傷帶來的后果。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比如洗澡、刷牙、穿衣服和睡在自己的床上，都會觸發最可怕的記憶，讓她再次經歷那些場景。噩夢幾乎讓她無法入睡，有時她只能靠液體維持生存，因為她無法忍受固體食物在嘴里的感覺。

我第一次見到佐伊是在臨終關懷醫院，那時距離她計劃的死亡日期還有兩周。在接下來的18個月里，我們會交談大約40次，并互發超過200條信息。但在第一天，她始終沒有直視我的眼睛，聲音聽起來既細小又脆弱。由于藥物的作用，她時不時地在說話時結巴。“我的生活根本稱不上生活，只能算是一種茍且偷生，”她對我說。

佐伊終于打破了長期的沉默，談起了她在7歲到15歲之間遭受的虐待。她從未向警方報案，也沒有任何人因此而被定罪。小時候，她不知道該怎么表達；而到了青少年時期，她深感羞恥。為了緩解精神上的痛苦，同時也作為一種自我懲罰，她開始對自己施加身體上的痛苦。她割傷、燒傷自己，停止進食，并陷入酗酒和吸毒的泥潭。她什么都愿意做，只為了忘記。這也是一種求救的方式。她無法主動提出問題，但也許有人會問她為什么要這樣做？

有一次她確實敞開心扉，那時她14歲，正在接受進食障礙的治療。但她信任的那名醫療專業人員什么也沒做，這讓佐伊得出了一個結論：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并不嚴重。于是一個新的“真相”在她的腦海里扎根了：她一文不值，是個戲精，一個愛吸引他人注意力的人。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錯。畢竟，她本可以說不，不是嗎？她和自己達成了一個協議：再也不要和任何人談起發生過的事情。

她在學校受到欺凌，在心理健康專業人士那里得到了許多診斷：焦慮癥、厭食癥、抑郁癥、邊緣性人格障礙等等。這些最終被歸結為一個單一的診斷：嚴重童年創傷導致的復雜性創傷后應激障礙（CPTSD）。

佐伊的其他所有癥狀都源于此，在接下來的十年里，她接受了各種的治療：認知行為療法、創意療法、圖式療法、家庭療法、眼動脫敏與再處理療法（EMDR）、改善自我形象的練習、八種不同的抗抑郁藥和21輪電休克治療。沒有一種治療對她產生效果。

也難怪，因為她的潛在創傷從未被真正處理過。但佐伊并不這樣認為。她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是那個沒有努力治愈好自己的人。因為害怕讓別人失望或被別人失望，她拒絕了所有對她投來的好意。她感到孤獨。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想死的念頭開始扎根。15歲時的第一次自殺嘗試后，她被送往一家診所。從那以后，她輟學，頻繁進出診所，與治療師相處的時間比和朋友在一起的時間還多。

2023年6月20日，佐伊正在臨終關懷醫院里將東西塞進一個粉紅色的行李箱，準備離開。這時她接到了心理醫生保羅的電話。他在一家精神病醫院的急診科為她找到了一張床位，她可以馬上搬進去。

“我絕不會去那里，”她說。保羅告訴她，她已經知道卻不想聽到的話：她別無選擇。要么去急診病房，要么去流浪者收容所。

佐伊離開臨終關懷后去的診所就像一個小村莊。一片低矮磚樓的迷宮，濕氣斑駁，位于一個新建住宅區的盡頭。診所旁邊是一家醫院。每次佐伊聽到救護車聲，她的腿就開始顫抖。她討厭這個診所，但同時又覺得這里像家一樣。她在這種地方度過了太多時間，對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她熟悉微波爐餐點和天花板，也熟悉伴隨而來的行為。

她已經有兩年半沒有割傷自己了，但現在她忍不住了。在她想出的所有自毀方式中，割傷是最有效的屏蔽精神痛苦的辦法。“我試圖通過割傷或燒傷盡可能多的皮膚，為新的、干凈的皮膚騰出空間，”她在一張紙上寫道。她的房間里到處都是寫滿思緒的便簽。

她的衣柜上貼著一張白色卡片，上面寫著“我真的想要這樣嗎？”自從她18歲時在安樂死專業中心注冊以來，這張卡片就一直伴隨著她。她每天至少要看十幾次這個問題，她的答案從未如此明確。

“當我沒死成的時候，所有人都很生氣，要不然他們就是都出去度假了，”她在7月中旬我探訪診所時對我說，“現在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地覺得自己必須死，因為如果我不死，大家都會很惱火。”

“我很難承認，但這是四個半月以來我第一次洗澡。”佐伊在WhatsApp上說，2023年9月7日

后來她的心理醫生保羅向我解釋說，她周圍的人都疏遠了她，因為他們不知道該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緒。但佐伊卻覺得自己被拋棄了。她整天待在床上“控制自己的情緒爆發”。在這些爆發期間，她會劇烈地顫抖，有時甚至失去意識。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像是癲癇，但發作是她身體釋放情緒緊張的方式。

2023年4月，佐伊（右）和一位朋友在荷蘭角港海灘。? Selma van der Bijl

安樂死專業中心告訴佐伊，他們愿意討論重新啟動安樂死程序。但她需要一個固定的住址，而這可能需要一些時間解決。她正處于海牙支持性居住機構的候補名單上。但他們的條件是她必須停止自殘。

在去海牙看護機構面試的前一天，佐伊特意待在外面一整天。她去了一個慈善商店，在超市買了一個蘋果派，還和診所的工作人員及一個朋友散步。但當晚，她在自己的房間里崩潰了。她的頭似乎要爆炸了。如果他們拒絕了她怎么辦？那樣的話她就無法安樂死。那將是一切的終結。她只想抓起剃刀片傷害自己。

凌晨一點，服用了安眠藥的她搖搖晃晃地來到急診室，又縫了針。

“我希望他們能說，‘下周就安排上了’，但我知道這不現實。”佐伊抽了無數根煙。 當時是9月底，佐伊 仍然留在診所。安樂死專業中心的精神科醫生稍后會來拜訪她。她打算重新申請死亡許可。

佐伊穿著一件西裝外套，涂了鮮紅色的指甲油。 “偽裝到成功為止，”她笑著說。 我問她是否擔心別人會覺得她狀態不錯。

“對我來說，情況正好相反，”佐伊說， “當你看到我穿西裝外套或襯衫時，說明我已經到了谷底。 ”

最終，她覺得自己能夠完全坦誠地談起一件特定的創傷事件。這是第一次。

“為什么你覺得這次可以進行了？ 發生了什么變化？ ”我和她在外面散步時問道。 她說，她仍然害怕注射可能不起作用，因為她的身體已經習慣了大量的藥物。 但最近幾個月是決定性的： 她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無望。“我依然害怕，但比起死亡，我更害怕我不得不繼續過下去的生活。”

我們一起望向遠方。 烏鴉在頭頂呱呱叫。 “我以為你也許能重新開始，”我說。

“怎么可能？ ”她聳了聳肩， “我沒有地方可去。 沒有人愿意接納我。 我能做什么呢？ 我連學業都沒完成。 ”她解釋說，在她的高中畢業考試之前，她就已經被送進了精神病院。

2023年6月，佐伊在安樂死當天穿的裙子。? Selma van der Bijl

這一次，她覺得自己可以完成安樂死。她最近向警方舉報了虐待行為。雖然這不會作為正式聲明處理，因為她需要詳細說明發生了什么，而她甚至無法向治療師講述這些，更別提向剛認識的警察說了。但舉報虐待是她在死前必須要做的一件事。

當佐伊和精神科醫生交談時，我在診所她的房間里等著。 她從急診病房轉到了常規住院病房，但房間一模一樣： 一張床，一個洗手盆，一張桌子和一個衣柜。

在那張寫著“我真的想要這樣嗎？ ”的卡片旁邊，貼著她葬禮卡片，上面是2023年6月她身穿白裙站在海灘上的照片，風吹起她深色及肩的頭發。 我看著她的床，上面有一個癟了的斑馬形狀的氦氣球。 這是病房里另一位病人送給她的，因為佐伊手臂上有像斑馬條紋一樣的割傷痕跡。

四十五分鐘后，門開了。

“怎么樣？ ”

她給了我一個擁抱。 “一切順利，”她輕聲說道， “我得先去抽根煙。 ”

安樂死程序在她原定死亡日期三個月后重新啟動。 她又與精神科醫生進行了對話，以證明她的痛苦是無法忍受的。 第一次的對話讓她百感交集。 精神科醫生確認了她的痛苦，看不到她的未來，這讓人感到不安，但同時也讓她感到一種認同感。

和上次一樣，佐伊打算在最后一刻仍然繼續接受治療，只為證明自己已經盡了一切可能。 她每周和保羅進行兩次創傷治療。 他一年前開始為她治療。 她告訴我，10月去見保羅的路上，他們最初的關系很困難。“保羅是個男人，我不信任男人。”

漸漸地，一切都改變了。保羅沒有放棄。他堅持繼續治療，盡管佐伊被認為已經嘗試過所有可能的治療方法。最終，她覺得自己能夠完全坦誠地談起一件特定的創傷事件。這是第一次。“如果我死了而沒有告訴任何人，那個傷害我的人就贏了。能夠坦誠地講出這一切，對我來說是一種個人的勝利，”她對我說。

在去見保羅的路上，她的腿一直不停地發抖。她說那是戒斷癥狀。她的奧沙西泮劑量已經減到25毫克——比我們四個月前第一次見面時少了20倍。她腳邊放著一個印有紅色愛心的帆布袋，里面裝著一只泰迪熊、紙巾、薰衣草精油、減壓球、一條用來拉扯的圍巾，以及一種名為“硬糖果”的甜點。她會在洗澡時含一顆這種糖，以確保自己留在“現在”，而不會被拖回“過去”。

一周后，她給我發了一條消息：“我暫時停止安樂死的過程了。”我立刻打電話給她。“你選擇繼續活下去，這真是太好了，”我說。

但佐伊并不這么看。她并不是選擇活著，只是暫時沒有選擇死亡。

我問她：那么你選擇了什么？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顯然，不存在“稍微死一點”這種情況，但佐伊的世界在那一刻并非黑白分明。“我有點兒灰色，”她說。

她的意思是，她同時保留了兩種選擇：生與死。一個來自專業中心的發言人告訴我，佐伊暫停安樂死過程的決定并不罕見：大約40%的因精神痛苦而申請安樂死的患者最終都會撤回申請。中心為佐伊提供了空間，讓她探索自己是否真的想要死亡，而與此同時，她和保羅會努力解決她的創傷問題，以幫助她找到生活的可能性。

那天我們的對話斷斷續續。為什么她會難以表達自己？“我的一生都被定義為‘那個想要死去的女孩’，所以如果沒有了這種愿望，我又是誰？”她說。

到12月底，佐伊已經在診所里待了六個月。醫療團隊認為是時候讓她繼續前進了：如果想要嘗試生活，就不能一直留在精神病院。社會工作者為她提交了一份緊急申請，希望她能獲得一種“支持性住房”。這是一種為30歲以下、無法獨立生活但又不需要留在機構中的精神健康問題患者提供的住宿形式。居民一起用餐，可以獲得必要的幫助，目標是最終能夠獨立生活。

在荷蘭，有數千名年輕人排隊等待這種類型的住房；等待時間可能長達兩年。因此，當佐伊在不到兩周后收到咨詢邀請時，她感到十分意外。2024年1月15日，她收拾好她的粉紅色行李箱，離開了診所，搬到了鹿特丹市中心的新住所。

“我已經到了一個階段，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想活下去，但我不知道該怎么活。”

她終于能夠自力更生了。她開始跑步，戒了煙，還三年來第一次看了牙醫——這是一個巨大的個人成就。周末，她和朋友一起參觀博物館，去看望祖父母，并留宿在母親家。偶爾，她會喝一杯金湯力酒。如果說還有一刻充滿希望，那就是現在了。

但她的好朋友梅麗莎（Melissa）對此并不買賬。這位在青少年時期接受治療時結識的好友問：“埃絲特（Esther）怎么樣了？”這是她們吃午餐時的對話之一。埃絲特是梅麗莎曾寄給佐伊的一張明信片上的鴕鳥，這只鳥象征著佐伊把頭埋在沙子里的傾向。跑步、穿得光鮮、戒煙——梅麗莎覺得這些都是因為她試圖回避一些沒有解決的問題。

“佐伊總是會暗示一點東西，”梅麗莎告訴我，“如果你了解她，你會覺得她在試圖告訴你什么。”

佐伊哼了一聲，但她知道朋友說得有道理。

暫停第二次安樂死過程后的一段時間里，一切似乎都很順利。但現在，她開始感到期望的重壓。“我一心想著不辜負別人的期望。我不想讓任何人失望，因為我有讓人失望的過去，”佐伊低聲說，“我已經到了一個階段，我比任何時候都更想活下去，但我不知道該怎么活。”

于是，她開始模仿她認為應該有的生活方式。鍛煉、家庭聚會、博物館之旅。與此同時，她感覺糟透了。她沒有尋求幫助，一如既往地通過自殘和自我毀滅應對焦慮。當她的焦慮加劇時，她會在街上漫無目的地徘徊。有一次，當她的母親打電話問她在哪兒時，佐伊震驚地發現自己站在鐵軌旁。后來她解釋說，那并不是因為她想死，而是因為她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2月28日，她到了崩潰的邊緣。那天早上9點，離開診所一個半月后，她讓祖父母帶她回到了診所。

她錯了嗎？生活真的不適合她嗎？她又回到了這該死的診所。房間不同了，但故事還是一樣的。照片、寫著座右銘的便簽、串燈——她再次把它們掛起來后，整天躺在床上盯著它們看。她想要逃避一切和所有人，但在精神病院里這并不容易。“我討厭這個地方，”當她在走廊里遇到身體治療師伊麗絲（Iris）時，她失聲痛哭起來。這位女士抱住了她，輕輕地前后搖晃著她。

佐伊知道，這種“我想盡快離開這里”的階段通常會持續大約三天。之后，她會開始感到舒適，而診所會逐漸讓她感受到一種社區歸屬感。某種程度上，這甚至更讓人害怕。在“現實世界”中，她被期望自力更生，而這種社區的歸屬感卻是她現實中無法擁有的。

“為什么我做不到呢？”她問心理醫生，她發現自己難以擺脫對診所的依賴。

心理醫生回答說：“我覺得你渴望成為一個孩子。”

“我從沒有機會當過孩子，”佐伊低聲說。

“而診所是你最接近所渴望的安全感和保障的地方。”

2024年1月，佐伊參加創意藝術治療課程。? Selma van der Bijl

她像經驗豐富的旅行者一樣，將衣物卷起來。先是褲子和連衣裙，然后是小件衣物填補縫隙。佐伊正在為另一場搬遷打包她的粉色行李箱。2024年4月，她即將前往阿姆斯特爾芬（Amstelveen）的一家診所，接受密集的創傷治療。她已經等待了10個月的時間。我答應開車送她去母親家，讓她在那里過夜，第二天再前往治療中心。

她把行李箱抬上車后備廂。一位前來送別的護理人員說道：“我去度假一周時也會用這種行李箱。但她的行李箱里裝的是她的整個生活。”

護理人員給了佐伊一個擁抱：“再見了，小麻雀。”

“她走了，”護理人員說，“這是新階段的開始。”

一個新的階段。我不知道佐伊是否也這么認為。我開著車穿過醫院大樓。一切都是灰暗而凄涼的；窗戶前掛著破舊的窗簾，人行道上散落著煙頭。“一切可能是我恢復的第一階段，”佐伊說，“以前一切都圍繞死亡，現在我為了自己而努力。之后再看情況吧。”

我們回到她在鹿特丹的家里拿些東西。沿著兩段樓梯往上走，樓道彌漫著濕毛巾和香煙的氣味，但佐伊的房間卻清新而舒適。墻上貼滿了照片和寫著格言的紙片。在我們準備離開時，她迅速從墻上撕下一張，上面寫著：“我決定，我可以做到一切。”她笑了。

在車上，我問她：“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到一切呢？”

“我會去非洲，”她說，“參與一個兒童項目。”

她告訴我，她想學習社會工作，但由于沒完成學業，她需要參加入學考試。她已經查了考試日期。“無論我有多低落，我都下定決心去做。”

但為了邁向社會工作課程，她的創傷癥狀必須得到改善。她希望擺脫持續的記憶閃回，能夠正常洗澡、進食和睡覺，從而按時起床并遵守約定。為此，她開始了密集的創傷治療。她很擔心：“如果治療不起作用怎么辦？”

一個月后，她回到鹿特丹。“我其實還挺好的，”我們見面吃冰淇淋時，她說。這種感覺對她來說已經很久沒有過了。

我試圖弄清她為什么感覺好了一些。她說是因為團體氛圍不錯，有條理的生活她也喜歡，并且她已經停止服用長期以來大量服用的抗焦慮藥物。但最重要的是，因為治療帶來了突破：“我把一切都說出來了，包括以前從未提起的事情。”

死亡并未完全離開她的生活。她幾乎每天都還會想到它。“當別人覺得是遛狗時間的時候，我在想：我今天想死嗎？”但死亡不再占據主導，而是伴隨著生活。

“我并不后悔申請安樂死的過程，”她說，“離死亡那么近，讓我看到了生命的珍貴。我不會一直都很好，但我現在知道隧道盡頭有光。”

佐伊的經歷印證了研究人員羅絲莉·普隆克（Rosalie Pronk）的研究成果：當安樂死被視為一種真實選項，患者感到被看見和被傾聽時，求死的愿望可能減輕，甚至完全消失。

“我沒通過入學考試，”她發信息說，“你能期待什么呢？我錯過了五年的學業！”

盡管考試沒通過，她很快注冊了成人教育課程，從秋季開始重新修完高中學業。她明白，建立新生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在她第一次嘗試安樂死的周年紀念日，佐伊按計劃完成了所有安排。她先去跑步，然后乘火車去見保羅——他們一起吃了一塊草莓蛋糕，上面插著一根蠟燭——隨后她前往萊頓，回到一年前選擇活下來的地方。

在路上，她為自己買了花。她的包里裝著一個小罐子，里面是一些字條。這是她設計的一個儀式，涉及到詢問親朋好友兩個問題：他們是如何看待她的？他們對她的期望是什么？

她走過有機薯條店和餐館，在咖啡館的露臺上停下來喝了一杯金湯力。走到通往臨終關懷花園的小巷入口時，她猶豫了一下。這是去年靈車停靠的地方。而現在，她帶著花和滿載新生活信息的袋子站在這里。

在臨終關懷花園里，陽光灑在草地上，她一朵一朵地放下花，每放下一朵花，她就念出一張字條上的信息。“脆弱并不是弱點，”一張字條上寫道。另一張則寫著：“最美麗的人生往往是復雜的。”

建筑中一扇窗戶正開著，正好在她頭頂上方。我疑惑地看著她，她點了點頭。往事就是在那里發生的。

幾周后，佐伊和家人一起去度假了。9月，她開始了成人教育課程，為取得高中畢業文憑而努力。在她的支持性住房里，她每周為15名室友做兩次飯。她仍然經歷著創傷癥狀，專注力也有些困難。但她充滿樂觀：“我已經戰勝了死亡，所以我也會戰勝生活。”

（為保護隱私，文中“佐伊”為化名）

參考文獻：

[1]english.euthanasiecommissie.nl/

文/Stephanie Bakker

譯/gross

校對/tim

原文/www.theguardian.com/society/ng-interactive/2024/dec/17/euthanasia-assisted-dying-netherlands-stephanie-bak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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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