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劉子超的中亞游記《失落的衛星》讓我們從封閉的家中漫游到異域，這本書獲得豆瓣年度中國文學（非小說類）第一名。

中亞之旅后，我們一直等待著他再度出發。四年后，終于，他帶回新作《血與蜜之地：穿越巴爾干的旅程》。

從北到南，由冬入春，這一次，劉子超帶領我們穿越素有“歐洲火藥桶”之稱的巴爾干半島。8個國家，23個城鎮，再度見證世界的細碎與廣闊。

《血與蜜之地》出版后再次獲得眾多讀者和名家的推薦，先后獲評《文學報》、搜狐文化、探照燈書評人好書榜等權威機構的年度好書，劉子超本人更是獲得豆瓣“年度作者”的殊榮。

著名詩人北島長期關注劉子超的寫作，他在讀完新作后如此評價：“劉子超的新作《血與蜜之地》以獨特的角度進一步拓展人類生存的視野。他越寫越好，作為中文讀者之一，我為他驕傲，并期待那尋找異鄉的路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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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媒體人梁文道也同樣贊賞劉子超在寫作上的飛躍：“在短短五年之間，劉子超以驚人的寫作能力，重新塑造了中國旅行書寫的面目和版圖?！?/p>

從漫游中歐的驚艷首作《午夜降臨前抵達》，再到最新的厚重之作《血與蜜之地》，劉子超的旅行文學之路已經走過漫長的十年，這既是對世界的細致觀察，也是對人類命運的深刻反思。他用細膩而富有張力的筆觸，將異域的風土人情和復雜歷史呈現于讀者眼前，為中國文學注入了鮮活的生命力。

下面，我們就通過劉子超的自述，回顧他走過的路，遇見的人，親身經歷的世界變化。

旅行就是與人相遇

劉子超

我是劉子超，是一名作家。這些年我寫過四本旅行文學：《午夜降臨前抵達》（關于中歐）、《沿著季風的方向》（關于印度和東南亞）、《失落的衛星》（關于中亞），最新的一本叫《血與蜜之地》（關于巴爾干）。它們有一個共同點：都是一位中文作家對世界經驗的表達。對我來說，世界就像一幅拼圖，而我想用未來更長的時間，以一個中文作家的視角，將這幅拼圖拼貼完成。

某種意義上，《血與蜜之地》可以算作我的第一本書《午夜降臨前抵達》的續篇?！段缫菇蹬R前抵達》講的是我在歐洲腹地的見聞：從柏林出發，漫游歐洲大陸，到達意大利的邊境城市、巴爾干半島的門戶——的里雅斯特?！堆c蜜之地》則是十年后從的里雅斯特啟程，穿越巴爾干半島，最終抵達半島最南端的城市——雅典。

回首旅行寫作的這十年，我發現自己漸漸得出了一個樸素的觀點：旅行寫作的核心，不僅是從外部旁觀，更需要深入接觸和理解那里的人——書寫人類的命運如何在漫長的時間、記憶和地理的褶皺中發揮作用，是我的寫作所要追尋的目標。

觀念雖然重要，實踐則需要面對更多意料之外的挑戰。比如寫完《失落的衛星》之后，疫情驟然而至，打亂了我接下來的計劃。在度過了最初的忙亂后，我去了拉薩，找了份工作，同時等待重新上路的機會——我以為不會等待太久。

三年過去了。

2022年11月，我才有機會再次啟程。我先飛到巴黎，卻被告知行李落在了北京——機場的工作人員似乎已經對國際托運變得陌生。同樣變得陌生的還有眼前的世界——如果說嚴肅的旅行是一門藝術，在最初的一個月里，我發現自己僵硬而笨拙。

因為疫情原因，下一班從國內飛往巴黎的航班要在一周以后，而最近一趟航班是三四天后飛往荷蘭的阿姆斯特丹。為了拿到行李，我只能往北走，穿過法國北部，進入尼德蘭地區。我在比利時、荷蘭閑逛了一陣，走訪了幾家修道院啤酒廠。我發現，酒廠附近有大片大片的墓地，全都埋葬著一戰陣亡的士兵，幾個人共用一個墓碑。

我當時有了一個想法，是否可以寫一本關于戰場的書。從比利時到荷蘭，是一戰的西線戰場，繼續深入歐洲中部，就會經過二戰的戰場。再從這里往南走到巴爾干，就會抵達南斯拉夫解體戰爭的戰場。而往東走，就會進入俄烏戰場。

一戰士兵墓碑群

我拿到行李箱后，就按照這個想法往東走，走過德國、波蘭、捷克，再進入奧地利。我重訪了《午夜降臨前抵達》中寫到的一些舊游處——德累斯頓、布拉格、維也納、的里雅斯特。我發現我依舊喜歡那些地方，不僅是因為那份久違的自由，也因為附著在那些地方的回憶。

不過，關于《戰場》這本書的想法在進入奧地利后，有了一些變化。在維也納的陸軍歷史博物館，我看到費迪南大公遇刺時身穿的天藍色制服，領口是一個小小的彈孔——正是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普林西普的一槍，點燃了一戰的戰火，造成了我在比利時看到的那么多人的死亡。

費迪南大公遇刺時身穿的制服

接著，在奧地利南部的格拉茨美術館，我又看到了波黑女藝術家卡里梅奇的作品《波斯尼亞女孩》，背景就是20世紀90年代南斯拉夫內戰期間發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種族大屠殺。

斯雷布雷尼察位于波黑東部，緊鄰塞爾維亞邊境，是塞族共和國境內的一塊穆斯林飛地。1995年7月，波黑戰爭已近尾聲，這里發生了一起震驚世界的種族屠殺事件。

藝術作品《波斯尼亞女孩》

波黑塞族軍隊在拉特科·姆拉迪奇將軍的指揮下，占領了聯合國劃定的“安全區”，在短短數日內屠殺了近八千名波什尼亞克族男性。這場慘絕人寰的屠殺，后來被國際刑事法庭定性為種族滅絕，成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洲最嚴重的種族屠殺事件。

當時我非常震驚：在我們認為已經和平的1990年代，歐洲大陸上竟然還有種族屠殺發生。這讓我突然意識到，巴爾干本身就隱藏著足夠多的歷史和故事，擁有足夠的深度。

十年前，在寫《午夜降臨前抵達》時，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似乎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民族主義常被視為一種陳舊過時之物。然而，過去十年的現實表明，一股強勁的民族主義浪潮正在重新席卷世界。全球化的副作用、移民潮與難民潮、科技革命帶來的不確定性，讓越來越多的人感到孤立無援，因而重新投入民族主義的懷抱，尋求慰藉和意義。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巴爾干半島，重新尋找那些“血與蜜”的印跡，或許會讓這段旅程和這本書都多一分現實意義。

我并非學者，而是希望懷揣一顆作家的敏感之心，以探尋的視角，帶領讀者一起深入陌生之境。如果說，一路上的城市和鄉村是點，我的行走是線，那么我在旅途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就是寫作的主軸。

每一次陌生的相遇都是一次邂逅，像交錯而過的流星，劃出火花。我想要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火花，因為我知道每一個人的故事，既屬于他自身，同時也是那片土地的切片。

在波黑的城市莫斯塔爾，我遇到了一個和我年齡相仿的銀行職員達米爾。

對波黑的名字，大家或許并不陌生。它曾經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我們耳熟能詳的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橋》、《地下》等都發生在波黑。

波黑雖然名義上是一個國家，但是兩個實體各自維護著獨立的主權和邊界，各自擁有總統、總理、各部長等政府機關、議會、警察。代頓和平協議雖然停止了戰火，卻未能實現深層次的民族和解。所以，時至今日，波黑仍像一顆懸掛的定時炸彈，內部的緊張關系隨時可能再次引發沖突。

我去莫斯塔爾，到那里是為了去看一座奧斯曼時代的老橋——那是波黑最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不過，當我來到莫斯塔爾以后，我驚訝地發現，盡管波黑戰爭已經結束近三十年，莫斯塔爾的市景卻像定格在了那時一樣：街邊的建筑物布滿彈孔，被炮彈炸毀的房子就那么留在原處。

莫斯塔爾的老橋和被炸毀的房子

莫斯塔爾本身也是一座分裂的城市。這座城市有兩套郵政系統、兩個汽車站、兩支消防隊、兩所綜合性醫院、兩家電力公司、兩支足球隊、兩個垃圾回收廠和兩家熱門夜總會。它們涇渭分明地服務于這座城市的兩個主要族群：波什尼亞克族和克羅地亞族。

兩個族群的界線分明，沿著城中一條南北走向、與內雷特瓦河平行的大道形成事實上的分界線：波什尼亞克族居住在分界線以東，克羅地亞族居住在分界線以西，而大多數塞族人已經逃離此地。

這條分界線曾是戰爭期間的前線，沿途隨處可見彈孔和廢墟。盡管分界線早已失去原有的軍事意義，但它仍然深深地印刻在人們心中。時至今日，兩個民族的居民依舊很少越過這條界線，甚至有許多年長者再未去過對方一側。這就是為什么幾乎所有公共設施都有兩個的原因——每邊一個。

不過，我后來得知，有一個例外存在：莫斯塔爾唯一的大型購物中心坐落在克族一側。有時，一些追求時尚的波什尼亞克女孩會跨過分界線，去購物中心里的ZARA購買新款服裝。

時至今日，這條分界線就像一條長長的刀疤，成為人們心中不可磨滅的傷痕，也像某種隱喻，揭示了莫斯塔爾乃至整個波黑，為何至今仍陷于一種半癱瘓的狀態。

莫斯塔爾街景

在波黑，三個主要族群——波什尼亞克族、克族和塞族——在多數問題上意見不一，但失業問題嚴重是他們難得的共識。受到腐敗、裙帶關系和經濟停滯的影響，波黑是世界上失業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在這樣的背景下，莫斯塔爾的旅游業成為當地居民能賺到一點錢的少數機會。

我就是這樣認識的達米爾。他出生于莫斯塔爾郊外的一座克族村落，在城里的一家銀行工作。我請他開車陪我去莫斯塔爾西南的克族聚居地轉轉。我們談妥了價錢——他會提供車輛，兼任司機和向導。他的開價相當合理，盡管那是個工作日的上午，他還是承諾會在一小時內與我碰面。

我們坐上達米爾的車，進入地勢崎嶇的山區。這里算是巴爾干最貧窮的地區之一。當地有句諺語，只有蛇、石頭和法西斯組織“烏斯塔沙”才會在這里生長。實際上，這片土地至今依舊是民族主義情緒最高漲的地區。你會意識到，很多時候，貧窮與激進互為因果，相互維系。

莫斯塔爾街景

我們那天一起轉了很久，聊了很多，但我一直有一個好奇：既然達米爾在銀行工作，怎么能在上班時間跑出來？

達米爾解釋說，莫斯塔爾的薪資水平很低，即便像他這樣的白領，每月也只有寥寥幾千塊錢。雖然晉升之后薪水自然會多一些，還有拿回扣的機會，但他就是無意于此。

據他自述，盡管已經工作多年，他寧愿待在職場底層。平時既不應酬同事，也不巴結領導。大家都清楚他無意爭權奪利，所以只要他做好本職工作，沒人會介意他是否遲到早退。

我跟他說，中國有一個詞，叫“躺平”，形容的就是他這種生活態度的人。我為達米爾詳細講解了“躺平”的含義，以為會引起他的共鳴。沒想到他聽后反問：“你們又不是生活在波黑，為什么要‘躺平’？”

我當時愣住了，沒想到他會這么回答。他接著說，你平時不會在新聞上看到我們。但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說明我們已經陷入大麻煩了。因為只有發生大麻煩的時候，外界才會關注我們。其余的時候，我們都被輕蔑地忽略掉了。

后來，他帶我去了當地的一座圣山——據說圣母瑪利亞曾在山上顯靈。我們爬到山頂，眺望波黑腹地的綿綿群山。

眺望波黑腹地的圣山

達米爾跟我談起他對未來的一些打算。他說，帶我出來這趟給了他一些靈感。他覺得日后可以做點小生意，帶來莫斯塔爾的外國客人做一些一日游項目。

不過，對于這個計劃，他還有些不確定。他最大的擔憂是，大多數來到莫斯塔爾的游客都是為了看老城和老橋——而這些都是波什尼亞克人的地盤，他不可能插足進去。

我隨口提議：“你可以考慮帶他們來這座圣山?！?/p>

他說：“你覺得除了天主教徒，會有人想來這里嗎？”

我說：“有啊，比如我?！?/p>

但這個回答顯然沒能讓他感到安慰。于是我又鼓勵他說：“起步階段肯定有難度，但如果堅持下去，成功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也許下次我們再見，你已經是大企業家了！”

這時，達米爾轉過頭，靜靜地審視我，就像偵探在檢查案發現場的蛛絲馬跡。

他說：“你看，這就是我們之間的差別。你從中國來，一開口就是如何成就一番大事業。你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中長大，你的成長經驗告訴你，只要持之以恒，就能取得成功。但我在巴爾干長大，在一個四分五裂的城市，一個分崩離析的國家，我對未來從來沒有那么多樂觀的幻想。對我來說，每月多賺幾百塊錢，就已經很滿足了?！?/p>

這個故事一直令我難忘。一方面是因為，我看到了民族主義一旦超過劑量的后果；另一方面是因為，我意識到我們所說的“競爭”甚至是“內卷”，在某些地方竟然被視為一種奢侈。

作為作家，我的寫作源于一種沖動：去觀察、去記錄這個世界的變遷，不囿于抽象的理念，而是細致地捕捉那些交織的細節。而在這流動的洪流中，人始終是推動與承載一切的核心。

人的生存經驗如同歷史長河中的卵石，從此刻向未來延伸，勾勒出世界演化的脈絡。通過旅行和寫作，我拾起這些石子，讓它們漸漸疊加，構建出屬于我的世界，而這個世界，也許比現實更為深邃與穩固。

或許，這就是旅行與寫作的價值所在，也是我始終投入其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