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毅超

前段時間，馬斯克與紅脖子MAGA群體因為H1B簽證的問題在社交媒體上展開了激烈交鋒。馬斯克一方主張繼續保留H1B，填補美國在高科技人才方面的數量短缺；紅脖子一方主張廢除H1B，避免外來人口進一步流入美國。

各方勢力也積極參與到這一議題中。比如承諾將與馬斯克所領導的政府效率部合作減少國防經費的桑德斯就公開炮轟馬斯克，認為H1B簽證是事實上的奴隸制，或者說進口的廉價勞動力。特朗普的前軍師史蒂夫·班農將矛頭直指大型科技寡頭，認為移民對西方文明構成了威脅。

馬斯克與MAGA的賽博斗爭自然讓不少人興奮不已。那些因為哈里斯敗選而悶悶不樂的民主黨人更是將喜聞樂見和幸災樂禍寫在臉上。尤其是當不少MAGA支持者高呼“三權合一”獲得完全執政權的情況下，任何共和黨的內部斗爭都會成為反對者的嘲諷理由。

客觀而言，特朗普“三權歸一”的說法確有夸大的嫌疑。共和黨在眾議院的優勢非常微弱，稍有不慎就可能導致議案流產，民主黨支持者的嘲笑是一種正常的輿論反動。當然上述事實并不妨礙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的強勢地位，行政命令可能是他依賴更多的工具。

更值得關注的是，馬斯克和紅脖子爭論背后所折射出的緊張關系。這不僅僅是自由意志主義者和傳統保守主義者的結構性沖突，更是文化共同體始終難以處理的血緣困境。

眼下美國正是陷入這樣一場國本之爭：南非裔的馬克斯是不是美國人？印度裔們是不是美國人？或者說，到底誰才是美國人？

南非裔馬斯克和印度裔拉瓦斯瓦米

自由意志主義如是說

正如筆者之前文章所強調的那樣，馬斯克絕不能視為保守主義者，他對特朗普的支持更多是傳統保守主義者與自由意志主義者策略性結盟的結果。兩者結盟的原因在于在特定重大議題上的重合。

為了更好地解釋這一問題，筆者將首先回答這樣兩個問題，即什么是自由意志主義者，以及為什么馬斯克是一個自由意志主義者。

雖然小部分學者抱有異議，但大部分學者都承認自由意志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譜系學聯系。甚至比起左翼自由主義或者進步自由主義而言，自由意志主義可能更多分享到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特征。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是抽象個體的獨立地位，這具體表現在個人選擇自由的擴大化。

用霍布斯的話說，“自由一詞就其本意說來，指的是沒有阻礙的狀況……自由人一詞根據這種公認的本意來說，指的是在其力量和智慧所能辦到的事物中，可以不受阻礙地做他所愿意做的事情的人。”在這種結構下，國家，或者說任何組織都與自由存在緊張關系。

但考慮到人類不完美的政治現實，這種組織或者國家又必須存在。國家，或者說任何組織的權力都必須盡可能加以限制。套用潘恩的說法，政府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種“必要之惡”。可以說，自由主義和個人無政府主義的緣分在一開始就已注定。由于無政府主義的極端性，古典自由主義的主張事實上演變為經濟上的放任主義和政治上的小政府主義。

20世紀的羅斯福新政改變了自由主義敘事。相當一部分自由主義者投向羅爾斯的懷抱，建立起今日我們更熟悉的進步自由主義敘事。另一部分自由主義者繼續堅持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主張，諾奇克和哈耶克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

諾奇克在《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中對羅爾斯的《正義論》展開了全面進攻。他繼承了洛克的思想，以自我所有權為基礎論證市場經濟體制的公平性。張伯倫打籃球是其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他認為即便按照羅爾斯的方案實現再分配，只要大眾愿意花錢去看張伯倫打籃球，財富就會自然流動再集中。羅爾斯的分配正義理論缺乏真正的連貫性。

羅伯特.諾齊克

在政治上他延續了自由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血統，建立了“最小國家”這一概念。他認為國家本質上也是由“看不見的手”推動形成的，或者說是不同的權利保護協會相互競爭的結果。

哈耶克在今日的賽博空間更為有名。畢竟“哈耶克的大手”已經成為流行的互聯網名言被傳播到各個角落。哈耶克的后輩，同樣出生奧地利學派的羅斯巴德更是成為美國當代自由意志主義的代表人物。自由意志主義的重鎮，卡托研究所就是其所創立的成果之一。

馬斯克的觀點幾乎完美符合當代美國自由意志主義者的形象。縱觀馬斯克的幾十年人生，他在政治上曾經長期傾向民主黨。從2008年開始一直到2020年，他一直公開表示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甚至他在2016年接受CNBC采訪時，支持通過全民基本收入（UBI）方案解決AI興起后人類工作被大量替代的問題。

這乍聽上去非常奇怪，似乎和上文所說的自由市場公平性背道而馳，但這確實是卡托研究所當時非常感興趣的話題。茲沃林斯基甚至專門撰文認為基本收入方案符合自由意志主義的一貫主張——

“對于那些僅通過《通往奴役之路》 中哈耶克論點的二手諷刺畫來了解哈耶克的人來說，他在這里的主張無疑會令人驚訝。但正如我的同事凱文·瓦利爾 (Kevin Vallier)多次證明的 那樣，哈耶克并不反對福利國家本身（即使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也是如此）。至少，他認為福利國家的某些方面是國家可以追求的可行選擇。但上面的段落表明，他可能有一個更強烈的想法——基本收入不僅僅是一種可行選擇，而且是民主合法性的強制性要求——必須實施這項政策，以證明即使是哈耶克國家也會對其公民行使的強制權力是正當的。”或者更準確地說，在這些自由意志主義者看來，全面基本收入是保障選擇自由的重要基礎。

對最小政府的狂熱支持是馬斯克身上另一個自由意志主義特征。如果大家回想起馬斯克所謂的火星政府，非常符合自由意志主義者對最小政府的崇拜。用馬斯克自己的話說，“人民直接民主。法律必須簡短，因為長篇大論會招致欺騙。規則自動失效，以防止官僚主義導致死亡。任何規則都可以被40%的人廢除，以克服惰性。自由。”當然，這種政府假設也非常符合18世紀以來個人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想象。

即便是在轉換政治陣營后，馬斯克的主張依舊具有強烈的自由意志主義特征。比如他支持廢除社交媒體的事實核查制度和拒絕屏蔽俄羅斯媒體，與他對言論自由的強烈信念密切相關；他在投靠特朗普之后所提出的政府效率部門也是自由意志主義者對最小政府的長期執念。

馬斯克的長期主張基本可以轉化為如何讓個人選擇盡可能最大化這一古老的自由意志主義命題，這也是談論馬斯克一切“古怪”想法的思想基礎。畢竟在今日的美國，自由意志主義者是絕對的少數派，他們只能通過與其他意識形態結盟的方式才能獲取更多的影響力。

自由意志主義不是保守主義

在明確馬斯克所代表的自由意志主義后，我們需要解決第二個問題，即自由意志主義與傳統保守主義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這是一個左翼學者，特別是美國左翼學者存在系統性偏見的問題。即便在哈耶克本人明確撰文表示自己不是保守主義者的情況下，他們依舊傾向將自由意志主義與保守主義混為一談。左翼學者是如何形成這種刻板印象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不過筆者在這里更多討論如何駁斥這種呆板印象。

事實上的駁斥比較直觀。自從羅斯巴德重建自由意志主義以來，自由意志主義者一直有自己明確的機構和黨派。自1972年開始，自由黨有明確的自由意志主義政策綱領，在每次大選中也會推出自己的獨立候選人。在2106年的總統大選中，自由黨候選人更是創紀錄地獲得過3.3%的選票。

穆瑞·羅斯巴德

除了對里根進行過非常短期的支持外，自由意志主義與保守主義擁有相當明確的區分度。在社會和文化領域的自由傾向是兩者最主要的區別之一。

思想上的差異完全可以參考哈耶克最著名的文章之一《我為什么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任何一位仔細閱讀過這篇文章的讀者都能從中發現自由意志主義和保守主義在思想上的巨大差異。在哈耶克看來，自由意志主義一開始就是自由主義的，它之所以看上去“保守”，是因為進步自由主義出現的緣故。

進步自由主義背棄了古典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轉而傾向剝奪個人的選擇自由。自由意志主義是為了捍衛古典自由主義的正統地位。“自由的捍衛者與真正的保守主義者之所以會共同反對那些發展趨勢，乃是因為他們各自的理想都遭受到了同等程度的威脅，但是這里需要明確指出的是，他們的理想實際上并不相同。”

哈耶克的自由主義立場在其對美國保守主義的評價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其一是，即便自由意志主義真的是“保守主義”，也是保守美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其二是，保守主義只是自由主義的附屬品，“無法對我們現在的行動方向提供一種替代性選擇。它或許能通過對當前潮流的抗拒而成功地延緩那些并不可欲的發展變化，但是由于它并不能指出另一種方向，所以它也就無力阻止它們繼續發展。”

我們在之前文章《特朗普的人事任免，“老保”總復仇的開始》中已經詳細討論過傳統保守主義。這里可以看出哈耶克對傳統保守主義的這兩個觀念是錯誤的。這本質上是傳統保守主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衰弱后美國自由主義狂妄自大的表現。哈耶克對保守主義的錯誤理解充分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他依舊是在自由主義的脈絡下將保守主義作為他者對待。

沒有什么比對自由一詞的理解可以更好說明這種區別。在傳統保守主義的框架下，自由不是理性的普遍結果，而是自身文化傳統習俗的結果。用保守主義創始人埃德蒙·伯克的話說，英國人的自由不是法國人的自由。任何一個國家的民眾究竟應該享有何種自由，或者說其自由的限度，是由歷史和傳統塑造形成的。社會契約論者在理性假設中所建立起來的抽象自由沒有真正的實存性。

然而哈耶克的自由是普世觀念下的自由。這一自由是抽象理性的產物，它不承認歷史或者習俗這樣的特殊性對它進行限制。“在美國，人們仍然有可能通過捍衛長期確立起來的制度來保護個人自由，但是我們絕不能以這個事實來掩蓋上述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的區別。對自由主義者來說，美國的那些制度之所以極具價值，主要不是因為它們已確立久遠，也不是因為它們是美國的，而恰恰是因為它們符合自由主義者所珍視的理想。”哈耶克甚至指出，美國保守主義者反對政府過多管制也與某種普遍的理性原則沒有關系，而更多依據對特定目標的關注。

哈耶克本人的論證已很好說明為什么進步左翼將自由意志主義和保守主義混為一談是一項注定失敗的事業。這是馬斯克與MAGA運動終有盡頭的真正原因，馬斯克本人的行動軌跡也說明了這一點。馬斯克一直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主要批評者之一，比如批評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他在2022年的初選中也選擇支持德桑蒂斯而不是特朗普。

甚至正如上文所說的那樣，馬斯克在大選中長期支持民主黨候選人。這與今日互聯網中馬斯克自稱的“黑暗MAGA”形象相去甚遠。這種表面上看起來精神分裂的舉動是馬斯克作為自由意志主義者的邏輯一慣性。

馬斯克的政治陣營轉換更多是從新冠疫情后開始的。新冠疫情期間各國政府都采用了不同強度的封控措施。在馬斯克這樣的自由意志主義者看來，侵犯”人身自由無疑是對個人自由最嚴重的威脅之一。換言之，自由意志主義者必須對抗國家對個人自由日益強烈的壓迫。從2022年開始，這種傾向變得越來越明顯。比如馬斯克公開譴責特魯多要求加拿大卡車司機強制接種新冠疫苗。

馬斯克與MAGA運動的合流與他2022年后收購Twitter密切相關。在保守主義看來，主流媒體對保守主義存在系統性的壓制，導致保守主義難以獲得輿論的主動權。在馬斯克看來，無論出于什么樣的意識形態觀點，自由意志主義者都應當給予其言論自由。用他自己的話說，這叫絕對言論自由主義。

這導致馬斯克在收購后廢除了親進步派敘事的事實核查機制和解封大量因為2021年1月6日事件被封禁的賬號。馬斯克的行為在事實上推動保守主義在社交媒體上獲得了更為平衡的發言權利。這是兩者結盟的現實基點。但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樣，自由意志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是基于不同的出發點，達成一種偶然的協作。

在2024年唐總槍擊案后，馬斯克與MAGA正式結盟。他不但像傳統CEO一樣向特朗普的競選資金大量捐款，更是親自下場，參與組織特朗普的競選集會。甚至馬斯克在某種程度上拋棄了自由意志主義者的一些絕對自由承諾，比如對LGBT的支持。這可以解釋為在馬斯克看來，覺醒文化已經成為新的壓制性因素，它不再是追求自由，而是追求特權。

需要指出的是，馬斯克在關鍵政策上依舊保持了自由意志主義的主張，政府效率部門是最明顯的例子之一。對MAGA運動而言，反對官僚系統是因為官僚存在系統性的民主黨偏好。華盛頓特區極為畸形的投票比例是最好的證據。傳統保守主義的政策的落實需要對官僚系統的全面清算，但這種改造必須不能是失控的。

馬斯克的落腳點是自由意志主義對國家的長期負面態度——官僚主義本身就是低效的，代議制也不能真得反應民意，需要通過向全民征集線索的辦法提高政府效率。這種論調幾乎和哈耶克完全一致。哈耶克認為，保守主義較少關注如何限制政府權力的問題，而更關注誰來行使權力的問題。

換言之，保守主義者不可能是理念上忠誠的小政府主義者，甚至政府效率部門的效率一詞也具有強烈的自由意志主義痕跡。用哈耶克的話說，“事實上保守主義者卻傾向于根據他們怯懦的思路運用政府的權力去阻止變革或者限制變革的速率。在對未來進行展望時，保守主義者又對自生自發的調適力量缺乏信任，然而正是對這種自生自發調適力量的信任，使得自由主義者毫不猶豫地接受各種變革，即使他們不知道如何實現這些必要的調適。”

文化共同體的血緣困境

客觀而言，許多人一直低估了自由意志主義的復雜性。比如自由意志主義究竟更傾向絕對的小政府主義還是無政府資本主義,是其內部爭論不休的問題。這種低估導致他們無法將馬斯克與自由意志主義之間建立明確的思想聯系,上文所說的UBI和自由意志主義關系只是一個例子。

馬斯克對待移民的態度是另一個爭議點。在馬斯克全面轉向MAGA之后，他經常表現出對非法移民和非白人移民的強烈攻擊性，從而被貼上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標簽，甚至很多人認為這種對移民的限制性舉措違背了自由意志主義的基本框架。

用時髦的話說，這顯然是沒有對齊顆粒度的結果。自由意志主義在移民限制的問題上存在兩條不同的道路。馬斯克強調的是對非法移民的限制，這一思路沒有超出羅斯巴德的基本構想。用他的話說，“一個完全私有化的國家會像特定居民和業主所希望的那樣‘封閉’。因此，很明顯，美國事實上存在的開放邊界制度實際上相當于中央政府（負責所有街道和公共土地區域的國家）的強制開放，并沒有真正反映業主的意愿。”

如果將馬斯克簡單地視為白人至上主義者，那么他支持H1B只會顯得貽笑大方。畢竟亞裔是H1B簽證的最大群體之一。自由意志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是種族論的。對馬斯克而言，如何印度人或者中國人達到了同樣的程度，同樣可以建設自由主義美國的美好未來。

順帶一提的是，將自由意志主義與帝國主義聯系在一起也是非常古怪的想法。自由意志主義者大體遵循了哈耶克的觀點，即帝國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結果。自由意志主義否定民族主義，將其視為對自由特殊性的限制，這也是馬斯克反對俄烏戰爭的思想誘因之一。如果我們翻閱美國自由黨的綱領，這種反干涉主義的傾向隨處可見。

馬斯克與MAGA在H1B上南轅北轍的立場恰恰暴露出自由意志主義和傳統保守主義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馬斯克與其他自由主義者沒有本質區別，他們都是以理性為基礎建立某種抽象的普遍性。換句話說，自由意志主義的普世主義依舊是普世主義，這與MAGA的保守主義血統格格不入。

所以，自由主義那種完全脫離血緣的共同體根本不可能存在，從一開始就不存在他們所假設的抽象意義的人。一個活生生的人必然會受到共同生活印記的影響。

無論合法與否，移民本質上是從其他共同生活中遷移過來。他們不可能完全擺脫自己原來的印記。共同體當然具有消化異質性成分的能力，問題是，這種消化不是在真空無摩擦力的環境下進行的。同化本身是一件有代價的事情，代價會隨著同一時期移民數量的增加而不斷攀升。

舉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英國前首相鮑里斯·約翰遜的土耳其血統對他的英國性不會有什么影響，但上世紀70年代德國引進大量土耳其勞工真得導致土耳其烤肉成為了德國菜。大量外來移民所導致的“文化入侵”（或者用更中立化的表示，文化碰撞）在事實上會對原有的共同體產生強烈影響。尤其是當這些移民帶有強烈經濟移民特征的情況下，共同體的共同生活記憶將更難發揮作用。

共同體凝聚力衰弱是這種大規模移民的必然后果，治安惡化只是其中較小的影響之一。當然，這并不代表治安惡化全是外來移民的責任，但外來移民確實在推動治安惡化上功不可沒。

外來移民在瑞典惡性犯罪的占比可以幫助我們管中窺豹。瑞典國家電視臺STV在2018年的調查節目中顯示，過去五年843起地區法院案件中，58%的強奸和強奸未遂罪犯有外國背景。考慮到近期關于瑞典黑幫幾乎完全被外來移民接管的報道，移民和犯罪率的關系只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問題。

在MAGA派的眼中，由于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在移民問題上長達數十年的放任，美國的移民控制系統已完全失效，移民短時間的大量涌入極大增加了共同體的維護成本。非法移民需要被驅逐，通過H1B簽證來美利堅謀求經濟利益的合法移民也需要限制。人數限制可以為恢復共同體的內部凝聚力提供更好的外部環境。

文化共同體可能不一定是種族主義的，但絕不可能是非血緣主義的。或者更明確地說，對保守主義者而言，祖國而非國家才是家國關系的真正體現。祖國不能是中立且冷冰冰的政治機器，它與共同體的成員之間通過強大的情感紐帶相互連接。真正的愛國主義不能建立在自由主義的冷酷理性計較上，而是對祖國的愛戀。在保守主義者看來，馬斯克這樣的政治候鳥不可能產生真正的愛國之情，如果世界上有另一個國家更符合他的自由意志主義理想，他完全會對美國棄之如敝履。

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是MAGA派理念的具象化。與第一任期的收緊簽證和驅逐非法移民相比，即將到來的第二任期特朗普明確提到廢除出生地原則的重要性。客觀而言，美國采用出生地原則更多是新大陸特殊性的表現。但在幾十年的移民失控中，出生地原則已成為驅逐移民的重要阻礙。或者更準確地說，這意味一種完全非血緣的共同體實驗已走向失敗。也只有在把握特朗普移民政策整體脈絡的情況下，我們才更有可能理解特朗普在H1B簽證問題上的表態。

從特朗普和萬斯在本次事件中的低調程度看，他們并不想直接參與到這場斗爭中去。特朗普也僅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寥寥幾句帶過話題。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的產業上有很多H-1B簽證。我一直相信H-1B。我用過很多次了。這是一個很棒的項目。”

萬斯更是直接沒有對問題進行任何表態。他們清楚知道馬斯克和MAGA派系不是同路人，但現在不是因為H1B簽證就與馬斯克公開決裂的時候。更何況，失敗的民主黨人在旁邊煽風點火的目的就是擴大聯盟的裂痕。

正如天下無不散的宴席一樣，MAGA與馬斯克的策略性結盟終有一天會分道揚鑣。MAGA并不是因為H1B簽證才知道這一點，史蒂夫·班農這樣的人物早就提醒過自由意志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本次事件更多是MAGA派系對自由意志主義者的試探，從而從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中攫取更多的話語權。

馬斯克的自由意志主義是否必然會導向賽博巨企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至少他本人的火星實驗依舊帶有強烈的直接民主制特征。不過對保守主義者而言，無論是賽博巨企還是進步世界都是難以接受的未來，它們在摧毀歷史的同時，無法遏制自由意志的膨脹。

眼下，為了偉大的MAGA事業，MAGA們確實沒法離開硅谷大資本家和科技巨頭的馬斯克們，然而MAGA顯然不喜歡無限自由意志最后會導致的虛無主義結局。真正的問題永遠不是MAGA和馬斯克們會不會割席，而是什么時候割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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