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資治通鑒長編》陳述提議設立香山縣的時候，提到的提議人僅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徐九思”；《永樂大典》引用《新圖經》的記載陳述再次提議設立香山縣的時候，提到的提議人僅為“東莞縣（令）姚孝資”。徐九思和姚孝資都是地方官，建縣這樣的提議，實施主體是地方官，這應該是更加合理的。

《永樂大典·廣州府》

香山之父

但從明朝開始，縣志記載提議設立香山縣的時候，都會多記載兩個本地人：梁杞和陳天覺。由于永樂和成化的《香山縣志》均未能流傳至今，因而嘉靖《香山縣志》就是現存最古老的《香山縣志》。

嘉靖《香山縣志·風土志·建置》記載：“宋元豐五年，廣東運判徐九思用邑人進士梁杞言，請建為縣，不果行，止設寨官一員，仍屬東莞；宋紹興二十二年，邑人陳天覺建言改升為縣，以便輸納，東莞縣令姚孝資以其言得請于朝，遂割南海、番禺、東莞、新會四縣瀕海地歸之，因鎮名為香山縣，屬廣州。”

嘉靖《香山縣志·風土志·建置》

梁杞和陳天覺在縣志里面都有傳，嘉靖《香山縣志·黎獻志·人物》的“梁杞”傳里面，特別寫到“是時海曲望族稱陳梁二家”。換而言之，以梁杞和陳天覺為代表的一類望族鄉豪，當時在地方事務上具有很大的參與和決策權。

宋朝的時候，香山只是個邊陲海島小縣，即便到了明初，官方史志對于香山的記載也不多，而且評價還是“其地最狹，其民最貧，其俗最（鄙）”。這樣一個海島縣，自然是不會受到朝廷重視，從上而下，即便是設鎮建縣，批與不批，也不過是當權者（未必非常高級，估計不會上升到皇帝）一句話的事情。然而地方事務的決策一定不是一句話的事情，只不過史料闕如無法詳細得知。

《永樂大典·廣州府》

明朝以后的縣志讓人們能夠窺見的是，從下而上，地方的望族鄉豪直接建言決策，這其中地方官的角色只像是中間代理人。《縣令梁公德政碑》里面那句“前后長吏低頭行文書而已，視邑為傳舍”恰如其分地反映了這樣的一種狀況。這其實是一種“天高皇帝遠”的社會背景，不過，天高皇帝遠并不代表沒有秩序，只不過在宋朝，香山這里的地方秩序是由望族鄉豪在不違背王朝體制的框架下決定的。

在香山，天高皇帝遠的社會背景，估計是一直持續到明朝中前期。明朝參與修縣志的地方文人（未必是黃佐），把梁杞和陳天覺加入到建縣的事紀中，除了表達一種本地的自豪感，相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修志之時的社會背景。

中山市曹邊村梁杞公祠

嘉靖《香山縣志·黎獻志》里面，梁杞的傳出現在“人物”，較為詳細，而陳天覺的傳出現在“文苑”，較為簡略，可知，梁杞在明朝人心目中的地位要遠高于陳天覺。據記載，梁杞中過進士，當過地方官，不過這些事跡卻無法在別的史籍中得到印證。

嘉靖《香山縣志·梁杞傳》

不過，陳天覺在后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有過非常大的提升。從乾隆《香山縣志·人物·名臣》開始，陳天覺多了“賜進士”、“任朝政大夫”、“邑人賴之”、“祀鄉賢”這些形容。雖然道光《香山縣志·列傳上·宋》的陳天覺傳后有一段注釋文字對“賜進士”和“任朝政大夫”表示出懷疑，不過并不妨礙對陳天覺“開縣之賢”的認定——用今天的宣傳語，那就是“香山之父”。

稱土建鐵城

在陳天覺的家鄉中山東區庫充（志書里面也寫作“釜涌”、“釜沖”或者“庫涌”）村，有陳天覺墓和陳天覺公祠。時至今日，陳天覺“稱土建鐵城”的故事依然在民間流傳。這個故事有兩個版本。

早期的版本，如嘉靖《香山縣志·風土志·建置》的記載：“初陳天覺奏允欲就其鄉釜沖建置，眾以非形勢爭之不可，乃陰布鐵砂于今城址，曰建城必須貴地，地貴者土重，乃取二處土秤之，竟以鐵砂土重，遂建焉，因號云。”這個版本的故事里頭，陳天覺實際上是輸給了后來城內的縣民，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明朝的時候陳天覺的形象并不高大。

嘉靖《香山縣志·建置·城池》

后來的版本出自庫充村，陳天覺公祠里面掛著一幅“道光庚戌（道光三十年，1850年）族孫子清敬書”的字，系陳天覺傳記，寫道：“（紹興）二十五年，公捐資筑城已審定今縣城址，時有鄭家欲以雍陌爭，公曰，請以土之重輕為定，乃陰置鐵砂于今縣城土中，秤之果重于雍陌者，群議始息，至今稱鐵城蓋以此也。”這個版本的故事里頭，陳天覺的形象變得高大，有擔當、有計謀、有權威——不愧為“香山之父”。

庫充村陳天覺公祠

陳天覺傳

因此，這個版本的故事除了收錄進了本村的《陳氏族譜》，還收錄進了道光《香山縣志·事略》和光緒《香山縣志·事紀》，這兩部縣志都還只是在以老版故事為主的基礎上從《陳氏族譜》中摘抄新版故事作為附錄，到了光緒《香山縣鄉土志·歷史·附城池建置》則完全舍棄老版故事只錄新版故事。

純粹從歷史考證的角度來看，老版故事的可信性會更高。新版故事中，雍陌鄭氏是“無辜躺槍”的。

道光《香山縣志》記載的“稱土建鐵城”

雍陌鄭氏為西山鄭氏的分支，據《鄭太崖祖房譜》記載，西山鄭氏第五世國英的二子鼎實分支出雍陌房，國英尚且生于嘉定七年（1214年），晚于香山建縣半個世紀，更不用說雍陌房開基。何況“雍陌”得名于生活于明朝永樂年間的鄭子綱，雍陌為鄭子綱的字號。

道光《香山縣志·列傳上·明》摘抄《雍陌鄭氏家譜》：“新會陳白沙有懷鄭雍陌詩，邑人咸稱鄭雍陌，遂以號其鄉，永樂間與修邑志，捐資修筑天王橋，邑宰鄧遷表其門。”看起來，陳天覺“稱土建鐵城”把雍陌比下去這個版本的故事，是難以經得起推敲的。

道光《香山縣志·鄭子綱傳》

不過，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庫充陳氏除了那個祖先陳天覺，此后家族是相對黯淡的；相比較而言，雍陌鄭氏在明朝是受到知縣（鄧遷為嘉靖二十三年到任的知縣）“表其門”的，到了清朝，雍陌村更是由于處于香山縣城到澳門之間的要道，雍陌鄭氏發展成為著名的買辦家族，連林則徐巡閱澳門都曾經到過雍陌村并在鄭氏祠堂里面吃飯住宿。

因此，明清兩朝，雍陌鄭氏都是香山的望族。庫充陳氏是在什么樣的恩怨下把雍陌鄭氏寫進祖先陳天覺的故事中，現在已經很難說了，但樹這樣的一個靶子，也確實對庫充陳氏有抬高的作用。不過，“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更何況是“天高皇帝遠”背景下的歷史。

其實，陳天覺的形象不斷提升的同時，“天高皇帝遠”的年代望族鄉豪主持地方事務的歷史面貌反而更加清晰了。

庫充后山山腰處的陳天覺夫婦墓

庫充陳氏為陳天覺作傳，寫到陳天覺“捐資筑城”和“復請建學”，雖然可能有虛構的成分，但香山縣直到乾道五年（1169），已經建縣后十七年，才有第一任縣令上任，即便之前可能仍舊由東莞縣令兼任，也多數是“低頭行文書而已，視邑為傳舍”，那么以陳天覺為代表的望族鄉豪，是必定要主持大大小小的地方事務。

這樣的一種統治模式，多多少少有點類似于實行土司統治的羈縻州縣，但是經濟上來說，香山縣對朝廷是要繳納賦稅的，又不同于羈縻州縣對朝廷只實行貢納，應該說是在國家統治相對薄弱的邊陲欠發達地區較為原始松散的一種統治模式——宋元時期，即便是廣東最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很多地方都還實行著這樣一種統治模式。

何真與元末嶺南

到了元末，朝廷對地方的統治更為薄弱，望族鄉豪則成為地方割據勢力。香山當時最大的一支勢力是鄭榮叟。

嘉靖《香山縣志·風土志·建置》記載：“至元十九年賊黎得等，至正辛卯賊李祖三等，相繼劫掠縣治，民不安業。本縣宣差朶羅歹量力不支，率鄉民鄭榮叟、楊昆等移縣于古寨山上，據險屯守，民賴保障。未越歲，朶羅歹卒，被龍潭賊盧三等累年攻劫不克，榮叟等奮勇率眾相守…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入廣，檄至，鄭榮叟等相率歸，民復其業。”

嘉靖《香山縣志·建置》

由此可以看出元末各割據勢力之間的爭斗，所謂“賊”實際上也是割據勢力，而代表朝廷的地方官，在那個年代可以說是喪失了對地方的統治力。

鄭榮叟的事跡，可以很容易地聯想到何真的事跡——《廬江郡何氏家記》對此有非常細致的描述，得以看出元末廣東由鄉豪割據支配的區域社會。

東莞員頭山何真公祠里面的何真史略

何真（1321—1388），字邦佐，號羅山，東莞員岡人，明初被封東莞伯，卒謚“忠靖”。

何真初期只是東莞（當時的東莞包括后來的新安）眾多鄉豪割據勢力中的一支，甚至不是非常強大的一支。

《廬江郡何氏家記》有這樣的記載：“乙未至正十五年，李確據靖康場，文仲舉據歸德場，吳彥明據東莞場，鄭潤卿據西鄉黃田，楊潤德據水心鎮，梁國瑞據官田，劉顯卿據竹山下、萍湖，蕭漢明據鹽田，黎敏德據九江水、崩江，黃時舉據江邊，封微之據楓涌、寮步，梁志大據板石、老洋坪、柏地、黃漕，袁克寬據溫塘，陳仲玉據吳園，陳子用據新塘，王惠卿據厚街，張祥卿據篁村，張伯寧男張黎昌據萬家租、小享，曹任拙據湛菜；父（指何真）在坭岡，仲舉、潤卿常請代領其兵戰無不克。”

《廬江郡何氏家記》記載的元末東莞一帶的鄉豪勢力

即便是在當時的東莞，都有眾多的鄉豪割據勢力，何真在其中確實并不強大，甚至還聽命于更加強大的文仲舉和鄭潤卿。

何真初時所割據的“坭岡”具體在哪里，現存史料沒有明確的記載，只是從《廬江郡何氏家記》的描述間接可知距離何真家鄉員頭山有一定距離，但應該是通過一條道路可便利來往。后世有人猜測深圳泥崗就是何真的“坭岡”，從記載來看，可能性非常小。

后來跟何真家族緊密關聯的筍岡，最初其實并不是何真的地盤，而是由鄉豪歐廣父子割據。鄭潤卿謀殺了歐廣父子之后，才由當時還歸順鄭潤卿的何真據守。東莞鹽場眾多，但這些鹽場在元末都是被李確、文仲舉、吳彥明這些鄉豪所掌控。

筍崗元勛舊址

何真的第二任夫人是黃田場的官女廖氏，何真迎娶她，同時占據筍岡，看起來是得到了對黃田場的控制，勢力范圍迅速擴大。因此，吳彥明派人離間鄭潤卿和何真的關系，對鄭潤卿說的就是：“昨日何來宜拘此，委任別事，遷其家屬入鎮，則黃田場諸路如肘運指，不然終非公下，亟設故召來，不來命將擒之，若不早圖，羽翼已成，遺患匪細。”

在何真的勢力還未壯大之前，有一支東莞鄉豪勢力非常強大，跟何真有過長時間的對抗，就是王成，不同的史籍中也有寫作王誠、王可成、王可誠的。由于何真的正面形象，作為何真的敵人，王成在眾多史籍當中的記載多為起兵作亂的角色。例如天順《東莞縣志·歷世事跡》寫道：“至元末，邑豪王可成、陳鳴玉、黎希之等各據境□（土），□（自）號圍主，無道橫行。”

東莞石排中坑王氏大宗祠

王成疑為此一支王氏族人

明清《東莞縣志》并沒有給王成立傳，直到民國《東莞縣志·人物略一·元》，編纂者陳伯陶才在王成的父親王夢元的傳后，引用兩份墓志銘為王成寫了簡短的幾句傳記，并且在其后的釋文中給出“成王敗寇”的慨嘆。何真也確實有勇有謀，他在各種勢力間縱橫捭闔，有結盟共舉的，有武力征服的，一步一步成為最終的強者勝者。

何真能從鄉豪成為明朝的開國功臣，當然不會把自己的勢力范圍局限在東莞。《廬江郡何氏家記》記載：“元辛丑至正二十一年，藩府帥黃常求鎮惠郡兵權，至惠遂專之，羅織彭守下獄鴆殺之；父得報，命叔守鎮，遂往爭常。”

東莞員頭山何真公祠

何真這次出征，不僅獲勝，還得到“惠州路總管”的冊封。而惠州的鄉豪，也相繼歸順何真：“時博羅縣萬戶馬且（從后文來看應為‘丑’）汗、平陵李滿林、藍口陳瑞淵、墩頭何向福、胡洞鎮胡毅可、十社陳英俊、蓮塘岡李仁翁，皆來會父。”

何真的兩個強敵

更進一步，何真要掌控的是省城廣州，他所面對的是邵宗愚和盧實善——這兩位勢力之強甚至出現在《明實錄》的記載。

盧述善（多數書籍記作‘盧實善’，只有《廬江郡何氏家記》記作‘盧述善’）為龍潭（原屬南海縣，順德建縣后劃入順德）的鄉豪，跟何真直接對抗并不多，但是靖康場李確在對抗何真時曾經求援盧實善調戰船來攻。盧實善就是嘉靖《香山縣志·風土志·建置》提到的“龍潭賊盧三”。而同為黃佐編撰的嘉靖《廣州志·事紀下》和嘉靖《廣東通志·事紀四·元》則記作“盧二”。

《廬江郡何氏家記》記載的何真李確合瀾海水戰

盧實善縱橫江海，在水上勢力極大，廣東的地方志一般會用“賊”來形容。但《明太祖實錄·卷三十一》卻是這樣記載的：“（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師至廣州之龍潭，元將盧左丞遣鎮撫盧誠納款，得其海舟五百余艘、軍士二千九百六十五人、馬三百匹、糧五千余石，命指揮胡通守之。”

“盧左丞”就是盧實善，盧實善其實并非是真正的“元將”，“左丞”是他的自封，但他最終歸順了明，在《明實錄》這種官方的文獻中，也就沒有出現“賊”的形容。盧實善歸順時獻給廖永忠的海舟、軍士、馬、糧的數量，大致可以反映出元末一個勢力比較強大的鄉豪勢力的規模有多大。

《明太祖實錄·卷三十一》記載的盧實善歸附明朝

同樣是規模龐大的鄉豪勢力，邵宗愚是在各種史籍記載中都蓋棺論定的“賊”。在勢力范圍發展出東莞之后，何真就跟邵宗愚有直接的對抗，并且是互有輸贏的，何真的第四子何貴（祖）也被擒。邵宗愚的大本營在南海三山，但他曾經長時間占據廣州城。

在各種記載中，邵宗愚的形象確實非常暴虐。例如《廬江郡何氏家記》所述：“時述善同宗愚陷廣，因爭財位亦欲友攻；而宗愚恣縱搜城間美女為婢妾，群下驕姿，民皆切齒。” 再如嘉靖《廣州志·事紀下》所述：“宗愚據城縱火，殺掠居民，喪亡甚眾。”邵宗愚的做法，最終導致的是失去盟友眾叛親離。

南海三山奕賢村邵氏大宗祠

與此相反，何真則有非常多的盟友，如《廬江郡何氏家記》所述：“時德慶州元帥李質、岐石元帥梁以默、鹽步元帥高彬、西南元帥李賢、山南元帥關熙、黃連同知關敏、清遠元帥秦德用、四會元帥方志、紫坭元帥張志卿、市底元帥黃子德、白坭元帥鄧舉，皆便宜授職，共憤逆賊，合謀討之，以禿堅不花為盟主…切何邦佐東來群雄皆附…時德慶、岐石、紫坭、四會、市底、鹽步、陳村、清遠等帥集藩府，鋪肆如故。”

這里記載的“元帥”，實際上多數都是自封的，他們真正的身份，都是鄉豪割據勢力。例如“德慶州元帥”李質，《琴軒集·卷二十六·墓志銘·故資政大夫靖江相府右相李公墓志銘》稱其“起搆義兵，捍鄉里，及德慶路陷，士民惶惶無所依戴，推公入守之，日夜浚城隍，繕甲兵，握險要，以遏他寇，由是一路賴之以寧”；再如名氣頗大的“黃連同知”關敏，《廣州人物傳·忠義·贈兵馬指揮關公敏》稱其“亦舉義，獨奉約束，不同于亂，屯聚保境，縣賴以安”。

《廬江郡何氏家記》記載的諸位元帥

由此可見，元末的時候，整個廣東都由鄉豪割據勢力支配。而代表元朝朝廷的地方官員，在這樣的鄉豪割據勢力支配的時代社會中，表現得羸弱不堪。

例如《廬江郡何氏家記》中有這樣的一段描述：“盧述善、邵宗愚攻廣州，便宜侍御史八撒剌不花、元帥曾家奴、僉事黑的兒及各屬不諳兵事，城圍，日喘喘無措，禿堅不花擁眾鼓吹不敢出戰；時選勇士黃子敬等為城西南二廂長，詎敬等以白皮帽為號，約賊開門，入執便宜下獄；禿堅不花與小萬戶辟朝天門遁，依清遠守將秦德用。”

《明太祖實錄·卷三十一》所記載的廖永忠平定邵宗愚的過程

即便是眾叛親離，邵宗愚的勢力之大，倒堅持到了最后，直到廖永忠南征才消滅了他。《明太祖實錄·卷三十一》記載了廖永忠剿滅邵宗愚的過程，中間邵宗愚還試圖詐降拖延，最終連老巢三山寨也被攻破。

因為邵宗愚引起的民憤極大，“及面縛入城，民往觀之，爭唾其面，遂與其徒皆棄市”，“斬于廣州市”。邵宗愚應該是所有有史料記載的元末廣東鄉豪中風評最差的，當然，也沒有好下場。

“天高皇帝遠”的結束

何真則是識時務的豪杰，他率領廣東群豪歸順明朝，雖然《廬江郡何氏家記》在記載這一段歷史的時候，反映出來的反而是何真心中并沒有那么順從。

天順《東莞縣志·歷世事跡》記載了這些跟何真相關的事：“至正己亥，邑人何真棄官歸邑，請于藩府，奉義兵，并有之，累升廣東都元帥；時土孽邵宗愚陷廣州，真克復郡城，遷廣東分省參政，升左丞；聞□（皇）明太祖受命踐祚，全城歸附，邑人蒙沾圣化，悉革胡俗，漸復衣冠禮義之舊；洪武四年辛亥，追籍自立者為戎，名職目軍，發河南彰德等衛入伍…朝廷以真部落在鄉邑，恐生變，洪武十□□（六年）□□□□，命真回邑收集充軍，名收集軍。”

天順《東莞舊志》記載的何真歸附明朝事宜

這里面何真率眾歸附，發配自立者充軍，收集舊部充軍，在《廬江郡何氏家記》中都有相應的記載。但是，這里重要的信息是，原本在地方上主持事務支配社會的鄉豪，在明初的時候，大多數都充軍編入軍籍（并非全部，鹽場的勢力會收編入灶籍），進入衛所的體系，真正由國家管理。

至此，廣東在天高皇帝遠的背景下，由鄉豪支配的區域社會，逐漸劃上句號。

不過，元末的鄉豪家族大多數卻沒有因此而覆滅，此后反而順應從天高皇帝遠向天低皇帝近的社會發展趨勢，通過政治路徑（科舉入仕）、經濟手段（開發沙田或者對外貿易）或者文化方式（禮儀教化），成功保留在地方上的地位，并且轉型成為士紳家族。

何真的對手們，即便是風評最差（這些風評恐怕也是站在對立面進行過加工的）的邵宗愚，在他被殺之后，三山邵氏家族僅僅過了三代，在成化年間就出了進士邵智。至于石岡王氏（王成的家族）、烏沙李氏（李確的家族）、寶安文氏（文仲舉的家族）、南頭吳氏（吳彥明的家族）等等，也都走上了類似的發展道路。

南頭吳氏在文武科舉均有建樹

右文鄉科；左武鄉科

反倒是何真的家族，在何真去世之后，因為受藍玉案牽連，一度接近滅族，整個明清時期，相對而言有點黯淡——天太低，皇帝太近，未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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