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年代，日本面臨著諸多社會問題，如經濟增速放緩、居民收入減少、人口老齡化以及少子化等。這些問題也深刻地影響了醫療行業，從而引發了一系列的醫療改革 。

醫療支出告急與控費階段，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日本的醫療資源變得日益緊張，醫療支出不斷上漲，醫療體系難以為繼。于是政府開始通過集采和DPC（日本的dip）等方式控制醫療費用，包括縮減藥品價格、減少住院天數等。在這個過程中，醫生的行為受到了很大的約束。因為把降低住院與藥品費用作為考核醫生的重要標準，并且將醫療費用與醫生收入掛鉤。這意味著醫生需要在降低醫療費用的同時，還要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

然而，廉價的藥物并不能總是保證醫療效果。在醫療費用顯著降低的情況下，相對應的醫患糾紛明顯增多。加之新聞媒體的報道，整個社會對醫生充滿惡意。這給醫生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

醫院總量減少與醫生的處境，大部分私立醫院利潤減少，不得不控制成本艱難求生，許多私立醫院倒閉。公立醫院由于有政府的高額補貼，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在這種情況下，醫生的就業環境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在私立醫院工作的醫生，面臨著醫院倒閉、工作不穩定的風險。隨著雙向轉診的推行，私人診所與社康呈持續增長趨勢。但這種結構的調整也意味著醫生的工作模式和職業發展路徑發生了改變。

醫院轉型康養與醫生工作量變化，由于老齡化加深，老年人醫療、護理需求激增，大量中小型醫院被轉型為康復和療養病床。這導致醫生的工作內容從傳統的醫療救治更多地轉向康復和療養方面的工作。而且，由于一系列的改革，大量的臨床醫生辭職，特別是一線的臨床醫生。這進一步加劇了醫療資源的緊缺，使得余下的醫生工作量大增，熬夜加班成為常態。同時，降低患者控訴醫生的門檻，許多醫生被判刑入獄。這使得醫生在執業過程中如履薄冰，職業安全感大大降低。

而我們也正在面臨著人口老齡化的問題，老年人口的增多意味著醫療需求的增加，特別是在慢性疾病的治療和康復護理方面。這和日本90年代的情況類似，都會給醫療體系帶來巨大的壓力，也可能會促使政府進行醫療費用的控制和醫療資源的重新分配等改革，從而影響醫生的工作和待遇。

我們也在積極探索醫療控費的方式，如藥品集采等政策，目的也是為了控制不斷上漲的醫療費用，讓醫療資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這與日本90年代醫改中的控費階段有相似之處，在這個過程中，醫生也需要適應新的考核標準，在保證醫療質量的同時控制成本。

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我國的醫療體系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模式。公立醫院在醫療服務中占據主導地位，并且政府對公立醫院有較大的投入和支持。與日本相比，我國公立醫院的穩定性更強，醫生在公立醫院工作相對來說有更穩定的職業保障。

雖然醫患關系在我國也面臨一些挑戰，但我國的社會文化更強調和諧和相互理解。與日本當時在醫改過程中社會對醫生充滿惡意的情況有所不同。我國在構建良好的醫患關系方面有更多的積極因素，如中醫文化中“醫者仁心”等傳統理念的傳承，以及近年來大力倡導的和諧醫患關系建設等。

我們醫生是否會遭遇日本醫生的“劫數”？

從政策環境看，雖然我國在進行醫療改革，但政策的制定也在不斷地平衡各方利益。在醫療控費的同時，也在努力提高醫生的待遇，如推行年薪制等改革措施。這與日本單純以降低醫療支出為核心的醫改有所不同。所以在這里請大家一起“共度難關”不抱怨、不焦慮，調整好心態好好上班......

我們也在推動分級診療等政策，也是以提升醫療服務的整體效率和質量為目標，鼓勵醫生在不同的醫療層級發揮作用，而不是像日本那樣導致部分醫生工作環境急劇惡化。

而且我們醫療行業也在不斷發展壯大，新的醫療技術、AI技術應用和理念不斷涌現。這為醫生提供了更多的發展機會，醫生可以通過提升自己的專業技能在不同的醫療領域發揮作用，而不是像日本90年代醫改時部分醫生面臨職業困境而被迫辭職......總體而言，雖然我國和日本在醫療改革方面有一些相似之處，但由于我國獨特的醫療體系基礎、社會文化和政策環境等因素，醫生不太可能遭遇日本90年代醫改下醫生所面臨的那種“劫數”。

然而，我想說的是，我們應該從日本的醫改歷程中吸取經驗教訓，在推進醫療改革的過程中，更加注重醫生的權益保障、醫患關系的和諧發展以及醫療體系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