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國史大綱》誕生于抗日戰爭的烽火歲月，彼時錢穆先生身居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席，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顛沛流離，足跡遍布大半個中華。在云南昆明的靜謐一隅，他將滿腔熱忱傾注于中國通史的考證與筆耕之中。生活的艱辛、物資的匱乏，以及國家內憂外患的重重困境，更激發了他對中國命運的深切思考，這一思考如紅線般貫穿全書。

錢穆先生強調，探究中國歷史之精髓，首要之務在于發掘國家民族內在的獨特精神。他期盼，這部彰顯士人風骨、匯聚民族力量的史綱，能成為抗戰中堅力量前行的燈塔，照亮他們前行的道路。

《國史大綱》一經問世，即被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教育部欽定為大學教材，風靡全國。在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它如同一劑強心針，喚醒了國人的民族魂，成為御敵救國、抒發愛國情懷的佳作。

錢穆先生，國學之泰斗，其《國史大綱》乃一部簡約而不簡單的中國通史。此書遵循大學教科書之體例，力求言簡意賅，提綱挈領，去繁就簡。從上古三代至二十世紀中葉，中國歷史的滄桑巨變、經濟社會的起伏跌宕、政治制度的沿革變遷、學術思想的百花齊放及其相互交織的影響，均囊括其中。全書融會貫通，使讀者得以洞悉中國歷史上治亂興衰的緣由，領悟國家民族生命精神的根基。

此書不僅是錢穆先生中國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更與他的專題史研究相輔相成、交相輝映。透過這部著作，我們得以領略錢穆先生所倡導的史心與史識的交融、智慧與功力的并重。

02

趙汀陽2016年力作問世，以獨特的旋渦模式，深刻剖析了從商周至清末，長達三千余年間中國的成長路徑與運行法則。他揭示了一個悖論：古代中國，非擴張型帝國之姿，卻何以能持續拓展？其奧秘在于，中國的疆域擴展，并非源自對外侵略的戰利品，而是外圍競爭勢力如同禮物般，不斷被吸入旋渦之心的結果。

這位哲學家，站在存在論與博弈論的交匯點，廣引歷史典籍，深掘研究成果，為我們還原了一段“硬歷史”——中國起源的真相。他緊隨歷史的脈絡，追蹤至中原為核心，如何形成那“中國旋渦”的四大動力之源：象形文字，承載著文明的印記；龐大成熟的思想體系，構筑了精神的殿堂；周朝創制的天下體系，奠定了秩序的基石；政治神學的雪球效應，推動了信仰的傳播。

在這個大國崛起、新技術蓬勃發展的時代，我們重新審視中國的起源，探尋那份精神的信仰。這不僅是歷史的饋贈，更是對未來的期許——讓我們以中國的思想、中國的語言，結合現代的邏輯，重新塑造中國的主體性，那份獨屬于我們的“神性”。

03

本書為葛兆光講義系列之一，是《古代中國文化講義》的重訂增補本。本書凡十三講，涉及漢字、婚禮喪儀、家族和社會、儒佛道、陰陽五行、民間信仰、傳統的世界觀等。本次重訂，對內容進行了大量增補修訂，增添相當數量的配圖，還在每講后面增加了閱讀文獻和參考論著，以供讀者延伸閱讀。

本書為讀者呈現出一幅生動的古代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地圖，帶領讀者感受一個早已隨著時間遠去的“古代中國文化世界”，同時也為讀者在記憶與現實、傳統與現代、古代中國與現代中國之間架起理解的橋梁。

04

國民性并非靜止不變，而是如河流般潺潺流淌，從春秋的清澈，經唐宋的壯闊，至明清時卻似瀑布跌落，中國人的性格風貌悄然間發生了深刻的變遷。春秋時代，人們單純如璞玉，淳樸未鑿；唐代之人，雄健豪邁，尚武之風盛行，陽光灑滿大地。然而，步入明清，一股流氓之氣卻悄然蔓延，漸成風尚。這一流變，與專制制度的日益強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以世界的眼光審視中國國民性，以歷史的鏡頭捕捉其演變軌跡，作者深刻指出，正是那落后的制度，鑄就了中國人性格中的某些“劣根”。近代以來，從梁啟超的吶喊，到魯迅的批判，再到蔣介石、毛澤東的實踐，無數仁人志士為改造國民性傾注了心血，然成效卻不盡如人意。究其根源，在于制度建設與國民性改造的步伐并未同步前行。

中國人身上，并無所謂的“過濾性病菌”，要徹底改造國民性，關鍵在于制度的革新與完善。唯有如此，方能引導國民性向更加健康、積極的方向發展。

05

良心、人心、關心、攻心、掏心、交心、以心換心——“心”在中國文化中起著怎樣的組織和主導作用？

終身、人身、翻身、出身、修身、舍身、身不由己——中國人為什么喜歡用沒有精神性的“身”來稱呼自己？

幾千年來，“安心”與“安身”的愿望如何構建起了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個體的習慣又將如何反映出民族的劣根性和國家的政治格局？

孫隆基先生把中國上下三千年當做一個“長時段”，用結構觀念——針對特定范圍的一種共時性設定——來研究中國歷史和這種歷史延續所生成的文化特征。其匠心獨運之處在于，不是泛泛地羅列出這個民族的國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談的補救之道，而是用近乎千刀萬剮的切割，給人以深處其間而欲全力掙脫的濃烈感覺，從而達到文化批判的深遠訴求。

06

這部以歷史為緯度的著作，作者以兼具雅俗、融匯莊諧的筆觸，娓娓道來歷史上那些引人深思的大小案例。在生動有趣的官場故事背后，作者穿透歷史的浮華表象，揭露了那些潛藏于正式規則之下，實則操控社會運轉的不成文法則，并將其命名為“潛規則”。進一步地，作者指出，潛規則之所以產生，根源在于人們對現實利害的精明算計與趨利避害的本能選擇。

書中對潛規則進行了深入剖析，定義了其本質特征，描繪了潛規則陰影下皇帝、官員、百姓各自的處境與抉擇，探討了潛規則滋生的社會土壤，以及它何時可能會逐漸萎縮。潛規則這一現象，雖起源于我國封建社會，并一度盛行，但其頑固性使得它難以迅速消逝。作者強調，唯有不斷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體系，方能最終根除這一社會痼疾，讓光明與公正照亮每一個角落。

07

研究中國歷史之途，先有吳思先生之《潛規則》開道，后有洪振快先生之《亞財政》深入，二者將官場、腐敗、潛規則之肌理剖析得淋漓盡致。

《亞財政》，乃《炎黃春秋》執行主編洪振快先生傾心之作。此書以生動有趣的案例為引，運筆間既雅且俗，亦莊亦諧，細膩描繪了明清官吏從公務瑣事至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官場百態、官員心態躍然紙上，纖毫畢現。透過歷史的紛繁表象，洪先生揭示出隱匿于社會表層之下的“財富暗流”——“亞財政”。

“亞財政”，實乃官吏集團憑借權力之手，汲取并瓜分社會財富的集體腐敗行徑。權力悄然介入財富分配，催生了這一官吏間私下運作的非正式財政制度。

此“亞財政”雖非國家正式財政，但其作用卻不容小覷，甚至與國家正式財政并駕齊驅。民眾在承擔“明稅”之余，還需背負“暗稅”之重。“明稅”乃官民博弈之均衡體現，而“暗稅”之潛滋暗長，終將突破民眾之稅負極限，博弈均衡由此崩塌。民變頻起，社會動蕩，政權更迭，新的博弈均衡隨之確立——此乃中國歷史治亂興衰之“歷史周期律”。

中國歷史幽深晦暗，現實錯綜復雜。“亞財政”猶如一柄銳利之解剖刀，讓我們得以窺探中國社會之真實運作邏輯。步入21世紀的中國，能否掙脫歷史之慣性，跳出“歷史周期律”之宿命枷鎖？此乃現代中國所面臨之嚴峻考驗。洪振快先生通過跨國現代轉型之比較研究，從歷史與財政之獨特視角，給出了自己的深刻解答。

08

《官場現形記》，作為我國首部在報刊連載、直擊社會痛點并引發轟動效應的長篇章回小說，堪稱譴責小說之翹楚，開啟了近代小說批判社會現實之先河。此書從下層士子趙溫中舉捐官、佐雜小官錢典史的卑微處境落筆，如同一根細線，串聯起清政府中州府長吏、省級藩臺、欽差大臣，乃至軍機大臣、中堂等各級各類的官僚群像。書中無情地揭露了他們為求升官晉級，不惜逢迎拍馬、鉆營取巧，相互間蒙混過關、傾軋排擠的丑態，宛如一幅栩栩如生的畫卷，將近代中國官場之腐朽、丑陋展現得淋漓盡致。

09

《士與中國文化》，余英時先生之力作，實為文史哲學子不可或缺之必讀佳作，亦是探究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士”之經典著作。此書以專題研究之形式，深刻揭示了“士”在中國浩瀚文化史中的獨特地位與重要作用。

作者余英時先生秉持一基本觀點，即將“士”視為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一個相對“未定項”。此“未定項”之意，在于承認“士”雖具社會屬性，卻非完全受限于社會，亦非不能超越其時代與環境之束縛。正因如此，“士”成為了中國文化能夠不斷超越自我限制、持續創新與發展的關鍵力量。

在修訂本的基礎之上，此書又增錄了四篇深具洞見的論文：“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論”，深入剖析了宋代士大夫在政治文化中的獨特地位與影響；“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探討了士人與商人之間的互動如何促進了儒學的轉變與發展；“曾國藩與‘士大夫之學’”，通過曾國藩這一典型士大夫的生平與思想，展現了士大夫之學的內涵與價值；“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則從宏觀角度對中國知識人的歷史演變進行了深入考察。

此四篇論文之增入，不僅豐富了《士與中國文化》的內容與深度，更為讀者提供了更為全面、深入的理解“士”在中國文化中之地位與作用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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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先生認為，孔子的思想遠非簡單的“處世格言”或“道德修養”所能概括，它蘊含著一種深邃的理性思考，是對人生意義不懈探索的體現。這種思想充滿了詩意的情感韻味，具備著“終極關懷”的宗教般品質，觸及人心最深處的靈魂。孔子的智慧歷經世代傳承，已經深深融入每一個中國人的血脈之中，成為我們共同的“文化心魂”，指引著我們的行為準則，塑造著我們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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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清代文壇巨匠吳敬梓之章回小說杰作，屹立于中國古典諷刺文學之巔峰。魯迅先生贊譽其思想內容“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深刻揭示了社會之弊病，針砭時弊，不遺余力。胡適先生則稱其藝術特色為“精工提煉”，筆觸細膩，匠心獨運，展現了高超的文學造詣。

有論者更將《儒林外史》推舉至世界文學之殿堂，認為其足以與薄伽丘、塞萬提斯、巴爾扎克或狄更斯等世界文學大師之作并駕齊驅，是對全球文學寶庫的一份卓越貢獻。此書不僅是中國文學的驕傲，也是世界文學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以其獨特的魅力和深邃的思想，跨越時空，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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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與“面子”，對中國人而言，似乎是耳熟能詳卻又少有人深究的概念（魯迅語）。然而，它們恰恰是解鎖中國人與中國社會奧秘的鑰匙。通過深入挖掘這兩者的內涵，我們得以構建一個本土化的分析框架，用以透視它們在社會、經濟、政治、教育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廣泛影響。更令人興奮的是，這一框架還為我們與西方相關領域的對話搭建了橋梁。

以往的社會學研究對于“人情”、“面子”與“權力”之間的關聯往往語焉不詳。但本書另辟蹊徑，從“關系”及其網絡建構的獨特視角出發，揭示了三者之間的微妙聯系：當“人情”與“面子”與“關系”相結合時，便會產生“權力的再生產”現象，即權力在關系中流轉，讓一些原本無權之人得以嶄露頭角，掌握權柄。

總而言之，本書以社會學本土化的獨特視角，既在理論上又在實踐中，對中國人與中國社會的運行方式提出了深刻而獨到的見解。它不僅與西方社會科學形成了有益的對照，更完整地描繪了中國社會的文化脈絡和中國人關系運作的生動圖景。這無疑是作者在構建中國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方面所做出的卓越努力的有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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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我國首部由文人獨立撰寫的長篇白話世情章回小說，以其“禁書”與“奇書”的雙重身份聞名遐邇。小說巧借《水滸傳》中武松殺嫂的片段作為開篇引子，巧妙設定潘金蓮未被武松致死，轉而嫁予西門慶為妾，由此自然過渡到小說的核心部分。通過細膩描繪西門慶及其家庭的種種罪惡行徑，小說生動展現了當時民間的真實生活風貌。

以市井小民為主角，小說從多個側面、多個層次進行深入刻畫，將明代封建社會的黑暗與腐朽揭露得入木三分，其深度與廣度遠超《水滸傳》在此方面的表現。《金瓶梅》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和深刻的社會洞察，成為了中國古代文學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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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德，與史景遷、孔飛力并譽為美國“漢學三杰”，其關于中國近代的重要代表作，不僅被多所美國大學奉為中國近代史教材，更在海外漢學界享有經典之譽，價值非凡。

此書獨辟蹊徑，摒棄了傳統近代通史常用的編年體形式，而是從社會結構這一根本出發，條分縷析地展現了中華帝國從建立秩序、走向強盛，到陷入困境、再謀重建的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

魏斐德在深入剖析中國社會內在發展動力的同時，巧妙融合了內外因素，對中華帝制的衰落給出了獨到見解，超越了當時中國史研究領域中盛行的“沖擊—反應”模式。

他尤為關注的是：19世紀中葉之前，中國內部是否真的缺乏自發的轉變？1839年鴉片戰爭爆發前，中國是否真的處于停滯狀態？帶著這兩個深刻的問題，他深入探尋，揭示了帝國主義狂潮席卷之前，中國社會變遷的內在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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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梁漱溟長子梁培寬先生精心整理編輯的梁漱溟文稿集，其中三分之二為首次公開的遺稿，時隔七十年終得與讀者見面。書中內容深邃，主要圍繞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對中國人民族性格的塑造展開議論，同時以中西比較的視角，深刻剖析了兩種文化的本質差異。梁先生的見解穿越時空，遠超當今許多平庸之論。

此書無疑是理解中國與中國文化的寶貴讀本，梁先生幾十年前對中國與中國文化的深刻思考，猶如一盞明燈，啟發我們積極思索：在未來的三十年里，中國文化將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