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26日晚，內蒙古電視臺《觀眾五分鐘》節目播出了一條“外國人看內蒙”的新聞，一名長相甜美、自稱是廈門大學留學生“儀保美佐子”的“日本小姐”在呼和浩特昭君大酒店的大堂內接受了記者的采訪，其一口極為流利且標準的普通話盛情夸贊呼和浩特是一座如何如何美麗的城市、呼和浩特的人民是如何如何的熱情好客，留給觀眾非常深刻的印象——

然而，此時呼和浩特的觀眾們誰都不會想到，這個上電視的“儀保美佐子”，此時此刻正在中國邊境城市二連浩特，接受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以及呼和浩特鐵路局公安處的聯合審查——

昭君大酒店

折斷采訪是2月19日錄制的，采訪結束后，“儀保美佐子”離開了昭君大酒店，打車去了呼和浩特火車站，登上了呼和浩特開往蘭州的旅客列車，到了蘭州站時已經是2月20日中午——

1995年之前的呼和浩特站老站房

80年代的蘭州站站房

下了火車后，“儀保美佐子”請了幾名在列車上剛認識不久的列車員在蘭州吃羊肉串，幾個人一共吃了100多串，僅僅“儀保美佐子”一人就吃了40串，那副狼吞虎咽得模樣把幾個列車員都唬得一愣一愣的。

老照片，吃羊肉串

吃完后，“儀保美佐子”大大咧咧地拿出錢包準備付錢，結果才打開錢包她就大聲叫喊起來：“我錢包里少了錢，有小偷啊，抓小偷啊！”

在派出所做筆錄的時候，“儀保美佐子”聲稱錢包里少了人民幣5000元和外匯劵200元！

一個日本美女在蘭州被偷盜巨款，無疑這是一起重大涉外盜竊案件，蘭州市公安局極為重視，立即從刑警大隊中抽調精干力量組成專案組偵辦此案。

但是通過幾天的調查走訪，除了羊肉串攤主和那幾個一起吃羊肉串的蘭州客運段列車員之外，“儀保美佐子”在蘭州并沒有接觸過其他的人，而列車員和羊肉串攤主經過審查也陸續排除作案嫌疑。

老照片：烤羊肉串

對于蘭州公安的“辦案不力”，“儀保美佐子”表現出了極大的寬容，聲稱自己也有責任，是自己粗心大意，給中國的警察和大家添麻煩了（這哥態度很“日本”，日本人最喜歡的口頭禪就是“給你添麻煩了”），在蘭州市公安局和蘭州市外事辦工作人員不住的致歉下（當然，蘭州市外事辦賠償了“儀保美佐子”2000元現金和200元的外匯劵），“儀保美佐子”在2月23日乘坐火車離開蘭州返回了呼和浩特，又在2月24日登上了開往二連浩特的列車，打算在這里越境進入蒙古人民共和國。

80年代的二連浩特鐵路邊檢站，這張照片曾經登上過初中地理教科書，是80后讀書時期的集體記憶

結果，在2月26日下午過口岸檢查證件的時候，細心的邊檢民警發現“儀保美佐子”的外國人居留證上的照片有被更換的痕跡。隨即呼和浩特鐵路局公安處不顧“儀保美佐子”的高聲抗議，將她“請”下列車，以涉嫌涂改證件罪收容審查。

就在呼和浩特市的電視臺播放“儀保美佐子”在昭君大酒店的采訪時，“儀保美佐子”正在二連浩特邊防局收容所接受詢問，現將詢問記錄摘錄如下：

問：“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答：“儀保美佐子。”

問：“你是日本人？”

答：“是的。”

問：“你到中國來干什么？”

答：“到中國留學啊，這在我的居留證上不是寫得很清楚嗎？”

80年代日本在華女留學生的學生證

問：“小姐，居留證并不能說明你的真實身份，你有護照嗎？”

答：“我的護照丟失了。”

問：“你持的是什么護照？是什么顏色的？”

答：“我持的是公務護照，是棕色的。”

問：“小姐，你錯了，日本公務護照的封皮是墨綠色的。”

答：“不！肯定是棕色的！”

問：“你發了優待證了嗎？”

答：“發了，是白色的。”

問：“你又錯了！小姐。我們對留學生是不發優待證的。”

答：“你們——你們這是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抗議！”

問：“小姐，聽你中國話講得很不錯，你是什么時候到中國來的？”

答：“一年以前。”

問：“你來中國一年，就能把中國話講得這么標準，那真是奇跡了！”

答：“我小時候是在中國長大的。”

“小姐，我很想和你用日語交談一下。”一名日語翻譯說罷后，突然用日語詢問“儀保美佐子”的姓名、籍貫、年齡等訊息。

答：“對不起，我不想用日語和你交談。”

問：“你根本就不會說日本話，你根本就不是日本人！”

答：“你胡說，我是日本人！”

問：“那你為什么不敢跟我說日本話？”

答：“我——我就不想說——”

問：“行了，別再裝下去了！”

1989年2月27日，“儀保美佐子”以涉嫌偽造身份和報假警被呼和浩特鐵路局公安處拘留審查，沒有“外國人”的光環，鐵路警察對她也就沒那么客氣了，“儀保美佐子”在領教了幾頓“大記憶恢復術”（不要以為“大記憶恢復術”不會對女性使用）后終于開始斷斷續續擠牙膏式地“交代問題”。

她承認自己不叫什么“儀保美佐子”，而叫“王珍珍”，天津市人。1987年冬離開天津，先到北京，后去了廣州，在南下廣州的列車上認識了一個叫王虹的女孩，兩人成為“好姐妹”，并跟著王虹到了珠海，并受到王虹的父親王有發的熱情款待，她為了表示感謝，認了王有發為干爹。

誰知王有發是個走私團體的頭目，她很快就被王有發騙了身子并加入了他的走私集團，通過王有發認識了珠海市公安局的“張哥”和一個名叫麥瑞德的美國人，并相繼和這兩人“親親抱抱舉高高”，發展成了肉體關系。

從1987年至1988年年底，“王珍珍”自稱幫助同伙在椰子殼里裝黃金和可卡因，通過鐵路攜帶到北方黑市銷售牟利；和麥瑞德一起去北京收集古字畫，去秦皇島盜竊軍事地圖，等等。其中部分情節的跌宕起伏程度已經堪比《加里森敢死隊》中的部分橋段。

加里森敢死隊海報

鐵道部公安局刑偵處的同志們在研究了“王珍珍”的口供后認為：“兩分真、八分假”，故事雖然動聽，但更像是這個表演欲望很強的女青年對公安人員扯下的彌天大謊，目的是為了混淆視線，掩蓋自己的真實身份和真實目的。

隨后，在鐵道部公安局刑偵處的直接指揮下，呼和浩特、齊齊哈爾、天津、廣州以及柳州鐵路局的公安處通力合作，對“王珍珍”的身份進行大量深入細致的核查，終于在1989年4月18日查清了“王珍珍”的真實身份——原天津動力機械廠開除女工——時年20歲的姜艷。

經查實，姜艷從小就因為父母在外地工作而被寄養在外婆家，老人的過分嬌寵和溺愛養成了她驕橫放縱和好吃懶做的惡行。

80年代的中國年輕女性

上初中的時候，因為父母被調回天津工作，姜艷就從外婆處回到父母身邊，因為驕縱的惡行被父親所不容，父女之間的矛盾很快變得尖銳無法調和，而姜父對她的教育方法又是簡單粗暴，在得知她在學校抽煙并早戀后，父親用木棒毒打了她一頓，導致她的頭部留下了一道永久性的傷疤，姜艷也是驢脾氣上頭，憤而喝下了一瓶“敵敵畏”，幸虧搶救及時才保住了性命。

初中畢業后一年多的1986年，姜艷被天津動力機械廠招工，離開家住進了廠里的單身宿舍，結果經常性地曠工，和不同的男青年出入電影院、舞廳，引發廠里的不滿，于1987年10月將她的行徑告知了她的父母。姜父得知女兒的放浪形骸，怒不可遏，親自跑到廠里當著眾目睽睽之下將她在單身宿舍中毒打了一頓，姜艷憤而在11月離家出走離開了天津，而天津動力機械廠也因為姜艷長期曠工而在1988年1月正式將姜艷開除廠籍和工會會員籍。就此，姜艷徹底成了“街溜子”，然后她依靠自己的顏值在旅客列車上各種招搖撞騙，能騙就騙，不能騙就偷。

1988年5月，姜艷在北京開往齊齊哈爾的167次旅客列車上結識了齊齊哈爾客運段列車員劉某，列車抵達齊齊哈爾后，姜艷跟劉某回了劉某在齊齊哈爾的家，并和劉某滾了床單。隨后又在和劉某如膠似漆的同時，又和齊齊哈爾客運段列車員李某和王某勾搭上了，劉某得知后勃然大怒，與李某和王某大打出手，三個人“互毆”得頭破血流，姜艷就在邊上看著三人廝打，顯得還挺得意。

80年代末期的列車員裝束

1988年9月末，姜艷發現自己懷孕兩個月，但是劉某斷然否認孩子是他的，李某和王某也表示孩子和自己沒半毛錢關系。

10月5日，姜艷不顧自己懷有身孕隨劉某登上了齊齊哈爾至沈陽的406次旅客列車，劉某將姜艷安排在11號硬臥車廂。10月6日凌晨，姜艷在12號硬臥車廂從一個熟睡的旅客沒上鎖的皮箱中偷了1100元人民幣現金，結果下車時被乘警查獲，人贓并獲無可抵賴而被沈陽站派出所收審，但因為她懷有身孕，再加上其母從天津趕到沈陽為她寫擔保書，故而才將她于11月30日被送回天津取保候審。

姜艷的母親要求姜艷馬上做人流，但姜艷認為一旦做了人流，她會立即被判實刑，因此當其母在1988年12月20日強行帶她去醫院做人流時，姜艷借上廁所的機會爬窗逃走，在天津站上了開往沈陽的列車，開始了新的流浪生活——

面對以上查實的證據，姜艷的的面具再也戴不下去了，只好實話實說，交代了自己犯下的一系列罪行。

1988年12月22日，姜艷從沈陽登上了開往真如（今上海西站）的195次旅客列車，在車上結識了在廈門大學留學的日本留學生儀保美佐子，姜艷通過高情商的談吐獲取了儀保美佐子的信任，在車快到真如站時她趁儀保美佐子不備，盜竊了她提包內的外國人居留證和2萬日元現金，還賊喊捉賊地帶她向乘警報案。儀保美佐子被姜艷的表演所迷惑，對姜艷的仗義感激涕零，在到了上海后帶著她到處玩，玩遍了上海灘后又先后玩了南京、杭州、蘇州和廈門，其費用全部由儀保美佐子承擔。

80年代的日本女青年

和儀保美佐子分別后，姜艷將儀保美佐子的外國人居留證上的照片撕下，換上了自己的照片，就此搖身一變，成了“儀保美佐子”。隨后，姜艷借著“儀保美佐子”的身份去買緊俏的臥鋪車票，然后高價轉賣。比如在福州時她倒賣一張去北京的臥鋪票，賺了100元；在上海倒賣一張去呼和浩特的臥鋪票，賺了300元；又在廣州、衡陽、長沙、柳州等地如法炮制，大賺特賺，先后倒賣臥鋪車票26張，凈賺5700余元。

有了錢，她又用“儀保美佐子”的名義入住各地的高級賓館和酒店，由于當時普遍的崇洋媚外風氣，所以一本外國人居留證幾乎無往而不利，極大的滿足了姜艷的虛榮心。

1989年1月27日，姜艷以“儀保美佐子”的身份在柳州火車站登上了上海開往南寧的179次旅客列車的14號硬臥車廂，和一名叫尚塔爾·吉爾、來中國度假旅游的法國女護士為伴，車快到黎塘站時，姜艷趁著尚塔爾·吉爾去餐車就餐時，從她的錢包內拿走了800美元、700法郎以及吉爾的護士職業證，然后借故上廁所離開現場。

當時的柳州站站房是這樣的

事后尚塔爾·吉爾報告了乘警，乘警雖然將姜艷作為嫌疑對象進行了盤問，但看了她出示的“儀保美佐子”的外國人居留證后就排除了她的嫌疑，使得她輕易逃之夭夭。

1989年2月1日，姜艷以“儀保美佐子”的身份在萍鄉火車站登上了179次旅客列車的軟臥車廂，住在4號包房。和她同房的恰好是在上?？萍即髮W任教的日本青年女教授前田純子。這讓姜艷大為緊張，因為她這個假日本女人面對貨真價實的日本女人根本“裝”不過一集，嚇得一句話都不敢說，更不敢亮出自己“儀保美佐子”的身份。以至于隔壁包房的美國旅客請她們去打撲克時她就以裝睡來應對，當前田純子離開包房和美國人打撲克后，姜艷從前田純子的錢包中拿出5萬日元。

萍鄉站站房

前田純子回包房后檢查錢包，發現少了5萬日元后立即報警，姜艷作為唯一接觸現場的人受到乘警的審查，但在審查中姜艷再度以“儀保美佐子”的身份成功蒙混過關，逍遙法外。

根據姜艷的交代，她從1988年10月至1989年2月先后盜竊作案六起，倒賣車票32張，非法獲利36000余元，大部分都被她揮霍殆盡。

已經成為階下囚的姜艷提出自己已經有5個月的身孕，要求取保候審。然而這次她的母親表示堅決不再為她作保，再加上她涉案金額特別巨大，再加上犯罪對象多為外國人，罪加一等，懷有身孕再也無法成為她的護身符。因此，公安機關按照計劃生育的相關政策為她進行了強制人工流產，然后將她正式逮捕。

最終，姜艷因為盜竊罪、偽造身份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80年代冒充洋大人偷盜洋大人，數額特別巨大是加重情節，要不是姜艷懷孕，死刑立即執行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