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印刷為之樞機：

技術變革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生產

21世紀以來，互聯網和數字技術在中國迅速發展。20世紀日常生活中還占主導地位的紙面媒體進入21世紀就迅速為電子媒體等各種新媒介所取代。隨著這一媒介的革命性變化而來的，是一種新的“文明”觀，一整套不一樣的理解世界的視野與方法，一系列新的文化生產和傳播機制。新的文化生產、消費以及文化認同等構成了文化生產的循環，20世紀初葉以來，中國社會的各種“現代”思想、“新文學”也就在這樣的循環空間中產生。

印刷出版的生產實踐過程和印刷現代性的展開，與20世紀初期文學文化特質的變革過程相互纏繞著推進了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印刷現代性: 晚清民初的技術轉型與文學變革》一書將現代文學研究重新放回到一個可以不斷問題化的場域，思考那些被遮蔽的文學和思想的生產可能。

印刷現代性：晚清民初的技術轉型與文學變革

雷啟立 著

978-7-5760-5573-3

79.80元

• 另辟蹊徑，以印刷技術為方法考察現代文學生產；

• 深入文本，在具體情境下探討現代性的影響路徑；

• 以史為鑒，反思具有當代意義的文化與技術問題。

本書以對晚清民初印刷出版活動的考察為中心，以“印刷”為線索、方法、思路，借助對該時期文化生產狀況的知識地圖和技術變化路線的描畫，從晚清“崇實”思潮入手，經由印刷與出版間此消彼長的關系變化，再到出版機構、編輯與現代文學的發生，以此為線索討論20世紀初葉新文化和思想是怎樣經由傳播技術、物質文明而生產和展開的。同時，針對當下的文化困境，本書亦探究了思想和文化的未來可能會怎樣展開，新技術下的多元文化又有著怎樣的路徑和可能，是一本綜合傳播學、文化研究、文學研究等領域的優秀的跨學科著作。

作者簡介

雷啟立，文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出版）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華東師范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出版的現代轉型研究以及當代中國傳媒文化研究、融合出版、高等教育教學管理等。主要著作有《傳媒的幻象——當代生活與媒體文化分析》《在呈現中建構——傳媒文化與當代中國人精神生活研究》（合著）《苦境故事——周作人傳》等，發表學術論文60余篇。

/目錄/

第一章 何謂“現代”與“做”的啟示

第一節 問題意識與現代文學的學科危機

第二節 何謂“現代”，誰的“現代”

第三節 “做”文化研究與媒介理論的啟示

第二章 晚清“崇實”思潮與新印刷文化的興起

第一節 晚清“崇實”思潮

第二節 智民救國：印刷媒介作為武器

第三章 文化的生產：“賴印刷為之樞機”

第一節 晚清民初的印刷技術

第二節 “印刷即出版”格局的形成

第四章 印刷現代性在晚清民初的展開

第一節 新式出版機構的建立

第二節 文化建設的理想與各種不同讀物的生產

第三節 出版機構的運作：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第四節 泥沙俱下：印刷出版中的資本市場

第五節 新局面：“印刷大于出版”

第五章 出版機構、編輯與現代文學的發生

第一節 眾多中小型文藝出版機構的創立

第二節 從出版人到創作者

結語

參考文獻

后記

印刷現代性

晚清民初的技術轉型與文學變革

晚清是被謂為“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大時代，也是文學的變革同樣劇烈的時代。從晚清文學到20世紀中國文學不只是時間和概念的不同，還有著深刻的內在變革。王德威曾提出“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溝通兩者的內在關聯，打開了晚清民初文學研究不同的思考和研究路徑。

最近幾年，關于“中國現代文學何以發生”的問題更伴隨著學術界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危機的認識而得到特別的關注。不只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1期刊發的一組“‘現代文學的發生’筆談”，從起源上發掘現代文學發生的多樣性及其與社會文化發展之間豐富復雜的歷史關聯，還有王富仁“新國學”概念的提出、陳思和對于“‘五四’新文學先鋒性”問題的探討、李揚等對“沒有晚清，何來‘五四’”觀念的解讀和反思，都在試圖反思、尋找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之所以有意義的合法性依據，而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社團史等重大課題的研究，吳福輝、李楠等人對于海派文學和小報的研究，也都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內涵和意義。

在傳統的解釋框架里，中國現代文學的興起基本上是圍繞著對于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不同理解和闡釋而展開的，是若干精英知識群體經由思想“現代”運動、白話文運動展開的結果。然而，如何理解中國思想、文學、文化在晚清民初的巨大變革與當時印刷技術從雕版印刷向石印和鉛印的轉型及新式媒體雨后春筍般出場之間的關系；新的思想和文學運動是如何物質地生產，又經由新生的市場機制得以流傳的；更進一步，傳播技術、物質如何成為文學和思想中的一部分的，從晚清民初印刷出版技術的角度對文學生產狀況展開研究，為中國現代文學何以發生這一問題的考察開辟了另外的研究空間。本研究即把對晚清民初中國文學的變革與對印刷技術變革的考察深刻地結合在一起。

最近二三十年，印刷術對于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受到西方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不僅是本·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把15世紀中后期發生在歐洲的印刷革命被看作是改變了歐洲乃至世界歷史，從而開啟了啟蒙時代，也由此被演繹成巨大的社會革命的前奏，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在《啟蒙運動的生意》（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edie, 1775-1800）中通過對狄德羅《百科全書》（L’Encyclopédie）出版史的考察，把研究從更細部的方面展開。后者強調文本內容所依附的物質意義，并以此來追問，這些思想和運動是如何以物質化的形式流傳的，印刷品的物質基礎與生產技術和運動本身的主旨、傳播的深度和廣度有怎樣的關系。

正如哈羅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所說，一種新媒介的出現意味著一個新文明的誕生。清末民初正是印刷技術發生從用手工雕版印刷向用機器大規模進行石印、鉛印轉變的重要時期，是文學生產的形態因此而呈現出巨大變化的時期，具有現代意義的印刷出版機構也因此有了因大規模印刷衍生的巨大的文化市場和商業利潤，催生出新的廣大的讀者群體，而新式知識群體（作者群）可以脫離“讀書取士”，脫離對于官場、府幕、傳統的政治和經濟實體的依附，依靠新式媒體的壯大而生存、發展并建立自己的主體性。因此，印刷出版的生產實踐過程和印刷現代性的展開，是與20世紀初期文學文化特質的變革過程相互纏繞著推進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跨越傳播學、文學、歷史、文化研究等多個研究場域，借鑒了西方學術界對器物、技術與文化發生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方法，回到晚清民初的文化情景中，重新解釋中國文學是怎樣在此文化空間中變革并且“現代”起來的。

本論題的問題意識還在于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文化狀況與出版等文化生產機構之間關系的思考。在日益強調市場、讀者群的商業性及世俗化的文學潮流面前，各種形式的大眾文化興起，以“鐵屋子”里的“吶喊”為特質的中國現代文學及其研究，被日益邊緣化，其意義和價值因此也受到質疑。本研究重新呈現了20世紀初期出版人和出版機構所面臨的處理文學、思想的社會文化責任，及其作為文化企業的商業訴求之間的狀況，在為今天的人們提供處理社會的文化使命與個人利益欲望之間緊張關系的歷史依據等方面，具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

本文節選自《印刷現代性：晚清民初的技術轉型與文學變革》引言

編輯：張婷婷

制作：劉曉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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