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向奎

　　五岳一詞，最早見于《周禮·春官·大宗伯》，“大宗伯之職，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埋沉）祭山林川澤。”《禮記·王制》規定：“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封禪泰山，五岳地位由國家意志正式確立，逐漸成為華夏民族共同的意識形態。漢唐皆祀北岳于河北，即今河北唐縣、阜平、淶源三縣交界處的大茂山。后晉天福元年（936），石敬瑭即皇帝位，割讓燕云十六州于契丹，后晉與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北岳廟由今阜平縣臺峪鄉千畝臺遷至今曲陽縣城內，距大茂山一百四十余里。山與廟的分離，造成古北岳的地位與影響有所下降。北宋淳化元年（990），北岳廟被契丹焚毀。次年，宋太宗下詔重修北岳廟。金朝大定年間，朝臣提出移祀建議，被太常卿范拱駁回。

曲陽北岳廟航拍圖

　　金元之間，全真教在北方的影響不斷擴大，今北岳的地位亦不斷上升。據王鶚《渾源縣真常子劉君道行記》記載，元太祖十五年（1220），真常子劉道寧在渾源長高定的邀請下，先后主持龍泉、金泉、玄元等道觀。元太祖十八年（1223）秋天，劉道寧執弟子禮覲見丘處機，為丘處機看重，任西京道宮長十余年。丘處機死后，劉道寧與尹志平關系交好。元太宗八年（1236），尹志平謁全真教祖庭后，與劉道寧相會于“古恒岳之陽”。劉道寧一生幾乎全部在大同范圍內活動，古恒岳為今北岳恒山無疑。

五岳中最高級別的祭祀大殿——德寧之殿

　　金元之間，高道大德逝后，多葬于今北岳南麓仙人墳，石刻遺存甚多。如元至正三年（1343），沖虛妙道玄德真人衡公的墓碑，他去世前的職務是西京路都道録，碑陰刻有本宗道眾28人，可見道教在今北岳發展之盛。另外，浙西道宣慰使渾源人孫公亮曾聘請全真教道士虛白處士趙素，教授他的兒子孫拱和孫擏，亦可見全真教在渾源的活動與影響。全真教在渾源的繁榮發展，有效地提升了今北岳的地位。乃至像王鶚這樣的文人學士，已開始認同渾源州的恒山為古恒岳。

曲陽北岳廟內存放著200多通碑、碣、經幢

　　明朝立國之后，鑒于宋朝不能收復燕云十六州，疆境日蹙，無險可守，竟致亡國的局面，分封諸子為王，屯重兵鎮守各州，逐漸形成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薊州、太原、固原等九邊重鎮的防御體系。大同成為北京的門戶，恒山成為國家的屏藩。有明一朝，經過明朝軍事力量與渾源地方官員的不斷推動，至弘治年間，今北岳已得到朝廷的認可。弘治六年（1493）七月，兵部尚書馬文升請求將北岳祭祀由河北曲陽移至山西渾源，被禮部尚書倪岳駁回。弘治十五年（1502）、嘉靖二十五年（1546）、萬歷十四年（1586），吏部尚書馬文升、戶科給事中陳棐、大同巡撫胡來貢分別提出移祀請求，馬、陳、胡諸人，皆認為渾源于四岳為正北。恒山當北方玄武七宿，象應昴畢，雄鎮北維。國家建都于燕，曲陽在北京之南，渾源在北京之北，故應移祀北岳于山西渾源，諸人的建議為清代北岳移祀奠定了理論基礎。

大同專家學者在河北曲陽探訪北岳廟

　　清朝入主中原后，仍于曲陽祭祀北岳。順治十七年（1660）二月初四，刑科都給事中粘本盛條奏，請移祀北岳于渾源州。六月初三，粘本盛再次條奏，題為《申請恒岳祀典以祈雨澤事》，奏中稱得到《恒岳志》三冊，書中備載山靈勝跡，歷代帝王祀典，于馬匹繁育、風雨以時尤為靈驗。七月十四日，禮部尚書王崇簡等議得：“恒岳之祀，宜在渾源。”十一月十一日奉旨：“依議。”順治十八年（1661）閏七月，康熙皇帝御極，遣工部右侍郎李呈祥致祭于北岳恒山之神。至此，從金大定年間就有紛爭的北岳，歷時近五百年，終于塵埃落定。其后，凡皇帝登基、太后圣誕、先帝配享圜丘、戰事勝利等國家大事，都會派使臣至渾源祭祀北岳，以期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江山永固。

本文首發于2024年12月31日《大同日報》
文 | 李向奎 圖 | 任蘇亮 殷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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