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最后八年時光里，道光帝一直為自己的“晚節不保”而耿耿于懷。

1842年8月，清廷因軍事孱弱而被迫與英國媾和。此后，法、美等國也摻和進來，趁勢分一杯羹，先后與清廷締結了不平等條約。連續和多國簽訂城下之盟，紫禁城里的道光皇帝氣得直咬后槽牙。

早在批準中英《南京條約》時，道光就不得不向臣民詭辯：“朕因億萬生命所系，實關天下大局，故雖憤懣莫釋，不得不勉允所請，藉作一勞永逸之計……”但很快，這種說辭就被殘酷的現實證偽，清朝的戰敗簽約，不僅不是“一勞永逸之計”，反而是引狼入室之舉。

▲對鴉片戰爭耿耿于懷的道光皇帝。圖源：影視劇照

群狼畢至，帝國危矣。始終咽不下這口氣的道光，于1850年2月斷了氣，20歲的皇四子奕詝繼位，即咸豐皇帝。

咸豐即位后，隨即陷入了一種矛盾的狀態。懾于西方軍勢，他不得不繼承父親在位期間所批準的不平等條約，但年輕氣盛的他，又時不時強調：“自古要盟不信，本屬權宜。”條約是洋人強加給大清的，大清完全有理由拒絕履行。

清朝皇帝的更換，讓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嗅到一絲不尋常的氣息。他向駐華公使報告說：“道光對于我們武力的優越性是有屈辱經驗的，在他在位期間深愿避免再起沖突，這是大家所公認，而他自己也承認的。他那年輕的繼位人不接受他父親的經驗教訓，已經表現出非常明顯的趨向不同政策的征象。”他已經意識到，這位年輕皇帝的脾氣將會引發新的中西碰撞。

條約時代已經來臨，而清廷的外交風向悄然在變，這些和約條款還能被順利地履行嗎？

▲咸豐皇帝畫像。圖源：網絡

1

鴉片戰爭之前，來華洋人僅被允許在廣州通商，活動區域更是被限定在城外的十三行附近，類似于歐洲堡壘、被城墻環繞的中國城市，則是洋人的活動禁區。有鑒于此，英國人特意在五口通商的基礎上，將“允許外國人入城”寫進了1842年的《南京條約》。此后各國“一體均沾”，洋人們都想要進城。

然而，當條約進入執行階段，矛盾出現了。不少地方官吏紳民在準許洋人入城一事上，并沒有統一思想，有些人甚至無視和約既定的事實，頻頻阻攔。

作為五口通商之一的福州，同樣面臨著“反入城”的排外風波。

1844年6月，福州正式對外開放。起初，英國領事李太郭要求將領事館設于福州城內，但時任閩浙總督的劉韻珂和福建布政使徐繼畬卻跟他玩起了文字游戲，二人在解讀《南京條約》時指出“城邑二字，系兼指城內城外”。李太郭果真就在福州城外住下了。然而，僅僅過了4個月，英國駐華公使德庇時造訪福州，發現城外的英國領事館簡陋不堪，遂照會劉、徐，要求改變現狀，進城租房，并將領事館遷入。

劉韻珂在鴉片戰爭中是個鐵桿主戰派，但在見證了浙東失陷和兩江總督裕謙戰敗自盡后，他就像是變了一個人，成了堅定的主和派。他甚至不惜冒著仕途風險，向道光呈奏了著名的“十可慮”折，勸說道光皇帝罷兵求和。

▲浙東大敗之后，劉韻珂從主戰轉向了主和。圖源：影視劇照

此時，面對英國公使的要求，劉韻珂為避免再起事端，就同意將福州城內的烏石山積翠寺租予英人。不過，為防止更多的英國人跟風入城而惹出亂子，劉韻珂和李太郭約定，除了領事館的人，其他英人一律居住城外。如需租房，也須經過地方官員加印批準。

英國人如愿進城，但福州百姓對待城內英人，輕則白眼相視，重則辱罵擲石，以至于這些英人混得跟過街老鼠似的。德庇時再次向劉韻珂提出抗議，稱福州城內的英人如同囚犯，清方必須派兵加以保護。官方照做之后，被護送的英人反而更像是一個被軟禁的囚犯。英人習慣自由，只好盡量減少外出。

盡管福州的入城問題磕磕絆絆，但總算是有驚無險地落實下來了。然而，好景不長。隨著英國傳教士札成和醫生溫敦的到來，福州城再度掀起了排外風波。

1850年夏，英國駐福州領事金執爾出面，在城內烏石山神光寺給札成和溫敦求租房子兩間。恰好劉韻珂和徐繼畬因公務出差在外，侯官（今福州市區西部）縣令興廉“憶及上年曾有夷官（英國領事）租賃城內寺屋收存行李之案，誤謂事同一律，即于租約內用印交給”。未經請示，便稀里糊涂地在租房合同上蓋了印。

這官印一蓋，蓋出了大麻煩。

當時，隨著英人入城數量受限（僅限領事館人員）以及時間的拉長，福州的排外情緒已經有所淡化。兩個英國人突然租住神光寺，無意中開創了普通英國人在通商口岸入城的先例，瞬間引爆福州的社會輿論。

劉韻珂和徐繼畬外出歸來，眼見租住已成既定事實，他們既不想因強行驅逐而肇發事端，也不想讓此事成為其他外國人“入城”的借口。為此，他們想出了對策。

劉、徐二人在利用民意抗拒洋人方面頗有經驗。此前，二人不愿開放福州成為通商口岸，遂命人在武夷山至福州之間處處設卡收稅，阻止茶葉外運；又派人勸告百姓不要與外國人做生意，當地創下近一年時間沒有外國商船來貿易的記錄。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讓洋人知難而退，“福州竟不通商，數年后，該夷灰心而去，則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類實逼處此”。

這一次，二人一方面派人勸說福州百姓不要去找溫敦看病，另一方面又囑咐當地泥瓦匠不得為這兩個外國人修補漏雨的房屋……在就業、生活等方面不予配合，試圖以此“擠”走這兩名英國人。

然而，不待英人搬走，福州紳民就率先發難了。

針對兩名英國人租住神光寺一事，福州街頭出現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級”的小字報，這種帶有恐怖主義性質的人身威脅，已經使本地的排外活動進入一種非理性的狀態。在非理性的排外思想主導之下，即便是像劉、徐這樣的人，也被地方紳民視為對外屈膝與妥協。更有甚者，連林則徐這樣的大佬都加入攪局，站到了劉、徐的對立面。

▲林則徐。圖源：網絡

1850年4月，林則徐在云貴總督任上告病還鄉，回到了福州侯官縣。這位在虎門銷煙一事中聲名大噪的“抗英”大佬一到福州，似乎就忘了鴉片戰爭的慘痛教訓。他不顧誘發中英外交沖突的風險，聯合福州士紳們要求時任福建巡撫的徐繼畬調兵、演炮和募勇，執意要將租住神光寺的英人強行趕出城去。

相較于紳民們的腦熱，劉韻珂與徐繼畬還算清醒，自然不會理會這種“愣頭青式”的冒險做法。

當建議被劉、徐“冷處理”之后，林則徐等人開始將矛頭對準這兩位福建主官。盡管已是在野之人，但林則徐還是利用其為官多年積攢的人脈，對劉、徐發動了“圍剿”。翰林院侍讀學士孫銘恩、工科掌印給事中林揚祖和湖廣道御史何冠英等人陸續向皇帝打報告，措辭一個比一個激進。1850年9月，何冠英甚至在奏折點名痛斥“該撫事事袒庇，不知是何居心”，就差就把“漢奸”的帽子扣到徐繼畬頭上。

當然，劉、徐也不會坐以待斃。10月30日，劉韻珂在奏章折片中不點名地批評了林則徐：“該紳士等忠憤所激，洵足令人欽重，然以目前之小事，不顧日后之隱憂，究屬失計。”同時，劉、徐還向皇帝解釋了林則徐一黨對外亢奮激進的緣故：“論功罪者，或各矜事后之明；講韜略者，或不少剿襲之論；喜事者，或思各逞其才能；僨事者，或欲再賈其忠勇。”毫不留情地指出這些人純粹為了一己之私，是想借開戰出個人風頭。

對于這場隔空“對罵”，剛繼位不久的咸豐皇帝卻沒有表現出“和事佬”的形象。盡管他有意派裕泰等人前往福州調查真相，但年少氣盛的他在情感上已逐漸向激進的林則徐一派靠近。罵戰的結果，以林則徐一方獲勝而結束——劉韻珂告病引退，徐繼畬也于事后被彈劾去職。

事后，福州紳民將注意力調回了“反入城”問題上。1851年初，因租房到期得不到續約，英國傳教士札成和醫生溫敦搬離神光寺，轉而在福州領事館附近的道山觀覓得新住所。福州紳民并未善罷甘休，于1851 年中秋節將道山觀搗毀，兩名英國人才完全遷離。

2

相較于福州的“有驚無險”，廣州的反入城行動就顯得十分激烈了。

中英締約的第二年（1843），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就提出要進入廣州城。此要求一經提出，便讓時任兩廣總督兼五口通商事務欽差大臣的耆英左右為難。因為伊里布的教訓，他仍歷歷在目。

此前，被戲稱為“投降三人組”之一的伊里布在南京簽約后，就被道光委派到了廣東與英國人交涉和善后。當時，廣東民間抗英烽火四起，伊里布掉入了皇帝、當地百姓和洋人三方的夾縫中，周旋失敗，最終憂懼而死，欽差大臣只好由耆英接任。

▲時任兩廣總督兼五口通商事務欽差大臣的耆英。圖源：影視劇照

伊里布的死，讓耆英明白了一個事實：無論是誰來廣州搞外交，都將變成風箱里的老鼠。一旦入城之事處理不好，他自己或將重蹈伊里布的覆轍。

思來想去，耆英決定使用拖延戰術。他告訴璞鼎查，現在廣州紳民對外國人的態度不太好，若貿然入城，難免發生沖突。同時，為避免璞鼎查借題發難，耆英保證自己會“轉飭地方官設法開導”，等到當地民情和緩時再讓你們入城。聽耆英這么一說，璞鼎查也覺得在理，就將入城一事暫時擱置。

等到1844年，德庇時接任了英國駐華公使，他一來便給耆英出了個難題——倘若外國人進不了廣州城，那么英方就不歸還舟山島。耆英一聽便慌了神，因為領土問題關乎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是生命安全。他不得不兩害相權取其輕，于1846年1月13日官宣，準許外國人稍后入城。

告示一經發布，廣州民眾便憤怒地焚燒了衙門，時任廣州知府的劉潯嚇得倉皇逃命。縱火事件的發生，也讓德庇時見識了廣州民情的兇悍，而新任的英國外相阿伯丁（來自對華相對友善的托利黨）此時也建議他不要在進城一事上操之過急。德庇時只好照常歸還舟山，耆英也向他保證：“此次地方官難管束粵城市民，故議定，一俟時形愈臻妥協，再準英人入城。”

耆英的拖延戰術即將見效，奈何廣東地區的形勢偏偏不作美。

從1846年夏至1847年春，廣州的排外情緒和部分洋人的傲慢態度糾纏在一起，洋人頻頻遇襲，中國百姓也有傷亡。德庇時照會耆英，希望清廷出面阻止，但沒起什么作用。實際上，耆英對于洶涌的民情也是無能為力——他因年初公告允許外國人入城，已被民間列為“八大漢奸”之首。

眼見耆英無法約束當地百姓，德庇時于1847年4月率軍攻占虎門，并派兵進駐了廣州城外的商館。對于耆英而言，英軍的炮火顯然比民間怒火更可怕，他只好向德庇時承諾——兩年之后（即1849年4月6日），外國人便可以自由進出廣州城。

承諾一出，耆英在廣州的名聲更臭了。經過一番官場上的運作，他于1848年內調回京，離開了廣州這個是非之地，安全著陸。這一年，兩廣總督兼管五口通商事務欽差大臣由徐廣縉接任，英國駐華公使也從德庇時換成了文翰。

文翰一上任，就重提此前耆英的入城承諾，但徐廣縉的解釋為“耆英與貴國相約，必以兩年為期，姑為一時權宜之計，而其實非永遠保護之道”，大有一副事后不認賬的態度。清方官員的承諾前后不一，使得文翰相當惱火。同時，文翰也看出了徐廣縉和他的前任具有相似性——沒有能力完全壓制廣州民意，便宣稱英軍要再抵天津，通過皇帝的權威來迫使廣州“遍貼謄黃，以踐前約”。

見文翰態度強硬，徐廣縉只好答應將入城一事報告北京。為防止徐廣縉使用拖延戰術，文翰特意將最后通牒的時間定在了1849年4月1日，一旦超時未答復，他就要北上天津去見皇帝了。

實際上，無論是文翰，還是徐廣縉，為了在入城一事上達成有利于自己的目的，無不各顯神通，盡可能欺騙對方。

當時英國的軍事外交注意力都放在了歐洲大革命和占領印度旁遮普等事件上，根本無心東顧，英國外交部也指示他不要輕易動武。所謂的“北上天津”，實屬文翰的軍事訛詐。

而徐廣縉的詐術則更加大膽。在廣州城鄉動員民兵搞自衛的同時，徐廣縉又于4月1日當天照會文翰傳達了道光皇帝的旨意：“中國不能拂百姓以順夷人。”就是說，民意不可違，外國人入城一事，實難準行。

關于這份諭旨，美國歷史學者諾德率先提出它是一份矯詔，中國學者茅海建隨后經過細致考證，也認為“徐廣縉4月1日照會中所引上諭，確實不是出自圣裁，而是私自偽造的”。為了應急，徐廣縉居然甘冒殺頭風險假傳圣旨，編造謊言。好在事前彌縫工作做得滴水不漏，矯詔一事居然讓他給辦成并隱瞞下去了。

▲一度將外國人拒之于廣州門外的兩廣總督徐廣縉。圖源：網絡

互相欺騙的結果就是，文翰覺得入城有安全風險，遂在報紙上宣布將其暫時擱置。但徐廣縉及其同僚們不知因何緣故，錯誤地將這則消息理解成為——英國人決定此后不再提入城之事了。

消息一出，普天同慶。道光立馬表揚徐廣縉“所辦可嘉之至”，并給徐廣縉及其下屬們加官進爵。廣州民眾甚至蓋牌樓、制匾額，來紀念這場被后人稱為“1849年反入城勝利”的事件。總之，小屈之后大伸，讓整個帝國上下都沸騰了。

清朝一歡慶，英國人就覺得自己在愚人節（4月1日）被人家給愚弄了。盡管英國也十分清楚，入城并不能帶來多少實際的商業利益，但經此一事，履約問題逐漸成了面子問題。在全球政治舞臺上，大英帝國也是要講面子的。

這一年8月，英國通過駐上海領事阿禮國向清廷發出照會抗議，奈何上海官員都以兩廣總督專管外交事務，自己不能越權為由予以拒絕。為此，雙方免不了一場漫長的口頭“拉鋸戰”。拖到最后，文翰也急了，于1850年4月趕往上海，并告訴當地官員，倘若他們不接收照會，自己將驅船至天津。上海方面一聽，怕激起事端，立馬就接下了照會轉奏北京。

此時，道光已經駕崩，帝國的話事人變成了咸豐。新皇帝看到英國文書，認為英人一定是在行離間計，意欲陷害和鏟除徐廣縉等人。于是，他立馬展示了對徐廣縉等人的充分信任，并搬出了清廷往常的老套路答復英國人——外交事務請找兩廣總督解決，英方不能在入城一事談定后出爾反爾……

咸豐的敷衍推脫，氣得巴麥尊破口大罵：“像中國、拉丁美洲這樣半開化的政府，每隔八至十年就需要揍它一頓，才能使他們老老實實。他們的心腸是狹隘的，接受一個意見不可能堅持到八至十年以上。口頭警告是沒有什么效果的，他們很少注意言語。在他們接受意見以前，不僅要看到手杖，而且要讓手杖打到他們肩膀上。”這位英國外相一邊叫囂，一邊揚言要對華開戰。

不過，生氣歸生氣，此時英國政府的注意力已經被近東的土耳其給吸引住了。4年之后，他們將與法國聯手，在克里米亞與沙俄展開大戰。為此，他們需要在遠東暫時保持低調與克制。

在廣州入城一事上，雖然清廷“贏”了，英國“輸”了，但這種暫時性的“結果”相當于給中英關系埋下了一顆雷。

3

廣州反入城勝利后的第三年（1852），徐廣縉前往廣西，與洪秀全的太平天國較量去了，廣州的舞臺留給了他的搭檔——廣東巡撫葉名琛。翌年2月，徐因作戰不力被撤職，兩廣總督一職改由葉名琛接任。

▲接替徐廣縉的新任兩廣總督葉名琛。圖源：網絡

在廣州發生人事變更的同時，中外關系的主要議題也變了——洋人們開始要求“修約”。

1853年，英國外相克拉蘭敦指示駐華公使文翰，要他為修約提早做準備。原來，當初清廷與美法簽訂《望廈條約》與《黃埔條約》時，都規定滿12年后可重新修改條約。盡管中英條約中沒有這一條，但英國援引《虎門條約》里“片面最惠國待遇”，聲稱自己也有權修約。

然而，身在中國的文翰并不認同這種做法。他認為，此時清廷正與太平天國鏖戰長江，不分勝負，在中國政局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貿然修約是不合適的。于是，修約擱置。

等到1854年，包令取代文翰，成為新任駐華公使，修約再次被提起。當他提出要和葉名琛當面會談時，卻連續三次吃了這位兩廣總督的“閉門羹”。在葉名琛看來，所謂的修約條款，“明系預留地步，使之得以饒舌”。更何況，包令在提“修約”的同時，又明里暗里將葉名琛最討厭的入城一事與之捆綁，總督大人自然是不予理睬。

葉名琛之所以如此有底氣地向英人說“不”，原因大致有二。其一，早前，葉名琛跟著徐廣縉在廣州搞反入城，借著十萬民團做靠山，加上矯詔的緣故，居然陰差陽錯取得了成功。這不僅讓他跟著沾光，受封男爵，更讓他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民意可用，英國并不可怕。其二，當年5月，葉名琛就獲悉英法正與沙俄在克里米亞開戰，他由此判定英國此時肯定無暇東顧。

碰了壁的包令決定繞開廣州和葉名琛，到上海去尋求出路。在那里，他遇到了同樣來華謀求修約的美國駐華委員麥蓮，并因此成為修約上的“盟友”。

美國政府也在中國政局前景的判定上舉棋不定，此前先后派出馬沙利和麥蓮到南京一帶考察太平天國。結果令麥蓮大失所望，在他看來，太平天國根本就不屬于文明世界的范疇。雖說麥蓮眼里的清廷也很不堪，倘若非要二選一，他寧愿跟后者打交道。

▲對清王朝造成了沉重打擊的太平天國運動。圖源：網絡

包令和麥蓮經過一番軟磨硬泡，總算見到了兩江總督怡良與江蘇巡撫吉爾杭阿。雖然同意見面，但怡良等人本著“誰碰外交誰倒霉”的信念，依然甩鍋給了廣州。他們告訴英、美代表，大清沒有外交部，涉外事務指定由兩廣總督專辦，皇帝已經通知兩廣總督葉名琛處理此事。

包令和麥蓮于1854年8月回到廣東，他們拉上了法國公使布爾布隆，向葉名琛發出照會。但混跡官場多年的葉名琛也是個甩鍋高手，對于三國代表的修約要求，他坦言自己是“小行變通則可，大事則無權辦理”，大清人臣無外交，自己就是個傳聲筒，沒有權力答應你們。

三國代表很失望，決定不再搭理葉名琛，再次啟航北上討要說法。9月下旬，江蘇巡撫吉爾杭阿見到三國代表北上時，恰好太平天國又打到了蘇南地區，真是一個頭兩個大。他試圖將三國代表留在當地，以免他們到京津惹惱皇帝，但是根本留不住，對方繼續北上了。無奈之下，吉爾杭阿立馬上書建議咸豐適當讓步，另派欽差大臣與三國磋商，結果被咸豐視為軟弱，痛斥一頓。

三國代表于10月15日抵達天津后，咸豐皇帝覺得洋人此番前來更像是逼宮。他決定擺出天朝的姿態，僅僅派了長蘆鹽政文謙（后來又加派前長蘆鹽政崇綸）等低級別官員前往接洽談判。刻意制造不對等的外交，方能體現華夷之別的優越感。

這一次，三國代表將修約內容和盤托出（英國18條，美國11條，法國未提，但默認與英美一致）。當這些要求遞送至咸豐案前，皇帝瞬間就被“公使駐京”“開放長江通商”等苛刻要求給氣到了。不多時，在天津談判的清廷代表就收到了命令——除了3條無傷大雅的條款（解決民夷糾紛、減免上海欠稅，調整廣州茶稅）可酌情磋商，其余全部拒絕；外交事務按照既有規定，交由兩廣總督辦理。

▲咸豐皇帝繼位后，對外態度逐漸強硬。圖源：影視劇照

咸豐的這一腳長傳，又將球踢回了廣州。三國代表自知天津之行幾近無果，悻悻啟航南下，返回廣東。他們深感自己被清廷上下愚弄，盡管咸豐皇帝明言告訴他們有事就找兩廣總督，但他們已經不再寄希望于跟葉名琛之間有任何溝通，直接將談判情況發回了各自國內。

1854年三國聯合行動失敗后，“修約”一事短暫地消停了一年多。隨著美國新任駐華委員伯駕的上任，舊事重提。因為這一年（1856），中美《望廈條約》已經屆滿12年。

伯駕來華之前，先跑到倫敦和巴黎，跟兩國外交部通了氣。兩國外長都表示等克里米亞戰事一結束，就派軍艦到中國聲援修約。于是，伯駕興沖沖來華赴任，要求與葉名琛會晤。怎料對方又玩起了老套路，以自己沒空為由，婉拒相見。在后續兩次請求會面也未能如愿后，伯駕決定北上尋找突破口。他邀請英法代表一同前往，但兩國代表均以1854年的前車之鑒和手頭軍力不足為由予以婉拒。最終，單槍匹馬的伯駕再度面臨被清朝官員“踢皮球”的尷尬處境，修約的使命宣告失敗。

簡而言之，在兩次修約行動中，三國代表像皮球一樣，在廣州、上海和天津之間被踢來踢去。雖然徒勞無果，但，至少他們逐漸達成了一個共識——除非向清廷施加軍事上的壓力，否則修約就不存在可行性。

無論是入城，還是修約，西方國家未能遂意，對立氣氛已經烘托到位，對華戰爭的火藥桶或許就差點燃導火索了。

4

1856年，注定是多事之秋。這一年，兩件棘手的涉外糾紛出現了。

法國通過《黃埔條約》獲得了馳禁天主教和五口傳教的特權。從19世紀50年代起，法國神父馬賴不顧清廷禁令，屢屢越界至中國內地傳教，試圖將所謂上帝福音傳遞至內地的中國人。1855年，馬賴再度違禁，帶著兩個名叫白小滿和曹貴（桂）的中國教徒潛入廣西的西林縣傳教。

然而，天主教倡導的教義舉止時常與中國傳統習俗文化相抵牾，如不允許教徒祭拜祖先，洗禮儀式中又難免與異性教徒有所接觸……這些都與中國傳統社會的祖先崇拜、男女授受不親等行為習慣格格不入。更嚴重的是，信奉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國運動也肇發于廣西，清廷已經將這一股敬奉上帝的勢力直接定性為反叛組織。倘若與之接觸，難免被誤會牽連，有政治與生命上的風險。

▲深入清朝內地違法傳教的法國人馬賴。圖源：網絡

1855年夏天，馬賴非法傳教一事被官府獲悉。西林知縣黃德明保持謹慎理智，只是將這個外國佬一頓口頭警告后遣送出境。然而，僅僅半年之后，馬賴又重返西林。這一次，他就沒那么好運了。

1856年2月，新任縣令張鳴鳳一改前任的溫和做法，下令將馬賴抓捕，草草審判后，就將其與另外兩個中國教徒（白小滿和曹貴）執行死刑。另一種說法是，張鳴鳳沒有直接下達死刑命令，而是聽任當地百姓動用私刑將三人處死。

馬賴之死傳到國外，整個事件越描越黑。外國人說，西林縣令將馬賴關進了站籠，并通過增減磚塊進行折磨，隨后將其斬首示眾，連心臟也被掏出來給人（一說狗）煮著吃了。時任英國外相的克拉蘭敦對此信以為真，在議會里有模有樣地向眾人描述清朝酷刑的殘忍。

當時，執掌法國的是皇帝拿破侖三世。法國天主教會先后在1848年總統選舉和1851年政變中站隊拿破侖三世，與之成為關系密切的政治盟友。聞知馬賴被殺，拿破侖便將這一事件當成了報答政治伙伴的契機，當然，其中也包括了殖民擴張與商貿因素。

法國駐華代辦科爾西于1856年7月25日向兩廣總督葉名琛交涉抗議。他指責清朝違反了《黃埔條約》中領事裁判權的相關條款。在科爾西看來，西林縣令處死馬賴一事，顯然是越俎代庖，故意違約。然而，盡管科爾西氣急敗壞，葉名琛卻不以為然，拖了近一個月才就此事給予書面答復；對于科爾西的見面要求，葉名琛也是照舊以公務繁忙為由拒絕。

兩廣總督的敷衍，讓拿破侖三世惱怒不已。這位法國皇帝開始公開叫囂：“打到中國去，為傳教士討還血債。”法國皇帝跟清朝的梁子算是結下了。

就在中法為“馬賴事件”糾纏不清時，英國也和清廷杠上了。

1856年10月8日，商船“亞羅號”停靠于海珠炮臺附近，船上的兩名水手被人告發與海盜私通。一個曾遭遇海盜搶劫的華人黃林納一眼就認出了亞羅號水手李明太、梁建富系海盜幫手。廣東水師千總梁國定聞訊后，直接帶兵登船，將隨船的12名水手帶走調查。

亞羅號船長肯尼迪攔阻未果，遂將事情報告廣州代辦領事巴夏禮，并聲稱在混亂中，清廷官兵扯落了英國國旗。

▲關于亞羅號事件的“扯旗”一事，中英雙方各執一詞。圖源：網絡

巴夏禮一聽，氣壞了，覺得清朝官員簡直是肆意妄為。巴夏禮認為，亞羅號是在香港注冊，是受英國保護的船只，不能隨意登船抓人；即便船上真有嫌犯，按照中英《虎門條約》，也須由英國領事館審辦，再進行引渡；扯旗更是嚴重冒犯英國的行為，清廷必須給出解釋。

隨即，巴夏禮找到梁國定交涉，要求對方立即放人道歉。怎料在交涉中，巴夏禮言辭激烈，沖突升級。據巴夏禮回憶，他本人還被梁國定的手下打了一個耳光。

這一記耳光之后，打出了一場外交糾紛。

巴夏禮回到領事館，立即向兩廣總督葉名琛發去照會。大意是，清方必須就亞羅號事件道歉賠償，并讓廣東水師千總梁國定將所抓走的嫌犯親自送回亞羅號。

然而，碰上一向乖戾的葉名琛，巴夏禮很快就陷入一場外交拉鋸戰。

起初，葉名琛并不承認亞羅號是英國船，原因在于“亞羅號”的注冊日期已于9月27日到期。巴夏禮援引香港法令《船舶注冊條例》稱，逾期船只注冊日期在返回香港之前可以延期。而清廷官兵扯旗一事，葉名琛直接予以否認，他表示當時船上并未懸掛英國國旗。不過，為了不使事態擴大，葉名琛答應送還其中無辜的9人。這跟巴夏禮的要求相距甚遠，被斷然拒收。

眼見葉名琛執意推諉，英國公使包令也下場了。他照會葉名琛：“如不速為彌補，自必飭本國水師，將和約缺陷填足。”言外之意，如不答應巴夏禮的要求，英國海軍將投入戰斗，包括此前的入城、修約，統統將在炮火下之下進行解決。

見此情景，葉名琛再退一步，同意將所有被抓人員全部歸還，但堅稱扯旗一事并不存在，道歉自然無從談起。

10月21日，執意挑起戰端的巴夏禮與包令向葉名琛發出了最后通牒——限一天之內答應英方所有要求。然而，除了在第二天送還12名人員，葉名琛依舊拒絕英方其他要求。

所提要求沒有得到應允，巴夏禮與包令便通知訴諸軍事。10月23日，英國駐華海軍司令西馬糜各厘率軍啟航，直奔廣州而來。

此前，無論是入城，還是修約，洋人都不能遂愿。1856年這兩場關于治外法權的糾紛案件，算是讓英法找到了借題發揮的突破口，在兩國有意將其擴大化的背景下，爭端徹底喪失了和平解決的可能性。導火索一經點燃，戰爭已無可避免。

眼下的形勢正如馬士在《遠東國際關系史》中所說的那樣：“從1842年起，戰爭就在醞釀中；過去的每一年，都增加了戰爭的不可避免性。”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后對外消停的14年時間里，各方圍繞著履約問題持續摩擦較勁。清廷的對外關系，看似風平浪靜，實則水下暗潮涌動。咸豐帝繼位的第七個年頭，1856年，他的政府與軍隊就不得不與洋人重燃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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