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溫于公元907年稱帝,建立梁朝,史稱后梁,開封自戰國時魏都大梁之后,封建王朝又一次在這里建都,不過后梁的建都意義,卻遠非魏都可比。魏都大梁是戰國七雄都城之一,割據政權的都城,后梁都開封則具有封建正統王朝的性質,盡管五代十國也是割據時期,但梁、唐、晉、漢、周,則是被公認的正統王朝。
自周秦至隋唐,全國的政治中心主要有兩個,一是長安(陜西西安),一是洛陽 (河南洛陽)。這就是說,那時中國的主要王朝是在這兩個城市建都。
唐朝以長安為首都,同時以洛陽為陪都,又稱東都或東京,長安位于關中地區有四塞之險,但是關中平原雖然是沃土,在漢朝關中得以自足,但到了唐朝時期,關中平原無法供養首都長安,因次洛陽被設為陪都,洛陽位于中原地區,是隋唐大運河的樞紐,將江南的賦稅輸送到關中地區。
當時洛陽的城市規模和繁榮程度,或其重要性,也足以與長安相抗衡,所以唐代常東、西兩京并稱。
安史之亂過程中,長安、洛陽遭到戰火的破壞,不能恢復昔日之舊貌。降及唐末,長安、洛陽又多次 淪為戰區,成為藩鎮軍閥們搶劫、燒殺的重點城市。
唐 昭宗時(899-904年),各地藩鎮為控制唐政府,不少人把手直接伸向長安,其中以李茂貞、韓建、李克用、朱溫之間的爭奪尤為激烈。乾寧二年(895年)七月,關中軍閥李茂貞與唐廷發生沖突,乃聯合韓建、 王行瑜等,大敗官軍,唐昭宗倉忙出逃,亂軍焚燒長安東市。長安士庶隨昭宗奔逃者數十萬,“比至南山 谷口,喝死者三之一。至暮,為盜寇掠,慟哭之聲,殷動山谷”。
八月,唐廷在河東李克用支持下,昭宗才 回到長安。乾寧三年(896年)七月,李茂貞軍隊再逼京師,昭宗出奔華州,亂軍入長安,“焚燒宮闕,大掠坊市而去,自此,長安大內盡為丘墟矣”。如果說,唐僖宗中和年間以后,長安在破壞 后還有某些恢復的話,這次戰亂,不僅毀掉了皇宮大內,而且連市肆廛閭也成灰燼,難于恢復了。及至天 佑元年(904年),朱溫迫昭宗東遷洛陽,驅趕長安士民從行,“老幼韁屬,月余不絕”,“號哭滿路”。當撤離 之日,長安剩下的殘破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此遂為丘墟矣”。由此可 知,長安在唐末被毀后,又將人口遷走,已經變成一片丘墟,完全失去了作為首都的條件,連名義上的唐 王朝也遷往洛陽。長安這個政治中心不復存在。
與長安被毀的同時,整個關中地區的經濟也遭到一次大破壞,水利長期失修,秦漢以來鄭白渠等原 灌田四萬頃,到宋初只有三千頃的水利效益。關中地區經濟在全國所占的比重大大下降,這就決定長安 不可能恢復原來的城市地位,必須由其他城市來代替。
那末,唐末洛陽的情況怎樣呢?實踐證明,它并不比長安好多少。本來,安史之亂時,洛陽遭到的破 壞就比長安嚴重,唐末天下大亂,中和四年(884年),蔡州軍閥秦宗權橫行中原,遣將孫儒攻洛陽,與東 都留守李罕之戰爭連年。孫儒“據京月余,焚燒宮闕,剽掠居民”,無惡不作。此后,孫儒又與諸葛爽在洛陽“迭相攻伐”,戰無虛日,直弄得“都城灰燼,滿目荊榛”。光啟三年(887年),張全義為河南尹,駐軍故 市,“井邑窮民,不滿百戶”“寂無雞犬之聲”。由此可知,這一政治中心也遭到了一次毀滅性的打擊, 其程度一如長安。盡管張全義在洛陽故城之內,且戰且耕,經過幾年努力,“京畿無閑田,編戶五六戶”, 但這只是農業的初步恢復,城市面貌并無改觀。
洛陽
唐天佑元年(904年),朱溫為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便,逼昭宗東遷時,曾令張全義修繕洛陽宮城 建筑,征發“諸道丁匠財力,同措洛陽宮,不數月而成”。同時,遷一部分長洛居民于洛陽,才使這座城市 稍有恢復,但作為首都來看,顯然還是不行的。
唐代東西兩京,都失去了昔日之地位,隨著唐王朝的覆滅,國家的政治中心不得不轉移 到開封。
開封地處豫東平原,戰國時曾是魏國都城,名曰大梁。秦滅魏,水灌大梁,從此這座繁華的城市淪為 一個小小的縣城,沉寂達數百年之久。后魏時,開封為陳留郡治,東魏在此置梁州,北周改稱汴州,地位 略有提高,但仍是一般州郡,實乃無足輕重。
隋、唐時期,由于溝通黃河與江淮之間的大運河的開鑿和使用,開封處于這一大運河(通濟渠,后又 稱汴河)的上游,為舟車匯聚之所,交通便利起來。不過,在唐前期社會安定,開封的優勢尚未顯露出來。 安史之亂爆發后,整個北部中國淪為戰區,許多城市遭到嚴重破壞,而開封則依其特獨的地位不斷發展 壯大,其主要表現有以下幾點:
第一,在唐后期,開封形成唐王朝的軍事重鎮,并逐步凌駕其他軍鎮之上。
開封在唐代稱作汴州,唐至德元年(756年)置河南節度使,領郡十三,其后節鎮名稱屢變,興置不 常,但說明唐王朝在中原地區已選擇開封作為它統治東方的軍事重鎮。為適應這一需要,唐廷于建中 二年(781年)修筑了汴州羅城,周圍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規模相當可觀。因為筑城,曾引起東方藩鎮 的巨大不安,就可得知此時之開封在諸藩鎮心目中的地位。興元元年(784年),宣武軍由宋(河南商丘) 遷汴,這支軍隊最盛時有雄師十萬①,不僅有力維護了汴河的交通漕運,而且在唐的東方地區具有威懾 作用,被稱為“王室藩屏”。及至唐末,朱溫領宣武軍節度使,迅速成為當時最大的藩鎮勢力。
第二,交通漕運樞紐地位的確立。
唐后期,由于藩鎮割據局面的形成,北方地區的大部分賦稅被地方留用,唐王朝的財政收入主要依 靠江南,汴河實際上成了它的生命線。代宗廣德二年(764年),著名理財家劉晏改革漕運辦法,除東南糧綱必經汴州外,又規定“輕貨自揚子至汴州”,使開封成為錢、帛等物的中轉站。建中三年(782年), 唐王朝又以汴州為中心,設立東西二個水陸運鹽鐵租庸使,牢牢控制水陸運輸,使開封的地理形勢發生 重大變化,開封已成為交通漕運的樞紐,這一地位的確立,對于城市的發展有著巨大的促進作 用。
宋朝水系圖
朱溫原為黃巢起義的將領,后因起義軍內部矛盾,叛變投唐,于中和三年(883年)三月被授于宣武 軍節度使,七月赴鎮。“時汴、宋連年阻饑,公私俱困,帑廩皆虛。外為大敵所攻,內則驕軍難治,交鋒接 戰,日甚一日,人皆危之”。這就是說,唐末汴州的財政及軍事狀況,較唐后期為差。但是,朱溫年方三 十二歲,野心勃勃,是個力圖改變自己身份地位的人物。在諸種困難情況下,他“銳氣益振”,利用宣武 軍的優勢,擴大地盤,發展實力。中和四年春,黃巢起義軍在陳州(河南淮陽)等地連吃敗仗,退至中牟 (河南中牟)王滿渡,再次失利,許多起義將領如霍存、葛從周、張歸厚、張歸霸等,都投靠了朱溫。實事證 明,朱溫部下的將領和士兵,大多數都是從起義軍轉化過去的,這使他的勢力得以迅速擴大。以后,朱溫的宣武軍又連敗驕橫異常的中原地區的大軍閥秦宗權,文德元年(888年)二月,唐廷授其為蔡州(河南 上蔡)四面行營都統,諸鎮之師,都受節制。此后的數年之內,朱溫的地盤擴大到山東、河北、陜西、江漢之間,身兼二十多個節鎮,并牢牢控制著唐廷,所謂“令天下之勢,歸于梁者十七八”。河東地區的李克 用集團,也每每為宣武軍所敗,僅能自保。在這種形勢下,唐廷的官僚舊臣,也紛紛向朱溫勸進,開封實 際上已成為新的政治中心。
唐天佑四年(907年)四月二十二日,朱溫在開封正式稱帝,改元開平,建國號為梁,史稱后梁,定都 開封。詔書中這樣說:
宜升汴州為開封府,建名東都,其東都(洛陽)改為西都,仍廢京兆府為雍州佑國軍節度使。
這一詔書,深刻地反映了唐末五代之際長安、洛陽、開封三城市的地位變化。開封已替長安成為封建王 朝的首都,洛陽則保留其陪都地位,而長安則被降為雍州,變成一個地方性城市,其昔日地位已一去不復 返了。
自后梁到北宋,在開封建都者為梁、晉、漢、周、宋,前后達三百余年,在這個時期內,作為封建正統王 朝的首都,沒有那個城市比開封更合適了。宋太祖趙匡胤稱帝后,一度想遷都洛陽,也沒有達到他的目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當時經濟重心開始偏向東南地區,而五代藩鎮卻多在東方,從利兵利民兩點考慮,開封的優勢十分明顯。 從長安、洛陽、開封三城來看,基本是東西一線,如果說秦漢隋唐間國都是在前二者之間移動的話,那么 五代之際則是在后二者之間稍作變動。唐末五代,長安昔日之輝煌已成過去,洛陽還能保持一個陪都地 位,開封則后來居上,這是政治經濟發展所決定的。
中國古代的都城,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經濟文化的中心,同時也是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這幾 個中心的移向開封,朱梁開其端,北宋完其成,在開封歷史上更具有劃時代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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