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原中央特科無線電通訊科科長、外貿部部長的李強在退居二線后，特意到上海探望了兩個人。

一個是顧順章的遺孀張永琴，一個是顧順章的女兒顧利群。

顧順章我們都不陌生了，此人原來是中央特科的負責人，還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31年他被捕后叛變，差一點給黨中央帶來滅頂之災。

李強之所以要去看望顧順章的親屬，主要是源于當年顧順章叛變后，中央特科出于保護黨的組織，執行了反屠殺行動，對顧順章的家人采取了行動，當時的上海報紙對此進行了報道，稱之為“愛棠村事件”。

當時活下來的就只有顧順章家的兩個孩子。

已經過了幾十年，顧利群對當年這件往事，其實有些看淡了的意味。

事實上，早在四年前，顧利群就親眼見過當年“愛棠村事件”中親自動手的特科成員洪揚生，對當年這樁往事，洪揚生雖然沒有多談，但據顧利群回憶，洪揚生一見她就哭，哭得老淚縱橫。

洪揚生自己人生末途過得也并不如意，后來也是在當年老戰友的幫助下才算是安度晚年，但不久后就去世，但很幸運的是，在他臨終前，留下了非常詳細的史料，使我們一窺當年真相。

一

中央特科是周恩來在1927年任軍事部長以后，專門組建執行情報、保衛工作的部門。

我黨在大革命時期雖然就已經開始有了情報、保衛工作，但基本上不是很重視，一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才意識到這一重要性。

中央特科下設三個科，一科總務科，科長洪揚生；二科情報科，科長陳賡、三科保衛科、科長顧順章，四科是后來成立的無線電通訊科，科長李強，四個科的職能分工各不相同。

洪揚生負責的總務科負責機關設立、會場布置以及營救、安撫等工作。

以上四個人中，陳賡是開國大將，顧順章名氣也不小，當然他是以惡名聞名，李強雖然默默無聞，但他專司無線電通訊，是個專業的人才，1955年還被聘為中科院學部委員，相當于今天的院士。

相比之下，洪揚生反而最不顯山露水。

洪揚生是浙江余姚人，1902年出生，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應該說他的個人能力還是非常突出的，不然也不能出任總務科科長。

事實上，洪揚生本人革命意志也非常堅決，如果不是后來的意外，他的命運會有很大的不同。

1931年4月25日，顧順章在武漢被捕，隨即叛變，幸運的是，當時潛伏中統的錢壯飛立刻就把消息送出來，避免了在上海的黨中央全軍覆沒的惡局。

顧順章叛變后，他的家人在上海也同時失蹤，根據顧順章后來對妻子張永琴說的話就是：

“在1931年前后，中共中央在上海有兩個機關，一個設在顧順章和妻子張杏華家，一個在顧順章的哥嫂家，兩處都有顧家的人和親戚出入，以免引起外界的注意。”

顧利群后來也回憶稱，他的舅舅張長庚在顧順章叛變后回到家里，發現家里沒人，再去姐姐姐夫家里也沒人，后來才打聽到，顧順章在南京，于是就和表弟葉其蓁一起到了南京。

顧順章見到他們兩個后也很高興，因為那時他還不得自由，就囑托張長庚他們兩人回上海，多在大馬路上晃悠，看看能不能發現以前見過的一些共產黨人。

事實上，顧順章這樣一個舉動，反而是害了他的家人。

二

張長庚到了上海以后，意外碰上了中共地下黨王世德，王世德就這樣暴露了身份，不久后也叛變。

王世德后來到南京后，告訴顧順章，他的家人已經被殺了。

原來就在1931年5月某天，周恩來得知顧順章叛變后，立即找來與顧沒有關系的洪揚生、陳養山，或是下令或是默許的指示他們展開鋤奸行動，因為顧的家人多數都和黨的地下組織活動有牽連（王世德被捕叛變就是例子），因此決定對他們采取行動。

為了做到悄無聲息，中央特科決定采用繩索勒斃的方式，將顧的妻子、兄嫂、岳父、姨妹殺死，并誤殺了來顧家打麻將的原黃埔軍校學生斯勵夫婦，遺體被運至愛塘村挖深坑掩埋。

總而言之，在場的成年人都無一幸免，只有兩個孩子逃過了這一劫。

當然，對于顧家人被殺，后來有兩個說法：

“一種說法是顧順章叛變之后不久，為了在危急之中保護中共中央的安全，紅隊痛下殺手。還有一種說法是，顧順章的家人先是被控制了起來，幾個月之后才被殺死。”

整件事情發生于張長庚被顧順章誘騙回上海之前，直至王世德被捕叛變后，才供出了愛塘村埋尸點。

張長庚八十年代曾撰文回憶當時的情形，也坦言是自己童年無知犯下了大錯，因為當時顧順章騙他這樣就能找到他姐姐（顧順章妻子張杏華）。

洪揚生多年以后回憶當時情形，還清楚地記得，他當時問了張杏華一句：

“你是跟著黨走，還是跟著顧順章走。”

張杏華答：

“他是我的丈夫，我自然要跟他走。”

洪揚生見沒有挽回的余地，只好痛下殺手。

隨著顧順章叛變，黨中央在上海的存在也就成了一個問題，在堅持了一段時間后，不得已全部撤到了中央蘇區，洪揚生后來也跟著一道去了中央蘇區，出任瑞金工農通訊社主任。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不得已踏上長征路，洪揚生被留在蘇區，后來在著名的紅軍“九路突圍”中不幸被俘。

三

大多數文章在提到洪揚生這段經歷時，都說他是被俘后即叛變。

事實并非如此。

根據資料記載，洪揚生被俘后并沒有暴露身份，所以被關到了感化院，關了大半年以后才被放出，但這時洪揚生已經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

本來按照規定，洪揚生是要被遣返回上海或者浙江老家的，但他擔心被顧順章迫害，所以謊稱自己無家可歸，于是留在國民黨軍地方部隊中。

當時國民黨江西省政府見洪揚生辦事精明，人又很有文化，于是大手一揮，調他到江西省黨政工作團第4分團的主任。

實質上講，洪揚生這時已經成了國民黨當局一名特務小頭目。

這段經歷成為洪揚生一生的污點。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從以上經過不難看出，洪揚生其實并沒有實質叛變的行為，他叛變以后也沒有出賣自己的同志。

洪揚生一度還考慮重回黨組織，他想方設法的聯系到了在敵后的項英，希望能夠同他里應外合做“臥底”，不料項英嫉惡如仇，聲稱他這是“叛黨行為”，要求他立即歸隊，洪揚生擔心自己受清算，因此主動斷了與項英的聯系。

不久后，洪揚生投靠了國民黨，出任鄱陽縣公安局長。

1938年，日軍攻入江西，洪揚生又當了漢奸。

當然，自始至終，洪揚生也沒有殺害自己的同志。

新中國成立后，洪揚生多次寫信給周總理、鄧穎超、李維漢，申明自己革命經歷，但始終是石沉大海，沒有消息。

五十年代后期的反右運動中，洪揚生因為在江西曾出任偽職的經歷，被判了十六年有期徒刑。刑滿釋放后，洪揚生又戴上了“管制分子”的帽子。

一直到1978年以后，洪揚生的處境才得以改善。

這時候的洪揚生已經垂垂老矣，不僅沒辦法勞動，更兼體弱多病，因為長期受到他牽連，他的兩個兒子生活上也不是很好。

萬般無奈之下，洪揚生寫信給當年的老友、時任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李一氓，李一氓很重視這封信，特意批示要他所在的街道每月給他80元生活費。

洪揚生后來又多次寫信給李一氓，后來均獲重視。

1982年，上海市委統戰部專門成立了“44號辦公室”，負責清理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積案，洪揚生給李一氓寫的信后來也轉到了這個辦公室。

當時，洪揚生提出希望能有個單位接收，并給予工資和醫保以便生活。

當時，洪揚生與50多歲尚未結婚的洪昌笛一起擠在一個大約十平米左右的小屋子里，除了兩張木板床、一張桌子，連把椅子也沒有……

經過對洪揚生生活情況調查后，組織上決定予以優待，經李一氓推薦，上海市委統戰部批準，洪揚生被安排到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專門撰寫一些同自己經歷有關的黨史資料。

至1989年，洪揚生在上海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