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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家、中央民大教授朱靖江來成都，在有杏書店分享，完了一塊兒去櫻元吃飯。

他說，以前每次來成都都要去張原吃一次，現在感覺少了點什么。

全國的人類學者到成都開會，很多都會去張原家的閣樓，在那里喝酒唱歌吃肉聊天，談論讀書、田野和研究計劃。以后這個聚會的地方就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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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私域，也體現出他們的天真：對來拜訪的朋友，他們都不設防。

他們有兩個孩子，聚會的時候也會在場，有時候還一起唱歌，他們有一個家庭樂隊叫“原湯抄手”。

天真就是對人和社會抱有真正的信任。這種天真和信任他們“走出書齋，走出校園”。他們在街頭唱歌，也到書店等場所講人類學和社會學。

他們有一個系列叫“保衛社會”。“必須保衛社會”好像是米歇爾-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系列講座，后來出了書，也引進了中文版。

不過成都不是巴黎。“社會”有時候不會保護你——但是這恰恰是“保衛社會”的原因。你必須從自己開始，學著信任他人，向社會伸出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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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張原老師是在疫情中參加他主持的讀書會，他在一葦書坊有講座。

我甚至在疫情中混進一次民大校園，去他的客廳聽他給學生講馬克斯-韋伯。

有一陣子我認為民大比川大還好，就是因為認識的幾個民大老師，經常參與校外文化活動，把自己的思考、成果和心，與公眾分享。

后來我也見到了川大的周鼎等老師。感覺成都的一片小氣候正在形成：校園內外打通，學者們可以走向廣闊的田野，來到市民中間。

這當然也是我的天真。

成都不是世外桃源。尤其是這一兩年，它似乎在發生某些變化。以書店為例，越來越多的檢查、報備，足以讓年輕人感到激憤。

我也知道，有些大學老師向外邁出了一只腳，現在又縮回去了。外面的世界很可怕，我猜他們會這么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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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原和湯蕓老師都是我的好朋友。前年冬天，最開心的是去他家燒烤，聊天，聽他們唱歌。

去年冬天我在紐約，而今年冬天，他們則在歐洲馬耳他了，

他們的離開，是成都文化界最大的損失：再也沒有人可以面向公眾講馬克斯-韋伯，或者和公眾討論人類學了。

前幾年，人類學是成都的顯學，這是因為成都城市文化的豐富性，不同的人都可以在這里做田野；另一個原因，就是張原夫婦的努力，他們走出學院和書齋，直接面向街頭、市場的受眾。

海報里最初有一個英文單詞，runaway，我去掉了。我英文不佳，但是擔心這個詞有“逃跑”的意思。

我也不喜歡“潤”這個字。我想到的是“出走”，讀書人、知識人的出走，總有讓人心痛的原因，而“出走”對應的則是回歸，我喜歡他們有回歸的一天。

他們有很好的學養，都曾是牛津大學訪問學者，他們英語也好，有世界意識，即便是在馬耳他，也可以找到屬于自己“田野”。

衷心祝福他們遠走高飛后擁有自由和幸福，但是我還是忍不住想：別忘了我們呀，看一眼成都啊。

2023年秋天我去哥達訪學之前，他們周末會帶孩子來書店，小朋友參加“明亮的對話”少年版，我們在外面坐著喝酒聊天，那是多好的時光。

我那時候想，有一天張原老師會在書店講人類學、社會學，完全沒有想到他們會出走。他們的離開讓我意識到，成都已經不再是以前那個城市了。

不過還好有互聯網，我們仍然可以聯結，而“出走”本身就是一個值得討論的話題。我請他們聊聊自己，在海外的生活，以及未來的打算。

他們說，還要唱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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