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初期，擺脫西班牙帝國統治的尼德蘭各邦，開始義無反顧的沖向遠方。依靠自身的獨特優勢和前人留下的寶貴經驗，很快就在海外建立一片天地。隨即也陷入了無休止的殖民地爭霸與開拓戰爭。特別是那些歐洲對手還不曾涉足的領域，經常會得到他們的優先照顧。

發生在1624年的澎湖之戰，便是這層歷史大背景下的必然產物。

無可奈何的后發挑戰者

早期的東印度公司 將攻略重點放在競爭對手的外圈

作為典型的第二代殖民挑戰者，荷蘭人在初入亞洲水域時就遭遇到復雜狀況。已經初步掌握全球地理信息的他們，發現自己需要同時面對捷足先登的葡萄牙人、仇視基督教世界的地方邦國和對外抱有抗拒情緒的龐大帝國。由于本身沒有穩固的前進基地，不得不依靠有限的時間和人力去解決所有問題。最后卻殘酷的意識到，完全依賴合同雇傭兵的武裝戰力欠佳，根本無法搞定大部分對手。

于是，荷蘭人就巧妙的重置了經略方案。首先是將未來的基地選址，對準葡萄牙東方帝國的防線外層，并陸續在西非海岸、莫桑比克、錫蘭、孟加拉灣和蘇門答臘進行嘗試。然后要盡可能的尋找本地盟友合作，特別是對葡萄牙人多有敵視的斯里蘭卡土著、緬甸國王和亞齊蘇丹。借助他們的支持，逐步包圍和壓縮老對手的港口網絡體系。最后在面對那些非常落后或拒絕交涉的對象時，要毫不猶豫的展示自身武力，用最粗暴的方式充當商務敲門磚。

除了大型蓋倫帆船 荷蘭人也在東方大量使用單桿小船

因此，著名的東印度公司就成為這個階段的亞洲亂局制造者。盡管獨立作戰時連小小的莫桑比克島都難以攻克，卻不妨礙他們依靠土著盟友的幫助，先后在錫蘭、孟加拉灣和南洋群島等地站穩腳跟。尤其是巴達維亞城的建立，讓公司終于在東方擁有了合格的總基地。大量的武裝商船也開始以這里為母港，不斷北上襲擊西葡兩國的海運體系。雙方的競爭也從香料產地一直向外延伸，直到日本西海岸的九州島為止。于是，夾在其中的澎湖列島與臺灣海峽，就逐步顯現出自身的戰略價值。

事實上，早期的荷蘭商船并沒有將主要精力都投射到福建沿海。相反，對外貿易歷史更悠久的廣州才是主要公關對象。至于已經成為葡萄牙前哨站的澳門，更是想要拔除或取而代之的頭號目標。然而，東印度公司的專員們很快發現，自己的全部戰略手段都不能在明朝岸都施展。在這片水域長期經營的葡萄牙人，既有澳門的獨立防御優勢，還能背靠與之有淺薄合作的大明帝國。不幸的是，后者既滿足于當前現狀，也不愿意同新來者進行深入合作。所以，兩次對澳門或珠江口的進攻都以失敗告終。

揚帆遠航的荷蘭軍官和炮手

極具吸引力的補充方案

荷蘭人繪制的澎湖列島地圖

既然很難在廣東外海立足，荷蘭武裝商船便沿著海岸北上。在最終觸及日本平戶港的同時，也意識到福建水域的重要性。這里既是澳門-長崎航線的必經之地，又有大量本地商人出海賺取白銀的廈門-馬尼拉航運。因此，只要牢牢控制臺灣海峽，就能同時阻斷兩大競爭對手的區域經濟動脈。

當然，明朝的福建地方官吏其實比廣東同行更不待見荷蘭人。這是因為自王朝建立以來，官方所允許的朝貢貿易對象就限定為琉球一家。所以，無論過去的泉州和福州多么輝煌，都變得不如廣州那樣見多識廣。同時，隆慶開海改革后的對呂宋貿易，也是只出不進的單向操作。所有流程和收益都由本土官商把持，容不得任何外來者的分一杯羹。基于以上這些因素，荷蘭人在閩浙海岸的努力便注定不可能有好結果。只能定期派武裝商船巡弋臺灣海峽，卻無法保證每次攔截都獲得勝利。

臺灣海峽也是荷蘭截斷西葡對手航線的重要陣地

到了1622年，東印度公司再次進行集中嘗試。在獲得2艘英國武裝商船的支援后，組成了擁有12艘大船的遠征艦隊，目標直指防御孱弱的澳門。然而，荷蘭士兵與大量雇員的戰力羸弱，還是在這次進攻中暴露無遺。不僅沒能拿下小小的半設防島嶼，甚至有300個陸戰隊員被奮起反擊的武裝市民殺死。于是就只能漂流到福建一帶，重啟徒勞的求開市公關。當意識到福州的官僚根本不可能松口，就草率的決定以武力進行強勢逼迫。不僅攔截去往馬尼拉的大型貨船，還無差別的襲擊出海漁船，并會登陸或封鎖任何剛發現的島嶼及港灣。至于整個遠征部隊的落腳點，就是荷蘭人先前已短暫造訪過的澎湖。

為了能在臺灣海峽擁有穩固基地，荷蘭艦隊在亂局中匆忙選擇扎根澎湖。在人力資源非常有限的情況下，依靠擄掠來的福建沿海居民充當建筑奴工，建造了他們在遠東海岸的第一座堡壘。其選址就位于今日馬公港對面的風柜尾半島，并將大部分建筑都設置在那里的蛇頭山上。盡管堡壘的每側長度不過55米，護墻高度也只有7米，這座風柜尾堡壘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擁有棱堡結構的近代化要塞。又因就處在位置巧妙的半島地形上，所以除和陸地接壤的強側外，其余三面都只采用夯土建造，且無需要配置數量太多的防御火炮。加上更外層的那道壕溝與水面艦艇支持，足以應付區域內的所有對手進攻。

風柜尾半島就是荷蘭人看中的要塞選址

從后來的歷史發展來看，風柜尾堡壘的選址展現出荷蘭人對地理要素的精明算計。哪怕19世紀的日本占領軍和20世紀的敗退國軍，都會在其位置構筑更新式炮臺，掩護更為重要的馬公港入口。但落戶澎湖也暴露出早期殖民者對區域具體情況的無知。因為在明朝施行的漫長海禁期內，列島上原有的定居點和民用產業都遭廢棄摧毀。直到16世紀后期才恢復了巡檢司架構，卻也只留下少數貿易集散地和漁船的避風港。如今的荷蘭人跑來大舉登陸，根本無法獲得足夠的給養來維持長期占領。距離更近的臺灣島則尚處于欠開發狀態，同樣支撐不起超過千人的澎湖駐軍。于是，東印度公司船隊的定期掃蕩，就在強迫開市之外還具有了奪取食物功能。他們日后的必然敗退，也有比重極大的后勤因素。

到1623年時，荷蘭人的澎湖要塞已宣告完成。有近1300名被擄掠來的福建奴工因缺衣少食而死，余下的數百人也被裝船送往巴達維亞出售。同時，東印度公司的船隊依舊肆虐廈門、漳州和福州等重要口岸，近乎癱瘓了明朝對西屬菲律賓的白銀貿易，也讓好不容易獲得松動發展的沿海經濟再遭重創。因此，原本并無動力實施強行驅逐的地方官僚，也不得不為如何擊敗荷蘭人而費一番心思。

扎根澎湖的荷蘭人 經常以單桿小船封鎖福建港灣

大明朝的間接策略

荷蘭人建造的風柜尾堡壘復原圖

相比百年前首次遭遇葡萄牙人的廣東同行，17世紀的福建官僚已經對東西方差距有了一定認知。彼時的明軍部隊，也擁有了諸如弗朗機一類的中小型仿制火器。但要用這些15世紀技術的裝備對抗17世紀的荷蘭人，依然是非常艱難的問題。于是，明朝方面的許多相對策略，都是在盡可能的回避同對方進行正面接觸。

1623年11月，擔任巡撫的南居益竟主動邀請荷蘭人到福州談判。隨后便如演義小說般擺下鴻門宴，通過下迷藥的酒水將整個代表團一網打盡。但停在港口位置的1艘小型快船卻死里逃生，躲過明軍的數次火船突擊，將自身的遭遇傳回澎湖。但留守風柜尾堡壘的駐軍也拒絕輕易認慫，迫使明軍必須以大兵壓境的方式予以進一步威脅。為此，編制已極度萎縮的福建水師，還不得不去漳州等港口購買能出海的商船，并從沿岸的漁民、商販當中招募臨時兵丁。最終湊出200艘大小戰船和約10000人的征伐部隊，并將無法運載的部隊都分批安置，預防可能的報復性打擊。

福船一直是明朝擁有的最大形制戰艦

次年2月，首批明軍主力正式跨過臺灣海峽。他們選擇在遠離風柜尾半島的地方登陸，也成功躲過了東印度公司艦隊的巡弋范圍。雖然后者的數量陸續擴增到11艘武裝商船，但還是以小型的單桿帆船為主。不僅需要防御特定區域，還要繼續靠劫掠對岸的方式維持全軍補給。因此，當意識到明軍已從大炮射程之外的地方上岸，就只能集中停泊到要塞附近。而明軍士兵也根本不急于攻城，只是在主島上慢慢構筑工事，以挖土的鏟子代替刀劍開路。最后還將指揮部搬到了荷蘭堡壘對面的娘媽宮。

等到穩固的陣地在島上建立，南居益又將數量眾多的船只分成兩股使用，分別用于從水面圍攻風柜尾堡壘并將更多士兵從大陸運載到澎湖。前者很快因荷蘭艦船的強大側舷火力而遭至慘敗，但這番努力也讓對手無力攔截己方的運輸部隊。同時，已經上岸的士兵也繼續向前推進工事。依靠源源不斷的弓箭和土造火器掩護，將東印度公司的士兵全都擠壓到狹小空間內，隔絕他們與水源之間的任何聯系。

火器技術的滯后 讓明軍只能選擇間接策略

直到這時，退守最后陣地的荷蘭人尚無重大損失，但許多固有劣勢也開始逐步發揮作用。首先就是東印度公司的武裝構成方式，讓他們過度依賴非本土籍的德意志或瑞士合同兵。于是，那些可能激發西葡征服者奮力鏖戰的逆境，就完全可能成為摧垮單支荷蘭部隊的無限重壓。其次，澎湖本地的物資也根本無法供養守軍與艦隊，更沒有讓他們快速補充彈藥的臨時供應鏈。

最后，荷蘭軍隊雖然在歐洲以守衛堡壘而著稱，卻不善于實施高強度的突襲。更糟糕的是，此類標簽放在海上也同樣適用。因此，除了呆在原地固守，幾乎沒有任何其他辦法。

荷蘭軍隊的結構性缺陷 也是限制他們發揮的最大障礙

此后近半年時間里，澎湖島上的戰斗就完全陷入對峙狀態。荷蘭人不時發動一些強度有限的反擊，卻屢屢遭到數量眾多的明軍壓制。但后者也同樣無力頂著棱堡和艦炮火力前進，只能繼續在外圍保持封鎖。

雙方就一直將這種靜默游戲，持續到1624年的8月為止。雖然是荷蘭方面首先提出離開要求，但漫長的圍攻已經讓明軍前后消耗了177000兩白銀軍費。至于換來的有利條件，也不過是對方聽從己方訓誡，將留居地換到對岸的臺灣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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