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焉身穿深綠色的帽衫，坐在家附近的咖啡廳前，雙手握著紙杯，見我來時，局促地打了個招呼。他不擅長也不喜愛社交，在書中提到過許多次。他在30歲時，開始了自己的第一次脫產寫作，在此之前他寫過幾萬字的網絡小說連載，也給一些文學雜志投過稿，但寫作從未真正成為過一份工作。

2009年10月，胡安焉結束了在南寧的女裝生意，帶著少量積蓄回到廣州。女裝生意是他的第11份工作，28歲的胡安焉與朋友合伙在南寧西關路一棟六層樓的商場里開了兩家女裝店。在這座封閉式的商場里，林立的店鋪售賣著差不多的流行服裝，店主之間互相提防，造謠與中傷十分普遍。有競爭對手向顧客散播謠言，稱胡安焉店里賣的衣服是從火葬場進的貨，一些熟客聽到這些話后，路過他的店時會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

這種充滿惡性競爭與互相抹黑的環境讓胡安焉感到痛苦壓抑，兩年后，房東收回店鋪，胡安焉借機退出了生意。年至三十，一事無成，胡安焉的內心生出了一種羞恥與自卑，一想起在商場里與競爭對手發生的大量沖突，他就對過往人生產生了痛恨，迫切地想要回避與他人的接觸。

寫作，成為了對現實生活的逃避和心靈的自我療愈。在南寧時，胡安焉會利用做生意的間隙坐在店里讀書，正是在那段時間他第一次讀到了塞林格的作品。《麥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霍爾頓·考菲爾德是一個無法融入成人世界的年輕人，甘愿被貴族學校所開除，希望可以逃離世俗去尋找純真。

“（塞林格筆下的）主人公聰明早慧，但這沒有讓他們更快更好地融入成人社會，反而令他們看透了世俗的虛偽與無意義，因而始終處于迷茫失落之中。”這種類似的生命體驗深深吸引了胡安焉，也前所未有地激發了他的創作欲望。2009年底，他開始在豆瓣小組發布自己模仿塞林格創作的短篇小說，很少收到回復。2010年，胡安焉了解到黑藍文學論壇，注冊賬號后，他一邊在論壇上閱讀彭劍斌等人的作品，一邊繼續借鑒模仿卡佛、理查德·耶茨寫小說。

“寫作成為了我精神上的一種依傍，當我遇到種種不如意或不順利的時候，當我感到失望、悲觀的時候，至少我在寫作，可以代表我曾經活過一次。”

胡安焉用寫作構筑純粹的理想世界，周慧則通過寫作來抵御庸常、單調以及綿延的下墜感。2014年，周慧辭去深圳一家公司人事行政經理的職位，從市區搬到東郊海邊的洞背村生活，那一年她四十歲。

再往前倒十年，周慧還是一名在深圳CBD上班的銷售，在國際商務大廈里做著基礎又無關緊要的工作，查資料、打電話、聯系客戶。她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每天騎著單車上班，因為害怕單車被偷走，她下班后都會扛著車上七樓。

在漫長而逼仄的城市生活里，工作的進展與資產的增長逐漸趨于停滯，也不再帶給周慧滿足與快樂，長期的閱讀與寫作習慣在她的心中編織出了一個全新的“小我”。起初，周慧讀賈平凹、蘇童和韓東，這些宏大的敘事從她的心中劃過，沒有留下太多的痕跡，“那些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才能寫出的東西”。

后來，她讀到伊塔洛·卡爾維諾、豪·路·博爾赫斯與王小波，發現原來寫作還有另一面：有人寫廣博與宏大，也有人可以只寫內心的縫隙。又過了幾年，她讀到安妮·艾爾諾、愛麗絲·門羅等女性作家，驚異于她們竟能寫得這樣好。

讀得越多，寫作的欲望也就越強烈。還在公司上班時，周慧開始嘗試寫一些長微博，并以此作為寫作訓練，盡管沒有讀者。搬到洞背村以后，她開始更系統地練習寫作，遠離繁華的城市與喧鬧的社交，寫作不僅是周慧的愛好，也成為了她的精神支柱。

鄉村生活遠比想象中寂寞，周慧沒有如人們預料的那樣過上田園牧歌般的日子，來到村里住了快十年也并不認識村民。在日復一日的庸常之中，寫作成為了拉住周慧的繩索。她用沉默的文字與生活面面相覷，反反復復地書寫窗外的霧、幾百米外的海、整片黑暗的天空和內心最不愿觸碰的秘密。

“我的愛好就是閱讀、寫作和健身，這三件事是我從世俗生活的種種形而下之中拔出來的三個錨點。”

周慧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作家。“深圳有一些文藝青年聚集地，但我那時候已經三十幾歲了，在文藝青年中有些格格不入，完全交不到可以一起探討文學的朋友。”

搬到洞背村以后，周慧認識了同樣生活在這里的詩人黃燦然。讀過她寫的文字后，黃燦然鼓勵她繼續寫下去，但傳統的文學出版圈離她仍然非常遙遠。

“我不認識這個圈子里的人，寫的東西又比較有個性。但后來我想，不做作家難道我就不寫了嗎？作家是一個身份，我不需要這個身份，也不需要外界的認可，我就是想寫好自己的文本。”

作家的身份對于陳慧來說，同樣不太重要。清晨8點，正是梁弄菜場最熱鬧的時候。陳慧推著她的雜貨小推車，在菜場口用余姚方言熟絡地和來買東西的人嘮幾句家常。也許是經年累月的吆喝叫賣，讓她的嗓音蒙上了一層“塵土”。路過魚販掛在橋頭的大魚，她匆忙地上前合影，要討一個“年年有余”的好兆頭。她笑得明媚爽朗，說自己現在算是菜市場的“團寵”。

如果不是幾米外架起的攝影機引來路人紛紛駐足，沒有人知道，這個看起來活絡又平實的小販，是一位已經出版了四本書的女作家。在梁弄的菜市場里，“女作家陳慧”的知名度遠不如日用百貨小販阿三。對于陳慧本人來說，寫作的位置要排在賺錢、睡午覺之后，“等我把所有事干完了，才會寫點東西”。

陳慧從2006年開始在菜市場里擺攤，賣琳瑯滿目的日用商品，剪刀、襪子、打火機、塑料繩、蒼蠅拍、熱水瓶塞……到了2010年，兒子去上幼兒園，每天下午的時間空閑出來，她花2600元買了一臺組裝的臺式電腦。出生在江蘇如皋的陳慧遠嫁到余姚，身邊朋友很少，和前夫、公婆缺少共同語言，既不打牌也不串門。對著這臺電腦，陳慧產生了寫點什么的想法。

她想到什么就在電腦上寫什么，有時是自己在菜市場里的所見所聞，有時是童年回憶，有時又是身邊的小貓小狗、花花草草。只要能讓自己高興的事情，她都愿意寫一寫。寫作的時間大多數是在下午，午覺后她獨自坐在房間寫到孩子放學回家；有時候凌晨睡不著覺，她也起床寫一會兒，等到4點再出門去擺攤。

“我當時的寫作沒有目的，我從來不去投稿，也很少告訴別人我在寫作，就自己寫一寫。”

獨自一人埋頭寫作的十余年里，互聯網為陳慧帶來了機會。身邊人知道她在寫作后，推薦她把作品發到余姚當地的文學論壇“舜江文苑”上，在這里，論壇版主沈春兒和當時的寧波市作協副主席謝志強關注到了陳慧的作品，她得以在《余姚日報》的文學副刊發表了一篇散文《莉莉的黑狗》。

類似的機緣也發生在胡安焉的生活中。2019年品駿快遞倒閉后，胡安焉沒有找到新工作，空閑時他回憶、整理過往的工作經歷，半年后在豆瓣上寫下了《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獲得了超萬贊、近5000收藏。一年后，胡安焉又在豆瓣上發表了《我在上海打工的回憶》，同樣引發了大眾的共鳴，也引起了許多圖書編輯的注意，后來出版了《我在北京送快遞》一書的浦睿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互聯網時代正在讓越來越多像陳慧、胡安焉這樣的非職業寫作者被大眾看見，有媒體和學者將這些游離于傳統文學體制之外的寫作者稱為“素人作家”。2014年，北京的皮村文學小組成立，一群藍領工友定期聚會討論文學，各自創作小說、散文、詩歌與非虛構文學。直到2017年，《我是范雨素》一文發布在“正午故事”微信公眾號上，讓人們開始關注這群以底層視角書寫生活的寫作者。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項靜在去年發表的一篇論文里提到，近十年來中國重要的門戶網站創辦了眾多非虛構寫作平臺，為大量素人作者提供了刊發機會，讓這些遠離出版界、文藝圈的作者“通過新媒體的方式與更廣大意義上的讀者相遇”。

在采訪中，項靜表示，新媒體的出現，拉近了圖書編輯與素人寫作者之間的距離。“一個普通的寫作者要到達出版這個終端是很困難的，但是很多出版社也在不斷地尋找新作者、尋找新的寫作題材。他們會在像豆瓣這樣的平臺上去挑選稿子，與寫作者的關系會更緊密。”

采訪結束后，我和胡安焉從咖啡廳步行前往圖書館。過去，他和妻子愛去的是圖書館的閱覽室，但由于位置太難搶，他們改去了自修室，這里四面都是玻璃墻，冬冷夏熱，不受大多數人的歡迎。

走在路上，胡安焉指著一輛公路車說：“這是細管的單車，現在越來越少見了，基本是復古車型才會有。”這是他的第14份工作，在上海一家自行車店做店員的經歷留下的“職業習慣”。在出版《我在北京送快遞》前，他做過19份工作，收入最高的是在品駿快遞，平均下來每月到手有7000元左右。

送快遞的幾年里，他“習慣了從純粹的經濟角度來看待問題，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時間”。胡安焉說，自己像所有人一樣不愿意經受貧窮，“如果有人給我50萬或者100萬，我愿意先把這個錢掙下來”，但或許正是物質上的長期拮據讓他更為迫切地渴望寫作，“經濟上得不到滿足的時候，人總是希望得到一些別的滿足”。

“寫作和送快遞不一樣，送快遞任何一個人送的結果都一樣，但是同樣的一件事，你和我可以寫出完全不同的感受。寫作是建立在個體的獨特性上的，而這種獨特性能夠證明你來過。”

對于十年不上班的周慧而言，拮據充斥在生活中的每一天。剛搬來洞背村時，她每月的房租是800元，將深圳市區的房子出租后，去掉月供和房租，還能剩下1100元，再交700元社保，留給周慧每月的生活費是400元。她找了一份兼職，為當 地一家餐館寫公眾號，每周更新一次，每月收入800元。

搬來村里沒多久后，村口建起了人大附中的深圳分校，原本800元的月租最高漲到了3000元。周慧停 了社保，請求房東降一些房租，但仍然入不敷出。她找朋友借了一大筆錢，投入基金中，血本無歸。最終，她選擇了將深圳市區的房子抵押出去，用貸款維持生活。

“我最終肯定會把房子賣掉，因為這個窟窿我不可能掙回來，除非我變成暢銷書作家。”說到這里，周慧忍不住哈哈大笑。

經濟拮據的日子里，周慧有時會去海里撈青口，運氣好的時候能撈上來幾十斤。黃燦然建議她多看多寫、保持貧窮，她在書里自嘲：“我唯獨保持了貧窮，并正在尋找使貧窮微不足道的事物。”

她想過未來可能會回到湖南農村的姐姐家生活，但她確信無論在哪里，自己還是會繼續寫作。“我唯一想做的事情是寫好東西，而不是生活無憂、每天躺著吃喝玩樂、出國旅游，這不是我的目的，我也掙不到那么多錢。”

這樣的生活讓許多素人寫作者脫離了精英視角，以個人獨特復雜的生活體驗為基礎進行寫作。周慧在書中誠實地表達著貧窮對自己的影響，形容自己“像是被某種滾筒離心力甩到這里的人，緊緊地扒在桶緣，不被甩得更遠更碎”。胡安焉在《我在北京送快遞》中詳細計算了自己需要每四分鐘派出一個快件才能賺到每月7000元的平均工資，為了節省時間他常常不吃午飯，為了減少上廁所的頻率，幾乎一早上不喝水。

《在菜場，在人間》一書里，陳慧在菜場擺攤的十余年里，打開自己的五感，用筆記錄了鄉鎮普通人不富裕但充滿生命力的生活。她寫每天在菜場里撿錢的阿瓜，“臉圓圓的，兩只腮幫子堆滿了肉”；寫獨身一人在菜場里賣蔬菜的有福嬤嬤，去世后人們發現她的床下放著攢下的一萬五千六百四十元；寫迷上了賭博的殺豬匠鄧久九，在牌桌上輸掉了原本安穩富足的生活。

“我從來沒有覺得出書有什么驕傲的。我是在苦難中寫作的，那時候過得很苦悶，好像一個人在隧道里走，看不到希望，在那種境況里寫下的文字，你覺得我會感到驕傲嗎？”

無論是胡安焉、周慧還是陳慧，在長期的文學閱讀和多年的自發寫作訓練下，他們所出版的第一本書中呈現的文字都不是稚嫩的。但必須承認的是，能夠獲得出版機會，一定程度上與作品中展現出的底層視角有分不開的關系，“快遞員寫作”“打工人”“菜場女作家”這樣的標簽在他們后來出版的作品中仍然是宣傳重點。浦睿文化的編輯普照曾在采訪中提到過，自己選擇出版胡安焉的書有商業上的考量，“這樣的書出版會很吃香”。

在項靜的研究中，她認為這與當下的時代情緒分不開。素人寫作者們自述的故事“打開了都市務工人員復雜豐富的生活圈層，觸及了專業寫作者忽略或無法觸及的獨特經驗和感受”，溢出了傳統文學的邊界。而對如今的讀者而言，大多數人不再期待跨越階層，“打工人”“牛馬”這樣的詞成為了職場人的自嘲，在閱讀時便會更加容易共情小人物的生活。

“我跟周慧聊過一次天，她說的一句話很有意思。‘向上的路是很困難的，如果有一條向下的通道，人們則會很容易獲得一種自我安撫。’在當下充滿內卷的社會里，像周慧這樣的寫作肯定會給讀者帶來一種安慰。”

《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獲得大量關注后，胡安焉接到了一些出版社的邀約。在與浦睿文化簽約前，曾有一家出版社聯系他出版短篇小說集，但最終不了了之。因此胡安焉格外珍惜《我在北京送快遞》的出版機會，“我很怕失去這個機會，非常嚴陣以待”。

對于遠離出版界、文藝圈的寫作者來說，第一本書出版以后，如何繼續自己的寫作，才是面臨的更嚴峻挑戰。以最早成名的范雨素和陳年喜為例，他們都或多或少遭遇了創作與出版的困難。由于詩歌的稿費較低，陳年喜近年來的寫作聚焦于非虛構創作，今年出版了散文集《峽河西流去》，但影響力大不如之前的詩歌集《微塵》《炸裂志》。

范雨素沒有選擇繼續創作非虛構文學，轉而寫了本長篇科幻小說《久別重逢》。2018年將書稿交給出版社后，編輯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但她不知道應該如何修改。不難想象，出版社希望得到的是一本基于《我是范雨素》而寫成的非虛構創作，這在宣傳時更容易貼標簽。經過五年的曲折，在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員張慧瑜的幫助下，這本長篇自傳體科幻小說才最終面世。

陳慧至今出版了四本書，銷量最好的仍然是和“菜場女作家”這個標簽緊密相連的《在菜場，在人間》。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遞》印量超過了13萬冊，但今年出版的兩本書連它的零頭都比不上。

項靜認為這樣的現象非常正常：“失去‘送快遞’這個標簽后，大家還會對一個文學青年的個人生活感興趣嗎，我個人認為是打問號的。”

胡安焉并不認同“素人作家”這個標簽，在他看來，自己早在成名之前就有過脫產寫作的經歷，學歷上讀過夜大，而在他看來，寫作與是否科班出身關系不大，“中文系不教你寫作，也不培養寫作者”。

不過，他也理解這個標簽的存在，在文學逐漸變得邊緣化的今天，“素人作家”的噱頭或許可以引起一定的關注，讓大家回到文學里來。“我個人經常糾正這樣的說法，但糾正多了很矯情，別人也是出于善意。”

2021年，胡安焉和妻子從北京搬回她的家鄉成都生活。《我在北京送快遞》的出版為他帶來了一筆相對可觀的收入，他不再需要繼續做快遞員。吃完午飯后，兩人騎共享單車去離家兩公里的青羊區圖書館閱讀、寫作。上海自行車店的工作讓胡安焉對騎行一直保持著興趣，溫度適合的周末，他會去天府綠道騎行，最遠的一次騎了八十多公里。

“現在的生活很舒服，哪怕在2019年，我都不敢想象自己能過上現在這樣的生活，不用去上班，也不用為經濟問題太擔心。”

去年春天，陳慧騎著自己的鈴木125摩托車，和當地的兩位蜂農一起出發，從浙江去幾千公里外的遼寧“追花”。2021年底，她突然腰痛起不來床，整整躺了十天。病好一些后，陳慧陷入了一種煩躁的狀態，覺得過夠了每天在家和菜市場之間的生活，“想出去走走換個環境”。受到新冠的影響，追花之旅延后了一年。

她喜歡美食，到東臺吃魚湯面，到徂徠山吃土豆包子，最讓她喜歡的是山東的大集，能一次性吃到火燒、油餅、蘿卜丸子……

到了遼寧瓦房店，陳慧獨自出門散步，在空曠的北方田野上，她看到一片片玉米地和干枯的梨樹枝，“梨樹消亡，玉米生長，唯土地永恒”。與自然緊密接觸的四個多月里，陳慧內心的郁結消散了許多。

回到梁弄后，有人嚼舌根，說陳慧這幾個月跟著養蜂的男人私奔了。“離婚七年我自己沒嫁人，但我在別人嘴里已經嫁了好幾次了。”

陳慧不把作家當作是多么崇高的職業，也無意書寫女性覺醒與出走的故事，“我的獨立都是被逼的”，她在采訪中反復強調。騎行結束后，她回到了梁弄的菜市場，繼續擺攤。有一些文學愛好者聽說了她的故事，特地從外地趕來菜市場里和她討論文學、詢問成功出版的經驗。陳慧覺得跟這種人話不投機，敷衍幾句便把他們打發走了。

“我覺得對于普通人來說，生活是最重要的，一個普通人賺錢不容易，自掏腰包花幾萬塊錢出書干嘛呢？我們賣書賣幾千冊，能有多少版稅，如果我不繼續擺攤，我和兒子不要吃飯了？還要交養老保險、給兒子生活費，怎么能躺在籠子里做文學夢？”

采訪周慧那天，她正在寫周末的活動演講稿。早上起床后在B站上看一會兒貓貓狗狗的視頻，打開文檔寫兩行，覺得不滿意再刪掉，又去看了一會兒關于健康知識的視頻，一直拖到晚上12點以后才開始正式寫作。

周慧坦誠地告訴我們，雖然經濟不寬裕，她也沒有太多關于金錢的焦慮，但閱讀與寫作都推進不下去時，她會產生自我價值感的焦慮。“我不上班，也沒有其他事情干，如果這個東西不好好做的話，會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出版了三本非虛構創作后，胡安焉開始寫自己的第一本長篇小說。他還記得2010年剛開始寫作時，自己常常會因為寫不出來而失眠、吃不下飯。最近，新的長篇小說寫作進入了瓶頸期，遲遲沒有推進，但他卻沒有了當年的緊張感。“我的出版經歷已經超出了自己的預期，我也想讓自己重新緊張起來，但可能做不到”。

“我不覺得已經出的三本書有多高的價值，但如果到最后我都寫不出讓自己滿意的、認可的作品的話，我覺得也能接受。”走出圖書館時已是傍晚，胡安焉接到了妻子，兩人一起步行回家，身影很快消失在人流中。

監制 譚浩

人像攝影 三水Hir（陳慧）、

劉知著（胡安焉）、

胡境森（周慧）

采訪、撰文 Echo

編輯 CATHERINE、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