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先后飾演過腫瘤患者、草根逆襲的華強北打工仔后，易烊千璽身上很長一段時間內停留著一種樸實、倔強、堅韌的勁兒。那張清瘦、氣質內斂的苦相臉，結合土氣樸實的裝扮，為這個曾經的流量之子，注入了某種渴望轉型且立志探索苦難人生的信念。

因此，當他以一個腦癱患者形象出現在2025年元旦檔《小小的我》里，觀眾難免預設一個堅韌不拔的底層小人物形象。

但這一次，易烊千璽飾演的劉春和，不是那樣的人。他是弱者，但并不弱。他有才華，有情欲，不渴望同情和憐憫，只渴望被當成一個“人”。

易烊千璽飾演的劉春和

劉春和不是《奇跡》里的景浩，不是生活重壓下發憤圖強的小草，而是愿意欣賞生活過程、懂得照顧自身的苔花。

作為全片的關鍵意象，詩人袁枚筆下的苔花，外化在《小小的我》主角劉春和身上。他的傲氣與從容，本質上是一個普通人緊緊攥住的基本自尊與生命意志。

殘疾人是“普通人”，是“正常人”。因為世界對人的評價維度，不應只有身體機能和社會化程度。他們有自己的人生規劃，有理想和欲望，自己獨特的與世界相處的方式。

這是《小小的我》最大的后勁所在。它沒有講述一個底層弱勢群體堅韌和不屈的煽情故事，沒有陷入那種渺小生命的偉大意志式的勵志敘事，而是試圖描摹“他們本來如何”。

以至于，在看完電影后，觀眾會發現，向來作為社會弱勢者的殘疾人，在影片中竟擁有了甚至強過許多正常人的生命力。

《小小的我》劇照

如今，拍攝一部刻畫弱勢群體的電影，極其容易面臨一種質疑：能否真正站在弱勢群體的視角。有錢人拍底層生活，男性拍女性，都難以避開視角的爭議。

而《小小的我》至少做到了“平視”。平視一個腦癱患者原本擁有什么樣的生活，以及他們希望怎樣去生活。相較于仰視和俯視，平視在敘述手法上更難以傳遞強烈的感情，卻更容易拓開一種真正的“人如何存在”的反思空間。

搖晃的苔花

湖北腦癱女詩人余秀華最初為世界所知時，伴隨著一個形容詞——“搖搖晃晃”。這來自導演范儉以她為主角拍攝的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生》。海報和電影鏡頭里，余秀華獨自走在家鄉田野上，身形仄歪、搖晃，但步履堅定，頭也不回。

大部分腦癱患者，都不得不“搖搖晃晃”。

作為一種神經系統疾病，腦癱往往伴隨著肢體運動障礙和語言障礙。對他們來說，日常生活是一場巨大的冒險。每一件小事都可能成為他們需要費力跨過的難關，用筷子、寫字、打字、倒水，都需要與軀體做對抗。

大部分腦癱患者，都不得不“搖搖晃晃”，圖為《小小的我》截圖

《小小的我》里，出生八個月后就罹患腦癱的主角劉春和，在二十歲這年終于參加完高考。這年夏天，他給自己報名了一個輔導班的老師應聘試講。

劉春和搖搖晃晃地走上講臺，站定，座下的孩子們窸窸窣窣地發出了驚訝或嘲笑的笑聲。

劉春和沒有理會。他緩慢地打開PPT，上面是他今天要講的詩詞，清代詩人袁枚的《苔》。

“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边@首詩是全片的題眼。苔蘚生長在陽光照不到的陰暗潮濕之處，卻依然擁有獨屬于自己的青春，哪怕渺小如米粒，也能像牡丹一樣傲然綻放。

劉春和

劉春和在引用袁枚那首詩時，特地將它與劉禹錫、白居易等詩人筆下的苔區分開來。后兩者的詩句里，苔花是渺小、平凡而堅韌的存在，是他物的點綴，但在袁枚筆下，苔就是主體，世界唯有她，她就是全世界。

在劉春和身上，這份主體性主要以欲望方式呈現。

一種被當作正常人，也作為正常人一樣生活的欲望。

劉春和有一本專門寫詩的筆記本

他不像很多故事里描述的那種，因為自身缺陷，就自視應該避免出現在公共場合，應當減少給他人帶去的麻煩。

他去補習班和咖啡廳應聘，被前者拒絕之后，他一字一字寫下簡歷，再次投送郵件。為了讓咖啡廳招聘自己當服務生，他一邊走一邊大聲報菜名，渴望證明自己記憶力良好、能夠完成基本的日?；顒?。他只是慢一點。

劉春和總是渴望擁有更多，融入更多。這不僅是對被認可的欲望，更是希望充實自我生命價值的欲求。

就像導演楊荔鈉在采訪里說的，“他們不是社會進程中主要的競爭者、成功者，但他們從來沒有放慢自己的腳步，一直在有限的范疇內實現自我價值的最大化。社會需要這樣的踐行者、參與者?！?/p>

劉春和在咖啡廳里報菜名

另一個體現主體性的方式，是劉春和對女孩雅雅的情欲。

其實劉春和與雅雅并沒有多么密切和深入的相處。幾次邂逅，幾次近距離的接觸，雅雅渾身洋溢的熱情和生命力讓他深受觸動，也或許是相較于其他同齡人，他接觸的異性更少。繼而，他經歷了一次遺精。

兩人在房間里私會，氣氛像正常年輕男女一樣曖昧起來。劉春和擁抱了雅雅，告訴她，“我是一個正常的有需求的二十歲男性?！?/p>

對一個殘疾人來說，欲望就像馬斯洛需求金字塔頂端一樣，似乎是不該奢求的，甚至是可恥的。用劉春和的臺詞來說，“很多人以為我們只需要滿足吃喝拉撒就行了”。與其說這是一種誤解，毋寧說，大部分人從來沒有真正平視過他們。

半身癱瘓的作家史鐵生在《病隙碎筆》里說道：“殘疾人的愛情所以遭受世俗的冷嘲，最沉重的一個原因，是性功能障礙。這是一個最公開的懷疑——所有人都在心里問：他們行嗎？同時又是最隱秘的判決——無需任何聽證與申辯，結論已經有了：他們不行。這公開和隱秘，不約而同都表現為無言，或苦笑與哀憐，而這正是最堅固的壁壘、最絕望的囚禁！殘疾人于是乎很像卡夫卡筆下的一種人物，又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里的哭魂?！?/p>

《小小的我》截圖

作為一種生理欲望，對性的欲望更多是一種內部發出的機能，對應著身體外部呈現出來的更顯性、日常的機能。

雖然外部生理條件殘缺，但劉春和內在的生理機制是完整的，甚至是健康的。他不僅有性欲，也有無數文學的浪漫的幻想。他喜歡讀書，因為“當活動不方便，看書就簡單了”。

這些啟自生命本身的力量感和呼吸感，讓這個人變得完整了起來，讓人們能從他的內部出發，看見他眼中的世界。

一種陣痛

劉春和身上另一處主動性的體現，是他絕不肯聽從母親的安排，復讀、念離家近的學校。

他堅持要用現有的高考成績報考師范大學，要去補習班和咖啡廳找兼職。他要主導自己的人生。

一次爭吵中，蔣勤勤飾演的母親陳露忍不住對堅持要上師范的兒子爆發：“你這樣子人家怎么會招你？”

劉春和想要去師范大學讀書，還想要去補習班做兼職

劉春和瞬間崩潰了。在大部分時候對母親的沉默和接納之后，他終于忍不住爆發：“我就像一只被關在動物園里的大猩猩，只為了滿足你作為飼養者的虛榮心。”他的語速很慢，但憤怒很足。

劉春和對自我主體性的確立，大多來自于內在的生命力和渴望。因此，外部世界的諸種態度，并不能影響他建立自我?？杉彝炔康牟焕斫夂筒徽暎瑫苯訌膬仍趽艨逅男判摹?/p>

曾拍出《媽媽！》的導演楊荔鈉，在《小小的我》里，同樣描摹了那種復雜的母女關系。而這份代際關系，也可以說是電影著力呈現的情感的“殘疾”。對應著主人公身體上的殘疾，都持續著經年累月的隱秘的疼痛。

陳露和劉春和

相較于母親陳露，陪伴劉春和更多的親人是外婆（林曉杰飾）。這個樂觀開朗的老太婆與其他人都不一樣，完全不把劉春和當作殘疾人，而是會滿懷激情地鼓勵他去補習班試講，去打鼓，去咖啡店應聘，并在第一時間捧場喝彩。她也會幫劉春和一起向女兒隱瞞他沒有在復習的事實，支持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外婆對外孫的這種愛與支持，更像是彌補當年她自己做母親時的缺席。陳露剛出生的時候，她并未盡到合格的陪伴和照顧義務。

這也導致陳露長大后不懂得如何做一個母親，對待腦癱的兒子，她始終存在著一種冷淡的掌控欲。這種掌控欲更接近于中國式父親的那種生硬和粗暴的大家長。

她督促兒子復讀備考，不允許兒子談戀愛，每天打視頻監督學習。她其實并不關心劉春和的想法和內心世界，只是強硬地履行著一個無奈的母親的義務。

陳露

陳露的無奈，還體現在瞞著兒子生下了一個女兒。她不知如何表達內心對大兒子的隱痛和愧疚，只能寄希望于“再當一次母親”。

站在局外人視角看，這無疑是一種逃避行為。當然，這也傷害到了劉春和。被動得知自己有了一個妹妹、被帶到醫院探望，整個被動的過程中，他難免感到自己被母親防備和推開。在嬰兒車面前，為了防止他不小心傷害到孩子，陳露的確在情急之下推了一把劉春和。

在與腦癱的兒子、不太熟的母親漫長的相處過程中，陳露也許失去了對親情本身的體察。她不自知，自己對母親的怨恨和不滿，其實已經悄悄轉移到了兒子身上。

劉春和有個習慣，那就是在感到失落的時候將自己裝進行李箱里，拉上拉鏈，將自己與外部世界隔離起來。

劉春和有個習慣，就是在感到失落的時候將自己裝進行李箱里

一次，他將自己放進行李箱里，母親和父親發現劉春和不在家。但他們第一時間想到的不是尋找孩子，而是“他（行動不便）能跑到哪兒去？”然后開始討論和設想，如果沒有這個腦癱兒子，這個家的日子會不會好過一些。

令人失望和心痛的是，對兒子的心理漠視，恰恰是因為劉春和的生理缺陷。他們將劉春和視為一個終身需要人照顧的嬰孩，不相信也不允許他能張開翅膀，飛出身體的牢籠。

劉春和雖然已經成年，但二十歲的他依然渴望母愛，渴望親情。他親手做了糖果，帶回家給剛生產完的母親吃。卻被告知，母親的血糖還沒恢復，不能吃糖。

連日來被拋棄的感覺如潰堤般由細到大爆發，他開始一口一口地往嘴里塞糖，到最后包裝紙都不撕，直至塞到不能自已。

《小小的我》截圖

這是一種對無聲的宣泄，他用對自己而言并不順暢的咀嚼和吞咽，無言地咽下那些委屈和憤怒。

不過，在疼痛和委屈都爆發出來后，緊隨其后的是“和解”。

陳露來同劉春和談心，表白他在自己心中的重要性。這位母親一反電影前半截的緊繃和愁緒，流露出后知后覺的母愛。故事最后，外婆也向劉春和偷偷講述了自己年輕時為了保護陳露肩膀被砍傷的故事，她不打算將這事兒告訴女兒。

總是不被表達出來的中式親情，就像這部片本身幾乎唯一的短板一樣，在拋出真正的問題后，并未試圖尋找答案，哪怕給予一條線路的指引，也沒有。

未能回答的

電影最后，劉春和收到了師范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從雜物里艱難找到快遞、吃力地拆掉紙袋，取出紅色通知書的那一刻，一個并不明顯的勵志故事又誕生了。

一紙通知書，意味著自己的決定得到世界支持，意味著他的未來可以由自己做主。劉春和成功完成了對母親的反叛，以及對自暴自棄、消失的念頭的反叛。

他叫來外婆，祖孫倆擁抱慶賀。外婆手舞足蹈地喊著“劉老師”。那一幕撲面而來的喜悅，與一個普通家庭收到錄取通知書的喜悅別無二致。一個少年實現了他短期內的夢想，未來前途無量。

可這一收尾，更像是為一個童話故事畫上了句號。

外婆和劉春和

嚴格來說，它依然在冷靜的白描過后，為觀眾端上來了一碗雞湯。只是這碗雞湯偽裝成了糖水，只令人感到甜蜜，而忘了其油性和滋補的那部分。

這是《小小的我》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它輕柔地觸探了一個群體真實的生活狀態和他們的內心世界，卻未能從里走向外。

電影對于劉春和所經歷的外部處境的刻畫，停留在個體的偏見構筑的微觀環境?？Х鹊陠T招收劉春和，是為了門店的公益形象，以及招收殘疾人員工能減免稅收。

對于這些，劉春和都知道，都習以為常，且坦然接受。

因此，當周雨彤飾演的雅雅作為外部少見的能平視他的人，闖入劉春和的世界里。他感受到的震顫，反而是極少體會到的、撼動心靈的新鮮感。

周雨彤飾演的雅雅

這個邏輯最終會通往的等式是：如果“劉春和們”的人生每一步都離不開他人的偶然的激情或善意，那這個世界必然不會是他們將來要經歷的真實世界。

劉春和必然知曉這一點，那么，在未來離開家后，離開最親的外婆、母親之后，他是否還能擁有足夠的能力和勇氣，去面對生活提出的更廣闊未知的考驗？

在電影里，劉春和大概率能。

但在現實世界，“劉春和”們的未來，仍是更大公約的未知數。

就在12月前不久，一名腦癱女孩在社交平臺分享自己的備孕經歷，招致網友質疑不負責任。即便聲稱“做好自己就夠行”，但腦癱患者在社會上的真實處境，仍然受困于客觀的能力和社會支持。

就像電影里的劉春和與雅雅，雅雅最終選擇與劉春和告別，這是常情。作為一名女性觀眾，在觀影時也難免代入一種疑惑：她對他釋放善意是合情理的，但愛情不是這么一回事。

兩人適可而止的關系，是對更深層次生存難題的一種避重就輕。

《小小的我》劇照

故事最后，編劇仍然用柔和的語法，許給了主人公們一個敞亮的未來。就像《奇跡·笨小孩》里創業成功，走上人生巔峰的農民工景浩。也像《雄獅少年》最后被贖回的拳館和邪不壓正的腳注。

那些賺取過人們眼淚的主人公，最后也被編劇借用觀眾的激情一同送入了陽光大道。

可我們需要知道，即便正視了他們的欲望和力量，也不能因此忽視他們客觀存在的掣肘?，F實中，失敗的景浩和阿娟比比皆是，沒能考上大學的劉春和也是多數。

他們的未來要如何度過？如果他們選擇了像劉春和母親計劃的那樣，被保護的、居于社會邊緣的一生，他們是否還可以擁有生命的尊嚴？

劉春和在片末的一次演講里，將“他們這樣的人”比作社會的短木板。一個社會發展的天花板，反而是由對待短板的態度來決定的?？扇绻凑账谄谐尸F的，僅僅是“被當作一個正常人”來對待，遠遠不夠。更尖銳、長遠的關于生存的討論失聲了。

《小小的我》劇照

不過，如果用導演楊荔鈉在采訪里的解釋，“他們（腦癱群體）不是社會進程中主要的競爭者、成功者，但他們從來沒有放慢自己的腳步，一直在有限的范疇內實現自我價值的最大化。社會需要這樣的踐行者、參與者。”

那么，此片的主旨，或許就留在殘疾人群體的自我主體性和社會參與的渴望層面，這也的確是文藝片的常見落點，關于人本身。

在這個習慣用故事去嵌套人，而非用人推動故事的國產片市場，《小小的我》至少是可貴的。

文中配圖部分來源于網絡

作者 | 南風窗記者永舟

編輯 | 吳擎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