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滅亡后，很多人對崇禎深表同情，并說他非亡國之君，都是大臣誤他；其實不然，大明朝后期的徹底崩盤和崇禎皇帝的一系列騷操作有著極大的關聯：

鏟除閹黨后的失衡棋局

崇禎帝朱由檢即位之初，以雷厲風行之勢鏟除了魏忠賢及其閹黨勢力，彼時朝野上下一片歡呼，眾人皆贊新帝果敢有為，期盼著大明能就此扭轉乾坤，重回盛世軌道。

魏忠賢當權時，雖惡名昭著、黨同伐異，可在一定程度上也對東林黨形成制衡。

崇禎帝扳倒魏忠賢后，未曾深謀遠慮如何重構朝堂權力架構。閹黨覆滅，東林黨瞬間失去掣肘，勢力如脫韁野馬般迅速膨脹。他們打著 “不與民爭利” 的幌子，力主廢除魏忠賢時期的諸多賦稅政策，尤其是江南工商稅、海稅等被相繼取消。這直接導致朝廷財政收入銳減，本就因連年戰事、災荒而吃緊的國庫愈發空虛。

錯信文官，自毀長城

（一）袁崇煥之死

在崇禎帝諸多令人扼腕的決策中，錯殺袁崇煥無疑是其中極具災難性的一步。崇禎帝性格多疑，對邊關大將手握重兵本就心存忌憚。皇太極瞅準這一弱點，精心策劃了一場反間計。他故意讓被俘的明朝太監聽到后金將領 “閑聊”，暗示袁崇煥與后金有密約，隨后又將太監放回。崇禎帝聽聞太監密報，又聯想到袁崇煥此前擅殺毛文龍、私自與后金議和等行徑，怒火中燒，猜忌之心頓起。在未經詳實調查、未給袁崇煥充分辯解機會的情況下，便將其下獄問罪，最終處以凌遲極刑。

袁崇煥一死，明朝北方的抗清防線瞬間崩塌。關寧鐵騎失去統帥，軍心渙散；邊軍將領人人自危，生怕步袁崇煥后塵，作戰時畏首畏尾。后金則趁勢步步緊逼，此后多次突破長城防線，大肆劫掠關內，明朝的國防壓力陡然劇增，陷入了被動挨打的艱難困境。

當然袁崇煥也有他個人的毛病和缺陷，比如愛吹牛逼，擅權，但是至少在當時他還是可用之人，殺之且凌遲有點過了。

（二）孫傳庭的悲劇

孫傳庭，這位明末的能臣良將，同樣為崇禎帝的剛愎自用所累，落得個悲慘結局。

崇禎十六年，李自成的起義軍已成燎原之勢，崇禎帝驚慌失措之下，又想起了孫傳庭，強令他率拼湊而成的軍隊出關迎戰。最終，在柿園之役、潼關之戰等一系列戰役中，孫傳庭的軍隊因寡不敵眾、后勤不濟而慘敗，他本人也戰死沙場。孫傳庭一死，明朝再無可以制衡李自成的軍事力量，明朝的滅亡鐘聲已然敲響。

優柔寡斷，錯失良機

（一）南遷之議的流產

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的大順軍勢如破竹，一路向北京逼近，大明王朝的統治岌岌可危。值此生死存亡關頭，南遷之議被擺上了桌面。南京，作為明朝的留都，有著完備的行政體系，且江南地區富庶繁華，物力、人力充足，是理想的避難與東山再起之地。

崇禎帝并非未曾心動，他深知形勢危急，南遷或許能為大明保留一線生機。然而，當他在朝堂之上提出南遷的想法時，卻陷入了群臣的沉默與推諉漩渦之中。

崇禎帝瞻前顧后，既想南遷保命，又不愿主動承擔放棄北京的責任，期望大臣們能齊聲贊同，為他撐起一把 “遮羞傘”。最終，李自成的大軍兵臨城下，崇禎帝被困紫禁城，錯失了這一可能扭轉乾坤的機會，只能坐以待斃。

（二）和談的夭折

其實，后金方面皇太極出于自身戰略考量，曾多次向明朝拋出和談的橄欖枝。如天啟七年，皇太極派使者前來吊唁天啟帝時，便委婉表達了和談意愿；崇禎十年，兵部尚書楊嗣昌提出 “四正六隅、十面張網” 圍剿農民軍計劃時，亦主張與清和談，以換取喘息之機，集中力量平定內亂，彼時崇禎帝也曾短暫心動。

然而，崇禎帝更是害怕被扣上 “賣國” 的帽子，遭后世唾棄。陳新甲遵照旨意，暗中與后金使者往來磋商，眼看和談即將達成初步協議。卻不想，陳新甲的家童誤將和談密函當作普通塘報傳抄出去，消息瞬間傳遍朝野。群臣嘩然，紛紛彈劾陳新甲，要求嚴懲。崇禎帝為了撇清關系，避免自己遭受罵名，竟將陳新甲下獄問罪，最終斬殺，致使和談徹底夭折，明朝也因此失去了緩解外患、集中精力解決內憂的最后機會，在覆滅的深淵中越陷越深。

財政 “昏招”，動搖根基

崇禎二年，刑科給事中劉懋上書，痛陳驛站積弊，稱驛遞用于公務者僅占十分之二，用于私事者高達十分之八，提議裁撤驛站以節省開支，將省下的驛卒薪俸用于遼東戰事。崇禎帝聞之眼前一亮，當即準奏，任命劉懋專門負責驛站整頓事務，大力推行裁驛之舉。

這一決策看似精明，短期內朝廷確有斬獲，據記載，各省共節銀六十八萬余兩。但崇禎帝與劉懋卻忽視了深層次隱患，驛站系統猶如一張龐大的就業網，維系著無數底層民眾生計，尤其在災荒頻發的明末，驛站工作是許多貧苦家庭的救命稻草。裁撤令下，全國數萬名驛卒瞬間失業，其中就有來自陜西米脂的李自成。

為節省六十八萬兩銀子，卻引發了動搖國本的連鎖反應，崇禎帝裁驛之舉，無疑是拆東墻補西墻的短視行為，親手為大明王朝的覆滅埋下了重磅炸彈，讓本就搖搖欲墜的江山在農民起義的烽火中加速沉淪。

性格缺陷，君臣離心

崇禎帝朱由檢性格多疑且剛愎自用，這一性格特質猶如一顆毒瘤，在大明王朝的政治肌體中迅速擴散，致使君臣關系急劇惡化，成為明朝覆滅的重要推手。

在位十七年，他頻繁更換閣部臣僚，先后任免五十多位內閣大學士，刑部尚書亦更迭十七次之多。如此行徑，令朝中大臣人人自危，為求自保，紛紛選擇明哲保身，不敢再直言進諫、放手施為。

崇禎的刻薄寡恩更是寒了臣子之心。

在崇禎末年，李自成大軍逼近北京，朝廷財政枯竭，軍餉無以為繼。崇禎無奈向大臣們募捐，期望他們能為國解囊。然而，大臣們深知崇禎的多疑與刻薄，害怕捐款后惹來殺身之禍，或被崇禎惦記上，紛紛哭窮，不肯出力。

崇禎帝的性格缺陷，破壞了朝廷內部的凝聚力，讓臣子與皇帝離心離德，政令不通，決策難以有效執行。

所以別再說他什么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了，他不是不想跑，不是不想媾和，只不過機會錯失了罷了！也別提什么諸臣誤他了，反而是他坑死了一大批的忠臣良將。